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寿

人这一辈子，总有些事难以忘怀。在我，就常常想起44年前那一麻袋小麦。不写出来，那心情就像欠了别人的债长期不还一般。

1972年6月29日，我的女儿呱呱坠地。我升级当了爸爸，十分高兴。妻要坐月子，得给女儿喂奶，自然该增加营养，补补身子。但那个年代，物资不宽余，生活必需品大多凭证定量供应。如粮食，市民每月供应28斤，其中细粮即白面只限35%。食油，每人每月限供3两。肉、蛋等的供应则更稀罕。我的女儿出生后，按当时太原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市场供应的逐月通知：从7月25日开始，凭居民副食证7号供猪肉半斤，凭证8号供鸡蛋半斤；从8月11日开始，凭证10号供猪肉半斤；从8月25日起，凭证11号供猪肉1斤，凭证12号供食糖半斤。中秋、国庆两节的供应是：凭证13号供猪肉1斤，凭证14号供鸡蛋半斤，凭证15号供粉条半斤，凭证18号供豆腐1斤，凭证19号供月饼1斤。9月25日发通知，凭证20号供猪肉1斤。白面面粉限供35%，每月只有3两食油，月均供猪肉1斤，一个季度才供鸡蛋1斤、食糖1斤、粉条半斤、豆腐1斤，怎样补充营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全家人嘴里往外省，全家省细粮、省油、省猪肉、省鸡蛋、省粉条、省豆腐……以确保妻子这位重点保障对象。那个年月，其实家家如此。

那时，我在南城区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单位地处今柳巷南路。忽一日上午，在办公室接到一位晉南口音男子的电话，说他从本市桥东街红旗旅馆给我打电话，他是货车司机，住红旗旅馆，我的大学同学王四晋托他给我捎来一麻袋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