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申

1969年初我们到塞北大山里插队时，乡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是空白。“文革”前的小剧社、说评书、演皮影、闹花会都当“四旧”给扫了；才出来的样板戏，县剧团在县城演选场都一票难求，更不要说到乡下演给社员看。社员一年到头就是修理地球跟天斗跟地斗，越斗口粮越少；“跟人斗”，村里就那么几个破地主，还是“省吃俭用”型的，斗斗也就没啥大劲了。

山外运动烟熏火燎，大山深处时有寂寞。别看社员有文化的极少，那也怀念早先瞎子说书皮影声声的时候，动不动说：这也没个啥可“误乐”的，把“娱”念成“误”。你说念错了，大伙还那么念，成心的，就往错里念，也算娱乐一把。

我下乡时带去两套书：箱子上面是毛选“四卷”，箱底压着一套两本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竖版，带地图和人物像。看“三国”只能夜里看，看得烂熟，熟到说起哪个人物、哪段事甚至哪句话，一想就能想到那些文字在书中的具体位置。有一天干活歇息，人少，有人求一个念过书的“子弟”（当时对地富子女的统称）讲段“三国”，他说了没几句，就关公战秦琼讲不下去。我接过来，讲得流畅，众人听得入迷，说：没想到你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学生，还会讲“三国”，往后干活咱几个多在一起。

这话里有话：一个生产队好几十劳力，全坐那儿听你讲“三国”，那就坏了，绝对抓你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只能是三五个人，还得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干活，其中还不能有运动积极分子。巧的是生产队副队长爱听书，隔一阵由他派活时，就有意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