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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红色题材”影视作品文化传播分析

2016-08-13沈鲁郑光明

电影文学 2016年12期
关键词:主旋律

沈鲁 郑光明

[摘要]近年来,一批“红色题材”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经受得住艺术评判、市场冲击与历史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产业的竞争规则,也以优良的艺术质素具备了与广泛受众群交流互动,形成“舆论话题”的能量与机会。同时,这些作品从家庭伦理、人性人情、历史反思、类型实验等各个角度坚守了对作为新世纪电影表达基础的人性与艺术态度的严肃考量和价值捍卫,体现了电影创作观念和传播观念上的提升与进步。

[关键词]主旋律;家庭伦理;历史反思

全球化与互联网化的“现实图景”不断加速当下不同文化形态与文化诉求的既分又合、相互渗透、交织一体的趋势。多元文化因子按各自的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当前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某种“理想尺度”与主流的大众文化达成“化合”与“互动”的共识。因此,从来都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新世纪电影艺术也在创作过程中呈现出题材、风格、类型的更加多样化。而“红色题材”影视剧更是凭借着对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理解,以个性化的艺术创作开始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介入社会现实中,告别“主题先行”“奉命创作”“图解政策”等弊病,真正实现“红色影视文化”的多元传播和有效传播。

一、“红色叙事”的家庭伦理观

——《人间正道是沧桑》

当历史走进新世纪的时候,20世纪所发生的血与火的革命,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落脚处,那就是家庭。

《人间正道是沧桑》剧中杨家的儿子、女儿都如同恋爱般与革命发生了关系,他们争相来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差不多整个20年代都沉浸在类似法国大革命与俄国红色革命的历史激情之中而无法自拔。即便这革命还是那么充满粉红色的迷离与朦胧,至少立仁与立青从没有放弃过对革命幼稚的拥抱。黄埔军校,与其说是一所培养革命军的学校,不如说是孵化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实用主义的温室,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撞一开始是曼妙激越的交响,可随后却是一幕宿命一般的革命的恐怖肃杀。革命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汉是一种方式,革命又在南昌,在井冈山,在瑞金以另一种方式在上演。从此,中国的革命就如同一个大家庭的决裂,成员之间以一种极不正常的方式沟通。

该作品再次挑起我们对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所具有的一种莫可名状的浓厚兴趣。国民党的首倡革命之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而中国共产党堪称是中国革命征程中组织最为严密、最具执行力的先进组织,其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举更是书写了20世纪中国最壮丽的历史画卷。国共两党因革命走到了一起,也因革命而分道扬镳,更因革命而兵戈不断,血流成河。革命,是兄弟也要反目,是同学也要厮杀,是师生也要对决,是恋人也要决裂……一切皆因革命。

回首20世纪中国的革命,在今天倘若还是以党派之别划分敌我,这种历史反思的精神面太过逼仄狭隘。辛亥、五四、北伐、抗日、内战……党派纷争显见,而贯穿其间的还有一种对于理想实现的价值之别。就如同“三期六班”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在迎接新中国到来的“历史浪漫”中,一切残酷的炼狱较量背后其实都或多或少背负着“不负少年头,曾尽匹夫责”的初衷。只是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太过复杂,有时还来不及判别信仰的出处,便已经被裹挟进了历史的铁血定律之中。

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是否应该在“新中国1949”天安门的宏阔历史宣言声中听到一种超越了狭隘主义之争的,更为热情又冷静的历史的呼吸声呢?在那里有曾经慷慨激昂之后便欣然赴死的大无畏,也有曾经遍寻真理矢志不渝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慷慨,还有曾经少小离家御敌国门而壮士十年归的豪迈,更有曾经遍撒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未能亲眼见到燎原之势的无怨无悔……这就是中国的“1949”。

二、“红色叙事”个性化历史反思的升华与深化——《秋喜》《建国大业》

孙周的《秋喜》也展现出个性化的历史读解与思辩风格,一语道出一个话题——“信仰不是靠死人堆起来的”。

在这里,“死人”既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种发展的情势,一种迫不得已更无法逃避的历史陷阱。中国的“改朝换代”似乎总也脱离不了这样一种命定的悲壮、无奈而尴尬的情势发展。1949年10月的中国广州城里,这样一幕历史的悲情与人性的绞杀依然上演着。而“秋喜”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一抹关于“信仰”的纯洁象征,“秋喜”是影片中一个具体的人物,也是历史大潮流下被我们忽略与伤害的一种人性的无私与善良。

正因如此,这部影片对于“潜伏与反潜伏”的类型机制的颠覆正在于导演赋予这个故事一种浓烈的、颇具“伤逝”意味的沉静反思。谁人没有天真的理想与信仰?谁人没有纯净的灵魂与动机?谁人没有被大时代选择与抛弃的双重激动与无奈?谁人没有深陷恐惧的挣扎与抗拒?但有时命运的含义就是无从选择,就是身不由己。伟大人物可以操控历史的伟大进程,而在这伟大进程中的无数“秋喜”依然难逃宿命的归程,这就是信仰需要的坚贞,这就是人性需要的救赎,这就是希望所附丽的未来。

观《秋喜》,心中总有一股苍凉的悲悯与深邃的悲情,这胜过一切技巧的情节设置,一切的血腥叙事。回眸1949年的10月,我们所能够记取的画面多是红色,红色是热烈悲壮,是慷慨激昂,是席卷一切,是翻天覆地,是英雄,是牺牲,是大浪淘沙的向前向前。但我们更愿意在这个秋天,还历史一次澄澈,还心灵一份沉静,红色的历史帷幕下还有无数善良纯洁的“秋喜”在抚慰我们激动亢奋的信仰。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建国大业》,作为“国家主导文化”的一次银幕艺术展演,影片的声势甚为浩大。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说,这段解放战争的历史,这一幕幕熟悉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粉墨登场,实在是大众太耳熟能详的“经典”了,在一个特定的观影时段,如何再次搅扰起大众观影的热情,如何寻求一次实属艰难的创作突破,是《建国大业》最渴望回答,而又是最难以回答的。

作品求新求变之心可以理解,但还须包容,因为这类题材的电影叙事已经高度“程式化”,要打破一种创作思维上的惯性,谈何容易,更何况还必须屈从于现实语境的强大压力。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程式化”的宏大叙事格局之中,影片的创作者没有把精力放在对“一切历史即当代史”的精心虚构中,而是着眼于对这场新旧交替的历史大变迁做出新的更为合乎历史与情感逻辑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升华与深化,无疑是《建国大业》最强大的叙事资本。影片在“块状分布”的历史大事件的缝隙处不失时机地缝补进对待历史细节的丰富提炼和对待历史人物的宽容审视,这就没有简单处理所谓“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新中国”,而是换了一种思路,即着眼于回答人民共和国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已经到了“喷薄欲出”的崭新时刻这个更具有历史本质意义的深刻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大环境与掌舵时代命运之舟的英雄们如何在“国家”与“个人”、“主义”与“命运”的角逐中进行了一次次酣畅淋漓的自我表白。这里面蕴含着“建国之难”与“建国之智”的丰富意蕴。

可是对于一般观众,纵然你的反思意识确有新意,但他们也未必能够有耐心详加解读,这不是一个仅凭历史情怀与爱国主义就可以遮盖的问题。对于《建国大业》而言,影片的卖点,或日传播的动情点是影片成功的重要保障。而影片的主创找到了“明星献演”与“历史煽情”这两个制胜法宝,从效果上来看,非常好。越是主旋律的,越要好看。只要创作者坚持历史与艺术的辩证思维,这句话总是对的。

三、“红色叙事”的类型实验与青春气质——《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所表现出的严肃活泼的叙述格调、真诚善良的主题导向、张弛有度的戏剧张力、鲜活多样的人物个性等都使人感受到一种“红色经典戏剧”别样的青春气息。

从创作者角度看,作品的确开了一次先河,它在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上迈出了带有启示性的坚实步伐。影片也为国产电影寻觅到新的题材空间和新的叙事可能性,进一步丰富了国产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其经典性、当代性、悬疑性、动作性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使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创作在普遍的低层次重复创作的现实窠臼中脱颖而出,显现出“红色文化”一股新锐而时尚的气息。同时,影片没有仅仅借助某种类型形式来主观演绎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悬念剧情,而是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在现实与未来、真实与幻想之间充分展开许多关乎“革命”“正义”“英雄”“历史”自身的某些话题的新思考。这一严肃的主题追求促使影片无论是在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在充分调动视听语言方面都着实花费了不少心思,流畅的镜头语言、动感的画面、逼真的音效,还有剧中所阐发的积极主题和精神追求,所塑造的逼真的人物形象以及所展示的演员精彩的表演功力等,都保证了电影的艺术质量和观赏效果,体现了创作上的精品意识。

从剧作本身来看,影片更接近于一部典型的商业类型片的风格,杂糅了大量类型片的梦幻元素,使得整部电视剧的叙事结构与情节设计都充满了活力和意趣。事实上,无论是环环相扣、推波助澜的情节设置,还是片中人物集类型化与个性化于一身的性格世界,甚至是看似平常的场景安排,都会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联想起“好莱坞”电影的风格。更不用说,这种用“土匪”“动作”“悬疑”等手法包装起来的讲述一个平凡人物如何成为孤胆英雄,并最终惩治了敌人,获得理解和赞誉的现代传奇,早已经是好莱坞科幻片、灾难片中常用的剧情模式了。类型片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样式,其基本的叙事元素和叙事模式总是有限的,关键是不同的创作者在熟悉了这些基本元素和基本模式的前提下,能够大胆地进行重新组合与重新嫁接,在变与不变之间使剧作呈现出新的审美趣味。《智取威虎山》作为一次尝试,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该片的生产制作在其市场化过程中国大众文化之间保持了某种“共谋”关系,或者说它在坚守某种文化立场和精神家园的同时,也了解并运用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规律,充分理解大众消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

从接受层面来说,影片的创新求变意识对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受众的接受心理构成了一次挑战。影片把“警匪”“强盗”“动作”等元素引入主旋律电影的常规叙事中,在探索和实验中打破受众既有的审美定式,培养拓展受众新的审美期待视野。而对受众的审美期待心理进行培育和拓展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因此,影片虽然在形式感方面刻意强调了“动作性”与“悬疑性”,但是它依然充分尊重了观众的基本心理需求,历险、游戏、阴谋、爱情、善良等心理元素依旧被编织进了电影的叙事本文中,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进山剿匪”的叙事空间中不断释放着那些受众在现实生活中普遍被压抑和被归置的欲望。作为一次对常态主旋律电影的超越,影片始终保持着渐进的探索路线,它熟悉各种主旋律电影叙事手段的运用,也深谙受众的接受心理机制。因此,该片在争取受众方面,既善于从技巧层面提取相似题材类型片中的各种成熟而有效的视听语汇之精华并重新加以组合利用,同时,它也注重对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的充分铺陈与演绎,始终坚持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开掘出扣人心弦的戏剧性,这种强烈的戏剧性无疑构成了电影本文中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与受众内心的审美趣味相契合。这是《智取威虎山》的探索得以进行下去的重要前提,否则,影片中展示的那些新造型和新噱头只能是空中楼阁,必将造成与受众之间可望而不可即的接受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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