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德明

[摘要]罗兰·艾默里奇被公认为“灾难片之王”，历来关于其灾难片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生态主义思想方面，而较少有人关注到他在英雄叙事上所彰显的独特气质。事实上，当英雄叙事已经成为当下好莱坞类型叙事模式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后，艾默里奇在当代消费语境中所创造的英雄形象是与“超级英雄”们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文章从英雄形象的塑造、英雄叙事与崇高美学、英雄叙事与市场价值三方面，分析艾默里奇灾难片的英雄叙事。

[关键词]灾难片；艾默里奇；英雄叙事

德裔美国导演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1955— ）被公认为“灾难片之王”，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几乎都为给予观众恐惧感和酣畅淋漓视觉享受的灾难片。如带有科幻色彩，关于外星人人侵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1996）、《哥斯拉》（Godzilla，1998）、《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和《2012》以及涉及政治黑幕、恐怖主义的《惊天危机》（White House Down，2013）等，在上映后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观影热潮。历来有关艾默里奇灾难片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其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表达方面，较少有人关注到他在英雄叙事上所彰显的独特气质。事实上，当英雄叙事已经成为当下好莱坞叙事模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后，艾默里奇在当代消费语境中所创造的英雄形象是与“超级英雄”们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相比起更具娱乐性的“超级英雄”电影，艾默里奇的英雄叙事则更令人居安思危，实现自我救赎。因此，对于艾默里奇在灾难片中塑造的英雄形象，传达出的英雄精神，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一、英雄形象的塑造

英雄叙事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人物。艾默里奇的灾难片之中往往会有两大类英雄人物，分别是主要英雄和作为主人公的辅助者或阻挠者出现的次要英雄。主要英雄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到灾难之中，其个性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存在着一定无伤大雅的缺陷，这些缺陷甚至还能为主人公增添人性的光辉。例如，在《后天》之中，主人公气候学家杰克对于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科研几乎成为他生命的全部。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他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由于缺乏与家人必要的团聚和交流，杰克和儿子山姆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然而当灾难来临时，作为科学家的杰克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了众多美国民众幸免于难；然而他的爱子山姆却在混乱中被困于曼哈顿的图书馆，与其他焦虑的人们一起靠烧书来维持生存。此时的杰克决定孤身一人去营救山姆。在全人类可以说已经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际，杰克爬出栖身的帐篷，表示：“我向我儿子承诺过，我将履行我的承诺。”在这样的叙事中，杰克的形象得以更为丰满，他在履行自己作为科学家，与同事前赴后继保护人类生态家园的职责之后，又要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保卫自己的小家。一场灾难后，杰克与山姆冰冷的父子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而次要英雄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主人公起着帮助、支持作用的辅助型英雄，另一类则是原本不能理解主人公，对主人公的行动实施了阻碍，但最终迷途知返、改邪归正的人物，他们也对挽救灾难做出了贡献，因此也能够被归结到英雄的类别之中。前者如《2012》之中的印度天体物理学家萨特南，他最先观测到了世界末日并报告给了美国人，可以说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然而最后他只能亲吻着家人的照片被卷入涛涛海水之中。与美国人在电影中体现的是大无畏，中国人体现的是勤劳肯干一样，印度科学家所代表的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后者则如电影中的美国黑人总统。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自然也反映了政府的黑暗与自私。在电影的开头，艾默里奇就借助卢浮宫馆长被炸身亡这件事是得到美国总统默许这件事情来使美国政府的黑幕露出了冰山一角。随后，当人们提醒政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之际，美国总统也未能迅速做出反应。但在灾难真的降临时，总统还是将真相公布于众，并显示出了应有的担当，在拥有上诺亚方舟逃命的特权时放弃求生，决定与民众一起共存亡，最终被航母砸死。这是典型的欲扬先抑的塑造方式。

二、英雄叙事与崇高美学

英雄叙事所能给予人最为明显的审美体验便是崇高美学。在奥夫相尼科夫和拉祖姆内伊编纂的《简明美学辞典》之中明确指出：“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在艾默里奇灾难片的英雄叙事之中脱颖而出的主人公，可以视作是古老英雄们生命在当代的延续，他们的故事是电影这一媒介在崇高美学指导下对旧有故事的重写。艾默里奇所构建的崇高，与从上古延续而来的经典崇高，实际上是异形同构的关系。主人公的身份和经历改变了，在电影这种大众传媒的操作下，英雄的概念变得更加世俗。但是他们在行动上所体现出来的反映着人类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西方民族在当前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势存在这些方面，却是与普罗米修斯、阿喀琉斯等人基本一致的。

例如，在《后天》之中，主人公杰克等人对温室效应所引发的极度严寒的对抗实际上就是对先民们对抗自然灾难的当代复刻。艾默里奇用近四百处特效渲染出了灾难的强大以及人类的渺小，如纽约被迅速冰封，自由女神像被掩埋在数十米高的冰雪之中，好莱坞标志瞬间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东京则被冰雹砸得一塌糊涂，连喜马拉雅山脉也面临着洪水的威胁等。但是艾默里奇反对“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批判人们在运用科学技术上的失控，并不代表着他的主张是“天定胜人”。实际上，艾默里奇越是强调这些灾害的毁灭性，坚忍不拔地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人物最后的形象也就越为高大。艾默里奇否定人们以疯狂的方式发展高科技，但最终对高科技实现监督和制约，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依然是人类。如在《后天》之中，最早发现地球有可能面临危机并身体力行去阻止危机的人正是作为科学家的杰克。

又如，在《独立日》之中，艾默里奇将好莱坞主流电影之中对美国力量的颂赞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一度引起英国等其他国家影评人的不满。电影中，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地球的领导者和保护者形象。其他国家的人们在困境中一收到美国人要联合大家一起反击外星人的消息便士气大振，甚至连外星人都将美国作为“擒贼先擒王”的首要攻击对象，不仅在攻击地球时首先打击美国本土，连发起行动的日期都有意选在了美国的国庆：独立日。美国人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的工程师、飞行员和广大市民等，都在为拯救世界而尽心尽力。美国总统“我们不会选择在今夜沉默，我们不会选择不战而亡，我们会活下去”的演讲更是让全人类激动不已，唯其马首是瞻。这便是英雄叙事模式之中的固有目的之一，即对本民族力量的宣示。

另一方面，在崇高美学之中，制造崇高感的基石是悲剧，但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多数观众又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人们普遍相信或希望，正义是能够最终击败邪恶的。而扮演这个击败者角色的必须是一位出身于普通大众，惩恶扬善的英雄式人物。因此观众可以看到，作为主人公的英雄们尽管看似凶险无比，但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为此艾默里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些情节的合理性，如在《独立日》之中，外星人既然能够抵达地球并瞬间爆破掉人类的多个建筑，其军事力量与人类之间的差异显然是悬殊的，然而人类却能够文武并用最终保住家园。如戴维在不知道外星人操作系统具体情况的条件下能够用外星人的编程语言给外星人的飞船输入病毒；又如史蒂文本抱定与外星人共同机毁人亡的决心，但最后还是安然无恙，与女儿团聚等。

三、英雄叙事与市场价值

电影是一门需要唤起尽可能多数民众集体共鸣的当代艺术。电影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在生产、制作和流通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消费者的喜好，从而在市场语境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英雄叙事实际上可以说本身就是电影中的消费热点之一，这是由以下两方面所决定的。首先，如前所述，英雄叙事的出现与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对英雄的崇拜情结有关。其次，在美国文化之中，个人主义又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一个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出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一种独立奋斗、勇敢冒险的精神时，便会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推崇。这也为英雄叙事在美国电影中的普遍存在奠定了基础。综观美国电影（尤其是以好莱坞大片为首的商业制作），不难发现，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接受心理，即人们既渴望在电影中体会现实之中难以经历的，令人绝望的灾难，但是又渴望在人类走到命运的尽头之时有一位符合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如遵循社会责任感，体现美国的民族优越感等）的英雄从天而降，对自然或人为的灾难进行抗击，维持着能给予人类安全感的秩序，最终拯救人民、美国甚至整个地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为电影打上英雄叙事的符号就可以使电影在消费时代获得传播上的胜利。英雄叙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更倾向于崇高、伟大，彰显英雄永恒正义的一面；另一类则试图将英雄定位为小人物，倾向于世俗、缺憾等特征。而艾默里奇电影之中的人物显然更近似于后者。尽管艾默里奇也强调主人公的牺牲或优秀品质，但他几乎都保证主人公与观众之间并没有较大的距离，观众与剧中人能够较为平等地对话交流，甚至主人公就是观众的“镜像自我”。当观众看到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时，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将自己置身其中。例如，在《惊天危机》之中，主人公凯尔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士兵。尽管进入了国会安保部门，但他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保安，感情生活上也不算成功，虽然拥有颇为亲近自己的女儿，但是妻子却和他离了婚。如果不是在恐怖分子袭击白宫时他正好带着女儿参观白宫，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电影之中力挽狂澜的大英雄。与之类似的还有《2012》之中的主人公杰克逊，相比起凯尔曾经的军队经历，他则更显得弱不禁风，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科幻小说作家。这些形象都满足了观众对于自己向英雄靠拢的想象。

此外，出于对世界电影市场的考虑，在进行英雄叙事时，艾默里奇也有意识地淡化了自己作品之中的美国烙印，开始凸显其他国家的带有英雄气质的人物。如在《后天》之中，三位英国科学家困守在苏格兰一个有观测站的岛上，虽然他们还有一些食物储备，但在严寒逼近，失去了电力和燃料的情况下，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恐慌，而是平静地喝掉了保存了15年的威士忌，并且幽默地说“为了全人类”“为了英国”“为了曼联队”。这里的人物塑造带有非常明显的《泰坦尼克号》之中视死如归的乐师的影子，尽管他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生前为科学事业恪尽职守，从容面对死亡，并不能否认他们也是艾默里奇英雄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灾难片与英雄叙事是相辅相成的，灾难让英雄涌现出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英雄们则带领人类抗击着灾难。可以说，罗兰·艾默里奇在灾难片之中的英雄叙事既贴合了经典英雄叙事之中的传统模式，又迎合了当前市场语境下观众的观影需要，实现了对观众最大限度的争取。艾默里奇没有刻意拔高英雄的事迹和精神境界，而是有意削弱英雄的传奇性，在对灾难浓墨重彩、天马行空的刻画中依然理性地塑造着血肉丰盈的英雄形象，一个个带有缺陷的、出身平凡的英雄成为观众跨越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桥梁。平心而论，艾默里奇的灾难片还存在着类型化、重复化的缺陷，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创造英雄影像符号上的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