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南方周末实习生 薛颖 左容容

三个大部委几乎在同一时间高调退出一项“国字头”活动，并不多见。而中国关工委发表声明，对三部委的退出“表示赞成”。

“他们说山东是个大省，人口多，必须再交100万保证金才能授权。”

“虽然赞助费只交了200万，但江苏是第一个启动的省份，我们为此又花了几百万。”

见济南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的起诉引起舆论关注，安徽、江苏的合作方打算再到北京去。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南方周末实习生 薛颖 左容容

2016年7月下旬以来，中国关工委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一些合作伙伴。先是教育部7月22日公开宣布退出由关工委发起的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一周后，国家质检总局在7月29日上午公开宣布退出，接着安监总局在当天下午也宣布退出。

三个大部委几乎在同一时间，高调退出一项“国”字头的活动，并不多见。这些部委在声明中认为，这项活动已经变味，“公益”蜕变成了生意。

“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具体工作由关工委下属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办公室（简称“安教办”）执行，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在中小学推广“小黄帽”。帽子添加了360度强反光材料，司机在200米以外就能觉察到，可以减少事故发生，帽内记有学生信息，含有保险，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可以先救治后付费。

就是这样一项初衷良好的“小黄帽”工程，最终让“安教办”成为众矢之的。三部委在退出声明中称，安教办在开展过程中收取费用、从事牟利活动，违背了公益原则。

实际上，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真正将安教办推上风口浪尖的，还不仅因其收取费用，而是因为“收钱不办事”，被山东的一家合作企业告上法庭，要求退钱，法院终审判决安教办败诉。

8月1日，中国关工委在官方网站上回应称，对三部委的退出，“我们完全赞成”，并表示“确有人未经领导小组同意，以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办公室名义与社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收取相关费用并产生民事纠纷。”2014年7月，这项活动停止后，关工委立即收回公章并责成活动办公室处理遗留问题。目前，还有些遗留问题正在处理中。

比保险更“便宜”

山东这家企业的名称叫济南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与“安教办”接触后，经“安教办”授权，在山东省内推广“小黄帽”。

“小黄帽”的创意，最早来自北京交警朱国兴。1987年，22岁的朱国兴被分配到北京前门交警中队崇文门岗组，上岗不久，他发现每到上学和放学时间，小孩子们在车流中追跑，司机稍不留神就发生危险。

受到铁路工人检查轨道时身穿黄色坎肩的启发，朱国兴产生了“也给孩子们做顶黄色帽子”的想法。黄色衣服最亮眼，易吸引司机注意，孩子们上学、放学期间戴上这顶帽子或许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朱国兴的点子很快受到认可，1989年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市推广这一做法，朱国兴所在的原崇文区，创下了连续14年未发生一起因学生引起的交通死亡事故。2005年，公安部、教育部联合下文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小学生要佩戴反光小黄帽。

2011年，“安教办”成立后，做了两件有影响的事，一是校车工程，另一件便是推广北京的“小黄帽路队制”。

按照当时的统计数据，我国每年有8万—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中小学生近两万名，占1/4，而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中小学生有60%是因为抢救不及时、延误救护时机造成的。

2011年8月31日，中国关工委、教育部、国家安监总局、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开展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要求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活动办公室（“安教办”）设在关工委。

中国关工委是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群众性工作组织，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有关党政部门和群团负责人参加，成立的目的是“关心、教育、培养全国各族青少年健康成长”，所需工作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安全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于2011年11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副秘书长、“安教办”主任张明对“小黄帽”工程作了介绍，“小黄帽”配有高质量的反光材料，帽内配有学生信息卡，包括学生及家长的基本信息、联系方式、血型、药物过敏史等资料。

按照设想，小黄帽工程将与保险公司合作，每顶小黄帽都含有人身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拨打保险服务电话，受伤的学生凭信息卡直接住院，无需缴纳住院押金，也不需垫付治疗费用。

后来，“安教办”还发出了致家长的一封信，将“小黄帽”与“学生平安险”作了比较。买一份平安险需花费50元，但普通家庭买一顶含有多项功能且带保险的“小黄帽”，只要承担“部分费用”33元，且保额远远高于学生平安险，如身故保险金，学平险只能赔付1万元，而“小黄帽”附带的保险能赔付10万元。

从这封信的描述来看，“小黄帽”价廉物美，但在安教办的运作下，最终偏离了公益的轨道。

“企业还没有赚钱， 就要交100万 赞助费？”

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1年下半年，一位在某中央媒体下属报刊任部门主任的朋友告诉她，安教办将向全国推广“小黄帽”，并向她引荐了国资委一专职监事，通过这名监事认识了“安教办”督导员郭亚东。

几次接触后，双方决定合作。李女士此前从事电子商务，济南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是专为这个项目而成立，负责在山东省内推广小黄帽。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每个合作者都会被要求重新成立一个文化类公司作为运作主体，安徽的合作方成立了安徽小黄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苏合作方成立的公司名叫江苏惠育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每个合作地，安教办会任命一名工作站站长，其实就是各公司老板，或是老板雇用的员工，冠以“站长”的名头，主要是为对外交往更加方便。

按约定，每套小黄帽产品售价按照公开信中的33元执行，合作公司可以从中提取20%作为推广费用。

但在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之前，济南泰山智的李女士被告知，必须向安教办缴纳200万元保证金，否则协议不能签。

“虽有存疑，但我们看到了关工委、教育部、质检总局、安监总局4部委发起这个活动的红头文件，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李女士说，加上安教办也承诺这只是保证金，如果以后活动不开展，钱将如数退还，他们决定先交纳200万元保证金。

2012年1月18日，泰山智公司汇出200万元，但不是直接汇给安教办，其中100万汇到了安教办督导员郭亚东的私人账户，另100万汇到北京国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教办后来曾向法院解释，由于安教办没有银行账户，遂要求企业将资金打到其他账户。

交过保证金，泰山智公司准备与安教办正式签订协议时，又发现疑点——协议中出现了赞助条款，汇出的200万中有100万成了赞助费。

“企业还没有赚钱，就要交100万赞助费？”李女士觉得安教办的人“不地道”。但安教办的人解释，这100万实际上也是保证金，怕是保证金写多了不好看，就写成了赞助费，如果以后活动不做，赞助费和保证金一起退还。最后，急于求合作的泰山智公司只能与安教办签下了带有赞助条款的协议，“多少还是相信四部委的红头文件的。”李女士说。▶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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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交纳的钱款分成保证金和捐款分别收取，是安教办在每个地方惯用的手法。安徽工作站站长周美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2012年与安教办签订协议时，交了200万保证金、200万捐款。

交了钱，签了协议，也不意味着合作方就可以马上开展工作，要取得安教办授权之后，才能在所在省份进行推广。

2012年3月，济南泰山智公司要求安教办尽快授权，不料，安教办又让他们交钱。“他们说山东是个大省，人口多，必须再交100万保证金才能授权。”李女士想到已经砸了200万，只能强压怒火、硬着头皮又交了100万，才算是拿到了授权。

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安教办后来又找理由向他们要钱。

按照协议，安教办除了授权之外，还要对泰山智公司在山东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包括向辖区的省市主管部门下发文件，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李女士向安教办提出，希望安教办能协调山东省关工委转发4部委的文件，便于公司在山东省内开展工作，并在山东举行一个启动仪式。

安教办的答复依然是钱，再交100万才给协调关系。

对于此时的李女士来说，“协议签了才两个多月，工作已经举步维艰”，为省下这100万，他们自己托关系，让山东关工委协调省教育厅、安监局、质监局，联合下发了中央4部委的文件。

收钱不办事

2012年全年，虽然没见到一顶小黄帽，但李女士还是心存希望，开展着相关业务，他们联系了出租车公司，在出租车上张贴交通安全教育知识，并与当地电视台联系，准备联合推出一档节目，探讨中小学生交通安全。

但一些关键业务没有开展。小黄帽对家长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附带保险，安教办并没有与承诺中要合作的保险公司对接好，泰山智公司去找这家保险公司对接，打算采集学生信息时，无法沟通。

“到2013年6月，我们公司完全停止业务了。”李女士说，泰山智公司招聘了二十多名员工，还以每月9000元的价格租了办公室，人员工资加上房租，一年多的损失就是九十多万元。

交了钱之后同样无法开展业务的还有安徽小黄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安徽站站长的周美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也到保险公司谈过，遇到了与山东公司同样的问题。

周美祥说，他们推广小黄帽的途径有多种，除了向学校、家长直接推广，还可以向企业推销，由企业捐款购买，再免费发给学生。作为回报，帽子可以带上公司的标识。2012年安徽安庆市有几个企业已经答应捐赠，并取得了安庆市教育局的同意。

但在最后阶段无法实施，周美祥说，他们希望企业的捐款是进入公益机构如基金会的账户，但安教办始终没有协调哪个基金会提供账户，而是让企业将钱汇入安教办的账户，也就是他们指定的其他企业账户。

“我们不敢打。”周美祥说，怕出问题，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安教办已经收过钱的几个省份，没有一个地方做起来之后，只能放弃。

与山东、安徽的站长们比，江苏站站长高兆方觉得自己更亏，“虽然赞助费只交了200万，但江苏是第一个启动的省份，我们为此又花了几百万。”

据高兆方介绍，2011年下半年的某天，江苏一朋友给他提供了“小黄帽”工程的有关信息。此后这个朋友带他进京，在净雅大酒店见了一位号称某部委的人。交了40万介绍费之后，该人带高兆方见到了安教办主任张明。

敲定合作方案后，高兆方按照要求，成立了江苏惠育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此事。2012年4月21日，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江苏省启动仪式在江阴市举行。公开报道显示，有多位领导参加了此项活动。这是该项活动的第一个省级启动仪式，公开资料中尚未见其他省份举行过启动仪式。

高兆方说，举办仪式的场地费、来宾的机票、住宿、礼品等都是他花的钱，此外还被安教办要去了20万元的“领导出场费”。

“但启动仪式一结束，他们就不管我们了。”高兆方说，事后找安教办盖一个公章还被收了10万元。

此后高兆方经常到北京向安教办“请示”工作，问接下去的工作怎么开展，张明的回答基本是“已经授权给你们，你们自己往前走”。当高兆方自己往前走，与江苏、扬州的相关部门如关工委、教育局等联系时，对方告诉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几年高兆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与参加过启动仪式的公安局、学校联系，收集了一些孩子信息。发现其他工作无法开展时，也找过安教办要求退钱，对方“每次都不吭声”。

被“坑”的制帽企业

因为安教办的“收钱不办事”，高兆方还被一制帽企业的老板以个人名义告上了法庭。

2011年，高兆方在江苏省内开展“小黄帽”活动的消息公开后，张家港华夏帽业有限公司与高兆方联系，也希望参与到这项活动中，高兆方应允。2012年4月21日，江苏省“小黄帽”工程启动仪式上，华夏帽业有限公司被授予“爱心企业”荣誉称号，事后华夏帽业间接向高兆方的公司汇款50万元。

“这50万是捐给安教办的，张明他们当面打了收条，我们只是代转。”高兆方说，作为回报，安教办允诺华夏帽业可以参与生产江苏省的“小黄帽”。

但江苏的“小黄帽”工程迟迟没有展开，华夏帽业董事长以个人名义，将“惠育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兆方个人告上法院，认为50万是借款，要求退还，高兆方认为50万是给“小黄帽”的捐款，与自己无关。2015年12月14日，江苏高邮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驳回了华夏帽业董事长的诉讼请求。

在江苏，因“小黄帽”工程受损的制帽企业不止一家。扬州亨通帽业有限公司至今还积压了二十多万顶小黄帽无法处理。

亨通帽业董事长夏春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苏省启动仪式举行之前，安教办就在北京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江苏的制帽企业，亨通帽业等3家企业中标。但中标不意味着就能投入生产，每家还必须要交60万元赞助费，钱也是被汇入一个个人账户。

此后，2012年4月21日，也就在江苏省启动仪式举行当天，安教办与亨通帽业签订了500万元的生产协议，要求在6月底前发货。

夏春高说，他们按时按量将小黄帽生产出来后，安教办始终不让发货，也不打货款，一直到年底也没要到一分钱。

这时夏春高开始怀疑安教办是个骗子机构，因为他们的捐款汇给了个人。他选择了报案，江苏扬州公安局介入抓了安教办几个人，最终认定安教办不是诈骗，双方只是经济纠纷，处理结果是公安放了安教办的人，安教办退回60万赞助费。

但生产帽子的损失无人负责，夏春高多次找安教办、关工委要求解决，“跟张明都吵了不止一回”。后来中国福利基金会认购了3万顶，安教办也联系有关机构购买了1万顶，夏春高向当地的学校捐了一部分。剩下的二十多万顶一直被积压。“我已经打算起诉安教办。”夏春高说。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开资料中发现，不仅江苏、山东、安徽的“小黄帽”工程没有进展，安教办设有工作站的河南、河北，“小黄帽”工程至今也无进展。当地教育、公安等部门开展过一些交通安全教育活动，与安教办并无关系。

从2013年起，安徽、江苏、山东等地的合作企业开始要求安教办退钱，但无一例外都无果而终。

2013年11月，山东济南泰山智文化有限公司一纸诉状，将中国关工委、教育部、安监总局、质检总局以及安教办告上济南中院，要求退还缴纳的300万元，以及人员工资、房租损失九十余万元。

其间几部委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认为合同签订地在北京，应由北京法院管辖，经过两级法院审理，最终还是认为合同的履行地在山东，应由山东管辖。

2014年5月5日，济南中院作出一审判决，4部委及安教办败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返还泰山智文化公司300万元，并赔偿项目聘用人员工资75万余元，房租损失195000元。4部委上诉至山东高院被驳回。

判决生效后一直没有执行。2015年5月，泰山智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但4部委向最高法院申请了再审。

今年3月15日，最高法院作出再审判决，确认了关工委及安教办的还款及赔偿责任，但教育部、安监总局、质检总局不再承担责任。

3月26日，泰山智公司收到判决后再次向济南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济南中院回复，查了关工委及安教办名下都没有账户。

“我们赢了官员，但拿不到钱。”山东济南泰山智公司李女士说。她找到了一份最高法院2010年发布的《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认为关工委、安教办不执行法院判决，应该将他们纳入失信名单。

就在李女士束手无策时，没想到三部委宣布退出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8月1日，中国关工委在官网发出声明，表示完全赞成三部委的退出决定，交通安全教育活动中，确有人未经领导小组同意，收取相关费用并产生民事纠纷，关工委还表示该项活动已于2014年7月停止。

出人意料的是，在上级主管单位对事件作出定性之后，8月2日安教办主任张明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仍坚称“三部委误以为办公室未获授权收取相关费用，严重违背客观事实”。

8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拨通了张明的手机，提出采访要求，接电话者称自己不是张明，“张明正在开会”，此后记者多次拨打这一电话，均无人接听，发短信也无回复。

8月8日，中国关工委办公室一副主任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关工委暂时没有更多消息可以发布，回应以此前官网声明为准。

见山东济南泰山智公司的起诉引起了舆论关注，安徽、江苏的合作方打算最近再到北京去。安徽站站长周美祥说，再不行他们也打算起诉了，此前不起诉是心存幻想，希望事情能做起来，现在看来是彻底无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