西方戏剧改编的“本土化”<br/>——评实验豫剧《朱丽小姐》

西方戏剧改编的“本土化”
——评实验豫剧《朱丽小姐》

2016-08-15袁青

戏剧之家 2016年15期

关键词：朱丽中国戏曲豫剧

袁青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西方戏剧改编的“本土化”
——评实验豫剧《朱丽小姐》

袁青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经典作品移植、改编是创作者的再创造，是将不同文化作品进行本土化的融合。实验豫剧《朱丽小姐》改编自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同名戏剧。西方戏剧改编为河南豫剧形式并呈现在舞台上，要进行“本土化”的再创造，即“中国化”的故事情节、“戏曲化”的美学特征和“地方化”的豫剧特色。我国从20世纪开始对西方戏剧改编为戏曲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实验，笔者以实验豫剧《朱丽小姐》为例，浅谈西方戏剧改编的“本土化”。

实验豫剧；《朱丽小姐》；戏剧改编；“本土化”

西方戏剧移植为戏曲，可以追溯到20世纪，移植、改编为戏曲时要进行“本土化”的再创造。以《朱丽小姐》为例，西方戏剧改编为中国戏曲时，要从戏剧改编的“中国化”“戏曲化”“地方化”三方面进行论述。实验豫剧《朱丽小姐》借用原著的故事内容与戏剧结构，在此基础上虚构时代背景和人物，改编为以中国为基础的故事与人物，以地方戏曲的形式进行展演，使该剧既有中国文化意韵，也有西方戏剧的神韵。

一、故事情节演绎上的“中国化”

西方戏剧以中国戏曲的形式演绎，故事情节上要进行“中国化”的改编，即将外国文化背景下的故事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模式进行加工改造，以适合中国观众的观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实验豫剧《朱丽小姐》借用原著的故事内容，在戏剧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的改编。

（一）故事内容上的“中国化”

戏曲是舞台艺术，是诉诸于观众视觉与听觉的艺术。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了“立头脑”“减头绪”的主张，主张删去那些与情节关系不大的情节和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人物。

斯特林堡在戏剧《朱丽小姐》中讲述道：“朱丽性格怪僻，未婚夫忍无可忍，婚约告吹。仲夏夜，和让跳舞，让对朱丽艳羡已久，乘机求爱。朱丽便顺从地委身于让，并合谋私奔。这时门铃大响，她的父亲伯爵大人回来了。她不想自己和父亲身败名裂，让递给她一把剃刀，让她自杀，朱丽持刀开门走了出去。”在改编为戏曲时，编剧孙惠柱和费春放借用了原著的框架和结构，在故事内容和情景上贴近中国的现实生活，节日选择和故事情节的设计贴近中国大众。

首先是剧中人物姓名的改编，该剧有三位主要演员，剧中人物的姓名要符合中国的姓氏原则，在此基础上，除主人公朱丽外，对其他两位演员的名字进行了改编，厨娘的名字由克里斯蒂改为桂思娣，仆人让的名字改为项强。其次，原著故事发生在仲夏夜节，为消除观众的陌生感，该剧中的节日改为元宵佳节。最后，该剧沿用原著的故事情节，含蓄地处理了一些戏剧情节，例如：原著中是朱丽的未婚夫对其忍无可忍，使婚事告吹，在该剧中是朱丽“休”了未婚夫；原著中朱丽强迫项强换衣服，改成了项强早已准备好了私奔的衣服，主动换衣服等。在改编的过程中，故事内容更加细化，删繁就简，符合中国传统戏曲剧本的美学要求。

（二）悲剧情节设置的“中国化”

戏剧冲突是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悲剧冲突在中西方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戏剧中，悲剧冲突可以说是挣扎的冲突，中国戏曲的悲剧冲突则是批判的冲突。①中国讲究含蓄之美，因此，在悲剧情节的设置上也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

中国戏曲的悲剧讲究“大团圆”的结局，情节布局是拉伸型，情节上是苦乐相交和悲剧喜演。实验豫剧《朱丽小姐》在情节设计上，去除了仆人对小姐评价的对话，消除了观众先入为主的观念，悲剧情节在结合原著的基础上，贴近于中国的观众。原著中朱丽死于自杀，表现了自身的懦弱；在豫剧中，主人公朱丽经历了从悲到喜再到悲的过程，在朱丽感到高兴、欢喜时奠定了悲剧基调，该剧在情节的呈现上不是苦尽甘来的线性拉伸，而是一种结果导向，朱丽的结局是从她和项强在一起时就注定的。戏曲讲究“大团圆”的结局，该剧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朱丽的生死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开放式的结尾更贴近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

二、中西表现风格上的“戏曲化”

西方戏剧改编为中国戏曲，外国题材披上戏曲外衣。外国戏剧要用戏曲唱腔来演唱，将原著语言改造成戏曲语言，还要为人物选择适当的角色行当，设计符合人物心理的程式动作，使其具有中国戏曲特色。中国戏曲讲究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演员通过程式化的动作来满足剧情需要。因此，西方戏剧搬演到中国戏曲舞台上，要编演出适合该剧的程式化舞蹈动作。

首先，西方戏剧讲究声台坐表，戏曲艺术讲究演员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多种技艺的结合，以此来塑造人物、推动剧情的发展。程式化是戏曲艺术的三大特征之一，中国戏曲讲究程式。因此，导演王邵军根据戏剧情境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戏曲程式动作，在该剧中挖掘、创造、编演了八段舞蹈：“大头娃娃群体舞”“群体狮子舞”“思春舞”“亲袖袜舞”“双人狮子舞”“靴子舞”“脱靴舞”“围剿舞”等，这些程式的舞蹈动作融入西方的节庆及表达人物情感的动作中，使之符合中国观众的心理逻辑和审美习惯。

其次，西方戏剧中的固定时空以“三一律”为代表。舞台是收缩型的，截取生活的一个侧面，凝缩到舞台上加以敷演，把时间压缩到最短的一瞬。该剧遵循了西方戏剧“三一律”的规律（一个事件、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即故事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转型时期，离城不远处的一个乡村，讲述了贵族小姐朱丽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盖叫天说：“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奥妙就在于：演员通过身段，不但能够把神情表现出来，还能把景物表现出来。所以艺人身上就有布景。”②该剧遵循戏曲“太一”舞台的规律，布景在演员身上；在舞美设计上，遵循中国戏曲空灵写意、以虚表实的美学精神。该剧在营造空灵写意的戏曲舞台时采用“一桌二椅”的布景，演员的表演围绕其展开，拓展、延伸了戏剧功能。如朱丽小姐的“思春舞”围绕“一桌二椅”展开，虚拟了其他的布景道具，朱丽的表演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空虚寂寞的女性形象。

最后，“大头娃娃”是中国民间艺术一种独具特色的形式，主要用来表现节庆的喜气。该剧在元宵佳节以“大头娃娃舞”开场，将民间舞蹈与规定情景有机结合。该剧的“两人调情”这一场中，以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为支点，将民间艺术狮子舞与戏曲滚扑翻跃的程式技巧交揉融合，创作了表现朱丽、项强暧昧调情的“亲袖袜舞”和热烈性感的“双人狮子舞”，使戏曲的程式技巧与芭蕾舞舒展、抒情的动作特点以及民间狮子舞交映成趣的表现有机结合，丰富了戏曲的综合性。

该剧除了表现戏曲的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外，还在灯光上借鉴西方，与戏曲传统的灯光色度相结合，以粉色、幽蓝作为基调，根据戏剧情境而变换，以富有意境的光影渲染人物间情欲的激荡、情感的碰撞，既有对节庆气氛的烘托，也有对人物内心情感波澜的渲染、刻画。

三、豫剧表演特色上的“地方化”

不同的戏曲剧种各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该剧以豫剧形式呈现，要适应地域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朱丽小姐》在改编时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戏曲与豫剧的纯正性，豫剧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演员的表演和唱念上，在服装上更加贴近京剧服装的艺术特色。笔者主要从演员的表演和舞美等方面来分析实验豫剧《朱丽小姐》。

豫剧以唱见长，在情节的节骨眼上安排大板唱腔，节奏鲜明、口语化，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该剧遵循了豫剧本身的艺术特色，首先，在思娣出场时，唱腔节奏鲜明。其次，该剧极为口语化，思娣劝小姐吃饭时说：“小姐你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老这样会把身子饿坏的。”像这样口语化的对话，在该剧中很多。最后，在情节节骨眼上安排大板唱腔，在第六场戏中，项强摔死了朱丽的金丝雀，撕开了虚伪的假面目，朱丽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此处安排了朱丽大段的内心独白：“野蛮人竟然会如此凶残，心爱鸟霎时间身首两分，那魔爪拧折了我的脖颈，我早已没头脑瞎了眼睛……”。

豫剧节奏鲜明强烈，矛盾冲突尖锐，人物性格棱角分明。剧中的第三场，有三人在厨房的内心独白，朱丽对思娣的未婚夫项强有了非分之想，激发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朱丽与项强一个是上层阶级，一个是下人，阶级差异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豫剧的故事情节一般有头有尾，但该剧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朱丽唱完“我的鸟正在召唤我在天上”后，她到底有没有自杀而死，我们不得而知，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引起了观众的思考。

豫剧服饰讲究“老旦清，正旦俊，花旦风流”，朱丽小姐是正旦角色，服装色彩根据剧中人物的情绪与情节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第一场和第二场呈现了一个任性、单纯、软弱的女子形象，剧中以白色的服装来塑造人物的身份。在第三场到第五场中，朱丽小姐开始周旋在男仆、女仆之间，被欲望吞没，她身穿红色的服装，与节日的氛围相呼应，也衬托出心境——对“爱情”的渴望。在第六场中，朱丽认清了项强的真面目，却已无回头之路，剧中以浅紫色的衣服来表现她此时的心境。

该剧从豫剧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出发，从演员的唱念做打、剧情到服装色彩的变化，进行了“地方化”的改编，使实验豫剧《朱丽小姐》在具有戏曲本身的审美特征的基础上，也具有豫剧自身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