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

在全球城市文化治理的实践中，大剧院的运行造就了都市独特的文化景观，并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成为辨别、认知城市的重要文化元素。上海大剧院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和方法，运用有效的文化传播路径，诠释及重塑城市文化，建构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在全国大剧院运营中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权力的空间生产物

“大剧院”的建设热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设施建设的具体数量在1997年2月文化部颁发的文化事业“九五计划”被明确规定，“建设50座以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剧院等展示国家和地区形象的标志性文化设施”，“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有重点地规划建设一批展示国家或地区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群艺馆等标志性文化设施群体。”

在这一文化政策的驱动下，全国兴起建设现代化大剧场的热潮。2001年以后建成的剧场，呈现出规模大、范围广、标准高、数量多的特点，1000个座位数以上的大剧院共120个，总投资额达500亿元以上。在政府意志驱动下，全国各省市斥巨资兴建大剧院，用以“展示国家或地区形象”，这股热潮从一线城市持续向二、三线中小城市推进。

跨世纪的剧场建设热潮反映了经济发展之后各地政府对落后的文化设施建设的政治诉求，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经验和剧场管理及演出经营人才、演艺机制不健全、市场培育不成熟，多地大剧院由于演出量不足，处于维持或艰难运营状况，或常年处于空置状态。数据统计，从1998年以来，全国新建和改建的剧院达260家，剧院总数超出2000家，但年演出场次达50场的不到总数的35%。除北京、上海等演出较为发达的城市之外，大部分省市本地团体的演出内容难以支撑本地剧场，剧场演出内容的供应大部分来源于外埠团体和国外团体巡演。2015年4月9-10日，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发布《2014-2015演出剧场发展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剧场的五个现象：演出剧场建设火热、剧场规模结构失衡、剧场演出活力不足、剧场观众培育不力、剧场经营模式被动。在承担当地城市标志性建筑的文化展示作用之外，“大剧院”实际成为政府文化的“面子工程”即“政绩工程”。

政治剧场：作为城市文化治理实践的大剧院

在全球化浪潮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竞争压力下，为了提高城市知名度与文化地位，文化、艺术的生产实践在当代城市治理的场域中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当代城市文化治理不是单纯的艺术文化资源、权力的分配与管理，或是文化机构对艺术文化法规的制定，以及城市治理者从上而下对市民进行艺术文化理念的灌输与规训。一个“文化都市”的规划者必须思考如何以艺术、文化思维逻辑为核心，以柔性化与弹性化的治理策略和一种更能感动市民心境的“治理心态”进行城市治理，从文化、道德、价值及自我反思、批判的态度来实践城市的治理，从而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沟通理性”之外，注入市民情感、审美和感动等人文元素，让悲哀、伤痛、喜悦、欢愉等市民共同情感经验以及对艺术美感价值的共鸣，通过市民文化与人文理性的公共沟通模式进入城市文化治理空间，从而给予市民更为广阔、自主的日常生活空间。

大剧院是权力的空间生产物，而文艺的宣教功能决定了大剧院成为城市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审美理念在剧场物理空间与生产实践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大剧院通常指涉官方、官营、意识形态、正统、宣传等政治理念，因而被指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剧场”。城市治理者通过对大剧院行政意义上的总体部署规划、景观外形设计、地理选址、文艺生产活动的安排和节目定位进行权力的叙述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展示，进而进行城市文化治理。

大剧院运营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实践之一，行销城市以塑造健康发展的城市形象、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加就业机会和观众、游客数量，并通过大篇幅的媒体报道带来高度的城市声望，引导居民对城市的认同与认知。借由各种文化交流和文艺演出，大剧院带动城市文化蜕变成长，重塑城市文化形象和品牌。一个经营成功的剧院不仅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而且超出其剧场的功能价值，给城市带来文化价值和旅游商业附加价值，提升城市的文化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上海大剧院的“政治叙事”

国内运营成功的大剧院，如上海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通过专业化演出传播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市民艺术欣赏水平，无论是利用率还是影响力、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可称为中国“大剧院时代”的剧院楷模。以2015年数据为例，上海大剧院在这一年共完成各类演出及活动608场，其中演出类489场，艺术教育活动119场，超过30万观众走进大剧场，票房收入达1828万元，上座率为91%，总收入为7377万元。

上海大剧院建成于1998年，在文化部“九五计划”颁布之前即已启动，在国内大剧院建设中首开先河，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开始有了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剧场。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上海大剧院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对城市文化形象进行重新诠释与塑造，因而，作为“政治”的剧场，其“政治叙事”可置于城市文化治理的场域与整合分析框架中进行，从三个面向塑造上海全球城市文化形象。

权力与资本叙事

作为标志性的剧场建筑，上海大剧院的建成缘于城市治理者建立城市发展与治理规则、通过文艺活动展现话语权、传递价值观，是城市治理者权力意志的表现，也是行政权力在表演艺术场所的表达。

在专业剧场紧缺的90年代初期，上海市政府意在上海建成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窗口， 作为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设施。1993年底，上海大剧院的建设议程摆上日程。上海市委市府对大剧院工程建设提出“为上海人民争光、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要求，这一话语为它此后作为城市权力景观定下基调。

作为权力意志的表现，大剧院是城市新城区行政文化功能的一部分，往往与政府大楼建在一起，上海大剧院的选址也不例外。1993年，由时任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副市长龚学平主持选址工作，地址选为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西北角，南临人民大道， 西沿黄陂北路， 东毗市政府大厦和城市规划馆， 东南则为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 北望人民公园和上海图书馆， 基地面积达2.1公顷， 与人民广场整体相融。具有政治意味且与权力机构毗邻的地理位置，是对大剧院“地方权力精神”的确立或弘扬，是大剧院能够被建构为重要的媒介地理活动场所，成为“权力景观”的支配性力量。

在上海大剧院这一特定场域中，权力者的策略决定特定资本的分配。上海大剧院总投资12亿人民币，由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全额投资，财政资金来源包括政府补贴、票房和大剧院的服务经营收入和社会资助，每年获得政府补贴占年总收入的8%左右，其中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每年给予1500万元赞助。在规划之初，上海大剧院被市委、市府定位为面向市场的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构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性及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单位的定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首先强调的是社会效益。2001年，市政府提出上海大剧院“一年要有24场公益演出， 全场票价不能高于80元”的要求。“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两个效益同步增长”，如此定位的大剧院承担三个主要社会功能，引导社会主流文化，服务市民、满足市民欣赏高雅文化的需求，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两个效益同步增长”的诉求促使社会商业资本进入文化权力场域。2014年5月，通用别克作为大剧院在汽车领域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提供“超过剧院运营成本的10%”的资金赞助，上海大剧院中剧场被冠名为“别克中剧场”。制作主体将商业资本主要用于投入公益性演出和教育活动，提高自办演出比例，增加公益活动场次，别克汽车的商业资助进一步提高大剧院主办节目比例，从而降低平均票价，强化大众“艺术殿堂”的定位和宗旨。

历史与现代叙事

建筑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也是城市空间中一种具有表现力的语言，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大剧院造型生动简洁，主体由立方体和弧形体构成，形似中国古典建筑亭，屋顶为两边反翘和天空拥抱的白色弧形，象征“天圆地方”，寓意文化“聚宝盆”。与大剧院轻巧灵动的造型形成鲜明对比的广场建筑，除了市政府大楼，还有位于人民广场东北角、毗邻市府大楼的上海城市规划馆。从文化地理的意涵阐释三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化、国际化的上海大剧院与市府的关系，可以解读为以市府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在表演艺术场所的表达，而上海城市规划馆则以多种视觉手段展示上海市政治、文化、经济的具体部署，诠释了城市治理者在当下及未来对城市的治理策略和规划蓝图。上海大剧院的建成与运营则是城市发展文化转向的直观体现，是文化总体规划的具体实施。

作为新建的西式现代化大剧院，如何建构地方文化氛围，城市规划者通过对城市文化形象进行策略性组合，打造大剧院特有的地方文化氛围，促使市民对其产生认同和归属感。尽管上海大剧院从空间维度将上海与全球进行连接，但在时间维度上，则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着内在的维系。1933年，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重建的大光明大戏院坐落在人民广场文化圈，南临上海市政府大楼和上海大剧院，英文名为Grand Theatre，意译为“大剧院”，时有“远东第一影院”之称，是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活样本。65年后，投巨资建成的上海大剧院取其英文名为Shanghai Grand Theater，这两座相隔65年的建筑，在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以最现代、极富创意的、极新颖的、摩登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大剧院”的名称将90年代末建成的上海大剧院与30年代的摩登上海建立起某种联系，那么，上海城市规划馆地下一层的“上海‘1930风情街”则将这种隐秘的联系明显化、清晰化地勾勒出来。

上海城市规划馆底层的“时光倒流”式的1930风情街模型，满足了人们对人造“怀旧”情调的追求，它与作为能指的上海城市规划馆之间的关系是：90年代的上海为了丰富自己作为“全球化城市”的资格，借助仿造的“30年代上海”，以彰显上海曾经有过、但早已消失的“东方巴黎”的国际都会的历史。在职能上对当下和未来的城市进行宏观、全局规划的上海城市规划馆，在它所设置的30年代上海的“怀旧”机制中，旧上海的“旧”成为未来“新”的规划蓝图，也即上海的“过去”成为“未来”（正在建设的现代化新上海）的“未来”（全球化后的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在作为上海市行政文化中心的人民广场，通过城市规划馆重现在市民或观光客面前，使得原为怀旧对象的“老上海”成为城市想象“前瞻”中“未来的上海”，时空的压缩赋予了上海大剧院清晰的历史构图及当下使命，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历史记忆，从而生产符合全球化资本流通的意象。

通过诠释“现代化、开放、面向未来”等概念的上海大剧院与上海城市规划馆“1930风情街”老上海模型并置，对20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想象作为合力结构了对“新上海”的规划，二者的时空对话呈现和表达城市治理者的某种社会理想，并在其构造的语境中酝酿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心问题，即在新的全球化竞争中，在历史遗产及历史记忆的召唤下，上海大剧院该如何实现一个世界城市的文化梦想，重建上海文化的辉煌。

全球与本土叙事

如何“想象全球”对大剧院的全球与本土叙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全球与本土叙事，大剧院将上海带入世界城市全球文化交流的语境，不仅向世界展现城市的面貌，向城市展现世界的面貌，同时也促进城市市民转向对世界公民的自我认同。

由政府主导的大剧院对艺术活动的安排与部署代表的是一种官方式样的公共文化，对于剧院来说，节目的设置与安排体现了一个剧院的定位，剧院演什么和能够演什么，体现了剧场的价值品味和艺术宗旨，从“全球”与“本土”叙事的角度而言，节目定位则贯穿着运营者通过大剧院这一特定的艺术空间所传达的全球与本土想象。

大剧院的节目定位首先是以权力意志为核心体现，“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表示，上海大剧院作为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现代化的大剧院，要以高雅艺术为主。”而大剧院管理层对“高雅艺术”认证为“歌剧、芭蕾和交响乐”，这三大艺术形式的节目成为大剧院建立以来最主要的艺术呈现。

对大剧院演出季节目板块的观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剧场全球化融合的定位。自2006年开始，上海大剧院推出演出季，每个演出季以五大系列演出构成，包括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系列、世界著名独奏家系列、世界著名芭蕾舞团系列、世界美声系列、青年艺术家系列等。对音乐剧的引进是上海大剧院融入全球文化的一个具体案例。上海音乐剧市场始于上海大剧院，2002年以来，大剧院引进《悲惨世界》（2002年，21场）、《猫》（2003年，53场）、《音乐之声》（2004年，35场）、《剧院魅影》（2004-2005年，100场）、《狮子王》（2006年，101场）、《妈妈咪呀》（2007年，32场）、《发胶星梦》（2008年，20场）、《歌舞青春》（2009年，24场）、《音乐之声》（2015年，15场）等音乐剧，催生音乐剧产业在上海的孕育和发展。

和引进剧相比，大剧院开业以来中国传统戏曲节目上演率较低。2010年，大剧院的节目选择体系从一开始的“洋三件”到厚爱引进音乐剧，开始有意识地推出主打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演出，在节目选择方面日趋完善，并坚定“不仅要上演海外进口的节目，也要给国产文艺精品提供舞台”的定位，历年演出季的剧目安排显示了上海大剧院对本土制作、民族艺术的扶持，2015-2016演出季，大师版昆曲《牡丹亭》（上、下本）于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汇聚众多名家，17位当年昆剧的台柱、年龄均为66岁以上的国宝级昆剧表演大师在上海大剧院成就了一场“空间绝后”的世纪盛宴，票房“全满”证明观众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热爱。

2007年，节目定位在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鼓励原创作品的政策性调整而发生改变，“原创性”成为上海大剧院提出的“国际性”、“艺术性”、“经典性”之外的新增品牌定位。利用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的优势，大剧院与旗下艺术院团合作，平均每年以一至两部的速度打造“上海大剧院版”原创作品，形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原创作品。

2015年6月，由上海大剧院与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在上海大剧院首轮演出，三场演出近五千张票悉数售罄，火爆场面在戏曲演出市场实属罕见，这部“让当代重新审视昆曲，也让昆曲再次立足于时代”的戏引爆戏曲界“张军现象”，也令传统戏曲如何在“大剧院”语境下传承与发展成为一时热议，有观点指出，“在这出戏中，有好的演员，好的剧本，繁复的场景变换和舞美就显得太多余......失去了因为戏剧的‘假定性而带来的简约美。”对于戏曲艺术脱离传统一桌二椅式舞台而进入城市大剧院所引致的舞台空间审美的变化，除了前述反对意见，另一种代表性观点不失远见指出，“戏曲既要在相适应的场所展示自己，也要自觉登上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的演出场所与传播平台，以适应现代演艺环境的变化。”

以戏曲表演艺术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以“西式”、“现代”、“国际性”为内涵的大剧院中的表演与发展，从一个独特的视域，建构起全球化剧场的本土意识视野，以及具有全球意识视野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它以独特的剧场美学展现了全球化进程中，本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在全球融合进程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大剧院舞台的表演，赋予这一“给定的空间”地方性、民族主义和全球视野下新的世界想象。

世界主义想象及对城市文化的型塑

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上海大剧院从“权力与资本”、“历史与现代”、“全球与本土”三个相互交织的面向展示上海全球城市文化形象。

在三个维度的“政治叙事”所构建的全球想象中，世界的普遍性（cosmos）与地方的特殊性（polis）在文化遭遇的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想象在大剧院的生产实践中被建构：它抛弃了传统的政治性剧场的预设立场，将普遍性理解为一种跨文化的规范建构，在普遍性与地方性彼此学习与对话过程中建构新的全球想象。

上海大剧院所生产的城市文化空间，是权力话语的全球意识与表征空间，是政治权力借助剧场进行城市文化治理的运营实践，体现了城市治理者对城市社会的新型管理模式。上海大剧院对国内大剧院运营的参照在于：作为政府权力意志在表演空间场所的表达，大剧院的总体行政部署规划须置于城市文化治理的场域中进行，通过文艺活动传递城市治理者的价值观。城市治理与规划者通过景观外形设计、地理选址及与城市符号性文化形象进行策略性组合与区域性凝聚，建构西式、现代化的大剧院特有的地方文化氛围，维系市民对大剧院的地方文化认同。将地域文化或本民族文艺活动与源发于西方的“高雅艺术”相结合、丰富及多元化的节目定位，极大可能满足各阶层市民文化需求，拓展大剧院的市场覆盖面，从而强化大剧院的大众性与“艺术殿堂”的定位和宗旨。通过大剧院运营与文化治理的蓝图规划、文化权力的调节与权利的赋予、艺术文化资源的分配等实践，在城市资源杠杆分配的机制中，将既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资本，汇聚到对城市文化历史遗产的召唤与现代空间的生产，地方场所精神的建立、全球文化的再现表达和本土、全球文化意识的建立等文化实践中，城市治理者借助大剧院的运营实践开创了新的文化空间，并诉诸一种新的全球想象：只有在一个共建的世界中，通过一种世界主义范式的艺术和审美追求，我们才得以获得真实的世界图景和对城市的丰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