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筱燕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布局的关键时刻。“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全球政经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发展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已构成当下中国社会整体建设的基本面。

就艺术发展看来，一方面，艺术被包含在更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计划中，最终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从“十二五”延续至“十三五”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始终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文化部公布的“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任务的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作生产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

然而，文艺创作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并不始终统一：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时代图景中，艺术创作/评价体系过于向经济价值倾斜是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这种过度倾斜不仅会违背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阻碍文艺界良性有序的长期发展；同时也可能与国家主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目标的文艺发展观发生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艺繁荣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充沛而多元的资本主体为文艺创作提供广阔的实践土壤，文艺创作的数量因此提升，“高原”因势而起；与此同时，资本内含的趋利性也使其必然要设法降低艺术的“实验性”和“独特性”带来的市场风险，这种内在的矛盾使过度依附于资本的文艺生态难以形成“高峰”。

无论是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还是寄望于“文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号角”，都有赖于一个健康、自律的文艺生态。因此，如何调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平衡文艺创作的经济价值、意识形态价值与其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将是“十三五”期间文艺发展的关键所在。

自2013年以来，《上海艺术发展报告》以年度为单位，记录了上海艺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并就主要现象和发展趋势展开思考和评述，内容涵盖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建筑、民间艺术等众多艺术门类。2015年的《上海艺术发展报告》在原有的艺术分类报告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题报告，针对上海艺术发展中独特的时代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上海是中国文化和艺术产业发展的重镇，也是全球文化贸易和交流的重要港口——通过对上海艺术发展的持续观察与理性辨析，我们希望呈现艺术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也尝试梳理其背后交织的时代命题，更希望能藉此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艺建设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2015年上海艺术发展概况

1.美术

2015年，从创作、展览到产业，上海美术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局部惊喜的整体面貌，但一些发展症结也逐步凸显。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此上海美术界积极响应，以“民族脊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第八届上海美术大展”为代表的一系列主题创作和展览在中华艺术宫陆续登场。同时，“反法西斯”风也吹进民营美术馆，龙美术馆举办的“革命文艺与主题创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展”展示了民间收藏对中国抗战艺术的肯定和支持。

2015年度，上海的青年美术家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在当代艺术领域内，富于探索精神的上海青年一代成为策展方的偏爱，“何所示——丁乙个展”、“‘隐力倪有鱼的个展”、“张恩利个展”、“‘依然上海群展”、“时代·撷英——上海当代水墨艺术家邀请展”等一系列展览勾勒出上海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图景。此外，作为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展览活动的重头戏，“青年·境界”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美术家作品展和相关的艺术论坛、文献展在艺术节期间陆续登场，展示了上海市在扶持青年美术家方面的成果。

影像艺术在2015年热度飙升，学术价值和市场表现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9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2015上海艺术影像展”汇聚了50家国际顶级画廊，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观展和购买。与此同时，以摄影和影像为主题的画廊和艺术机构颇为活跃，如瑞象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等机构都在扶持和推广影像艺术方面有不俗表现。相对于其他当代艺术门类而言，摄影作品的收藏门槛较低，价格也比较亲民，在表现形式和审美上符合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的口味——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当下艺术品市场从“收藏”向“消费”转化的趋势。

“十二五”期间上海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的民营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到2015年，“国立为主，民营为辅”的美术机构业态已初步成形，“互为补充、互为融合”的艺术生态也日趋完善。

机构主体和专业方向的多元化带动了美术馆功能的创新与突破。2015年，上海当代艺术馆的“聚变”剧场、上海民生美术馆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时间·艺术·潜流”系列对话、上海外滩美术馆的“身在亚洲——当代剧场中的身体呈现”等项目，都可被看作是打破美术馆“白墙”，建构更开放的艺术空间的积极尝试。与此同时，更多艺术项目走出了美术馆——进入公共空间、介入公共生活是2015年度更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文化兴市，艺术建城”为理念的“2015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中，朱家角和新场的古镇激活计划备受好评；而一些切入点小、概念新颖的实验项目，如设立在安顺路花鸟市场中“兼容的盒子”等，试图探索艺术与环境、艺术与生活的兼容问题，亦是值得鼓励的策展概念。

机构和策展理念的多元化也加速了展览形态的发展，2015年，网络和新媒体成为改变观展方式的重要载体。备受瞩目的“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大展”以多媒体图像再现大师艺术，“雨屋”和“敦煌：生灵的歌”则依靠多媒体交互和场景复原等手段主打“浸没式”展览的概念。除此以外，线上展厅服务、二维码扫取讲解资料等手段已被普遍使用，以“Vart”为代表的APP更是覆盖全球合作场馆，提供中英双语导览和票务服务。

以“大师”特展和艺术博览会形态为依托的展览产业成为年度另一焦点，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互为博弈。

自2014年年底在上海K11购物中心举办莫奈大展开始，上海进入了一个大师特展时代。2015年，梵高、安迪·沃霍尔、毕加索、米罗、达利、雷诺阿、达·芬奇等西方大师展纷纷借助资本力量涌入上海商场，甚至出现两个达利展撞车互掐的现象。商业大展几度掀起观展热潮，也引发了业界对于“原作缺失”、“商业噱头重于艺术价值”等问题的争议。

2015年度，上海各路艺博会也呈现井喷状态。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上海国际设计创意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LOHAS艺术博览会、ART021、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在拉动城市艺术消费方面有迹可循：以第十九届上海艺博会为例，博览会期间成交量达到1.41亿人民币，相比2013年的最高成交纪录仍有上涨。然而，“买得起的艺术”路线在艺术品消费角度看似成功，但在《纽约时报》发布的“2014全球顶级艺博会人气排行榜”中，上海艺博会却被排除出20名以外。艺博会的商业表现和艺术水准之间的明显落差，折射出上海艺术品行业长期一二级市场倒挂等非健康状态——研究型画廊的缺失、艺术教育的薄弱、专业藏家的缺位，这些都将影响上海艺术品市场和整体艺术生态的长期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完善艺术品交易产业链已被写入上海美术发展的核心内容，如何平衡艺术价值与产业发展将是难以回避的话题。

2. 舞台艺术

2015年5月，在市委市政府对18个市属国有院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市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改革不是转体制“翻烧饼”，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院团管理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其最终目的是激发院团创作演出活力，并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意见》推出后反响热烈，一团一策、场团合一、扶持青年、走向国际等亮点举措定位精准，并对音乐、戏剧、舞蹈等舞台艺术的整体发展产生衍生效应。

2015年，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剧目《长恨歌》运用现代芭蕾语汇成功演绎了传统经典诗歌文本，展现出“海派芭蕾”发展的新风向，该剧在上海、北京多次上演，此后远赴荷兰多个城市巡演26场。《长恨歌》作为2015年上海文艺院团重点剧目，其创演和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院团改革对于激发艺术活力的重要意义。这部大型现代芭蕾舞剧由上海芭蕾舞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主创皆由外国著名艺术家担纲——上海芭蕾舞团采用“双轨制”管理模式，一方面邀请国外优秀艺术家来到上海，担任驻团编导、教员或客席演员；另一方面则将舞团内的舞者送往国际一流芭蕾舞团交流。同时，与院团改革方向相一致，上芭在2月成立了“艺术专家委员会”，为舞蹈创作以及人才培养出谋划策，助推作品生产的常态化和人员管理的有序化。在本年度“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舞团的青年舞者戚冰雪和孟繁宇分获青年女子组银奖和铜奖（金奖空缺），体现出舞团在青年培养方面所做的努力。上海芭蕾舞团在管理制度、创演模式和青年扶持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可被看作是2015年上海院团改革的一个缩影。

扶持青年艺术家是2015年上海院团改革的另一重点，也可被视作是对近年来舞台艺术人才发展瓶颈的积极回应。此番改革中，院团的职称体系根据艺术门类的具体要求和不同定位来设计，根本目的则是要让职称指数整体向青年倾斜：艺术周期比较长的门类，要让青年人出得来；艺术生命周期比较短的，要让演员尽快得到艺术积累和生活积累。

与此同时，对青年演艺人才的扶持和培养也日益引起全行业的关注，对“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探讨和实践正在持续产生影响。比如上海戏剧学院在2015年推出了多项青年扶持和培养的新举措：首次提出“爬坡型”人才培养机制，以打破“唯成果”的传统人才遴选模式；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搭建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展现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项目成果；搭建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合成重点实验室，培养科技与艺术的交互人才。此外，以上海国际艺术节为代表的各类艺术节庆活动已经成为上海青年演艺人才崭露头角的重镇：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成立四年来，已委约31名华人青年艺术家原创了27部舞台作品，涵盖戏剧、戏曲、音乐、舞蹈、多媒体等多个领域；2015年1月，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次借助美国APAP这一世界最大的演出交易平台，向全世界推广和展示了“中国内涵、国际表达”的中国青年艺术创作。

近两年来，上海的舞台演出场馆建设呈井喷式发展。从2014年初到2015年底，上海新改建剧场已达30家以上。一些特色鲜明的演出场所为上海的演艺市场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气象：比如主打水景剧院概念的嘉定保利大剧院，探索“厅团合一”模式的上海交响乐团剧院，首推“剧场+书局+影院”组合概念的美罗上剧场，等等。除此以外，环人民广场剧场群改建工程、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大歌剧院和上音歌剧院等地标性文化场馆的建设陆续启动，加上在全市范围内逐渐兴起的环境剧场、楼宇剧场、咖啡馆剧场等各类个性化演出场所，将共同构成“十三五”期间上海舞台艺术发展的空间形态。

就创演种类而言，2015年，除了IP热潮持续涌动演艺舞台，音乐剧和儿童剧的兴盛也值得关注。自2014年起，音乐剧产业开始获得资本青睐，这对本土音乐剧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2015年年初JDF金典工场对外宣布已完成B轮融资，市值估计为两亿——继2014年创演音乐剧《上海滩》之后，JDF金典工场的第二部原创音乐剧也伴随着资金注入加速启动；2015年，另外一部值得关注的原创音乐剧作品是献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犹太人在上海》，其制作方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背靠恒源祥集团，该剧的制作人表示，有了集团在资金上的保障，做“有品质的戏剧，有美学高度的戏剧，有灵魂的戏剧”之目标就有了保障。

随着城市人口结构和特质的变化，近年来儿童剧受到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父母的热爱。上海的儿童剧制作主体中，民营剧团和文化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这与近年来民营剧团艰困的生存现状密切相关：儿童剧的低投入和低风险成为民营剧团求生存的避风港。产业形态兴起的另一面，儿童剧的产业机制和创作规律却都未受到足够重视——在激烈的低价竞争背后，是民营院团的生存困境，以及被牺牲的儿童剧质量。

对于舞台艺术的本体来说，在内容、形式、技术等各个层面广泛展开的融合探索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在2015年上海的原创话剧中，话剧与相声、滑稽戏等艺术形式间互为借鉴，创作出了如《触底反弹》《三人行必有丑男》等颇受市场欢迎的作品。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在2015年积极发挥艺术教育与研究主体的作用，容纳和拓展了多样化的艺术主题展演：如“实验剧场30年艺术展”、“新媒体艺术与舞蹈戏剧展映”等展览主题引起了艺术界的普遍关注。此外，新媒体技术与舞台艺术的融合也更为多样，以音乐艺术为例，2015年功能多样的音乐软件纷纷上线，拓展了音乐教育和普及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现出“互联网+”对艺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3. 影视艺术

电影和电视是最接近大众文化的艺术类型——拥有“最广泛的受众”这一特点，使影视艺术成为考察“艺术产业化发展”最合适的着眼点。

2015年，从全国到地方，影视艺术的发展依旧深受政策的关注和影响。针对影视艺术发展的相关政策集中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和力度的，另一类则是规定内容生产原则的。这两类政策之间互为交叉，共同勾勒了当下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的动态框架，同时也反映出在加速产业化的过程中，艺术作（产）品的经济价值与意识形态价值之间的微妙关系。

电视方面，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出台了“一剧两星”、“限外令”、“限真令”等一系列重磅政策，对电视节目的播出形式、境外影视剧的引进规模、真人秀节目的制作方式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同时，《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试听节目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则体现了将IPTV和互联网电视等未来传媒业作为发展重点的宏观调控思路。这些政策对上海电视行业产生了重要的调控作用：从传统电视传媒走向跨屏多终端与融合化，已经在过去一年成为上海电视业积极实践的方向。

电影方面，近年来上海市在振兴电影艺术方面陆续制定了多项扶持政策。2014年10月，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9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正式颁布，提出了九大支持方向和七项具体政策。2015年，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上海电影的产业链更加完善，政策环境更为优化，电影制作机构数量显著增长，人才建设初见成效。201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又发布了《上海市促进电影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并落实2亿人民币专款专资，这无疑将对2016年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产生更为有力的助推作用。

对于电影和电视这两种最具“文化产业”基因的艺术类型来说，资本的青睐始终是其喜忧参半的标识。2015年，影视艺术背后涌动的资本力量与“互联网+”这一年度关键词紧密结合，迅速开拓出了产业发展的新道路。

2015年，经过初步整合的新SMG将旗下企业和业务分成内容、平台渠道和线上线下运营服务三大板块，互联网电视成为集团发展核心业务；百事通公司变更为“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并成为中国A股首家市值超过千亿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与此同时，SMG分别与阿里巴巴和硅谷银行签订合作协议，而百视通则与华谊兄弟达成版权战略合作——上海电视业与电商、金融资本、传媒资本达成了进一步的深度合作。

电视内容方面，台网融合成为2015年电视节目制播最重要的特点。真人秀节目《我们15个》开启了“24小时互联网直播+电视剪辑”多平台跨屏的综艺节目形式；《何以笙箫默》等IP改编剧则依靠视频网站形成惊人的关注热度。电商与电视节目内容在2015年进一步深入关联，在由天猫国际独家冠名的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播出期间，观众可以同时使用天猫APP支持喜爱的明星、选购明星同款商品。从2015年上海电视制播业态的总体情况来看，“以互联网电视为核心，整合、转化IPTV、数字电视等多种渠道和终端的用户资源，打造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的发展格局已初步建立。

“互联网+”同样也影响了2015年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成为影视企业和投资基金转型的新热点。一方面，上海本地的国有和民营影视企业都纷纷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有计划地推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制作排期、发展目标和艺术特色；另一方面，更多具有专业意识的上海本土影视投资主体趁势兴起，运用金融杠杆，在地区、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布局。2015年，《十万个冷笑话》和《万万没想到》两部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大电影成为“上海出品”的票房冠亚军，显现出上海电影产业在“互联网+”发展路径上的初步成效。

从政策支持，到资本与技术共谋合力，上海的影视产业在2015年有不俗的表现。然而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艺术创作的进步，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在大资本的极力驱动下，都面临娱乐功能不断放大，同时内容创新滞后，理念价值缺失等问题。对上海的电视业来说，综艺节目和电视剧购买投资日益庞大，新闻制播的比重和质量却整体下滑——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逐渐衰落。而电影产业虽然有大资本和大IP加持，但始终缺少成功的中小成本类型片，显示出上海电影创作缺乏基础厚度。影视作品的规模体量、市场表现与其艺术形态、价值理念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换句话说，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在影视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图景中已严重错位。经济价值独大的影视艺术发展模式，反映出创作背后的“理论贫困”：创作者难以真正以作品来回应社会现实和不同人群的需求，只能服膺于文化消费主义和全球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这样的症结，并不能仅仅通过规定“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而获得纾解。

就上海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2015年颇令人惊喜的一个现象是各类电影展映活动的蓬勃发展。2015年，上海电影节征片影响力和主题展映策划能力的加强受到各界好评。除此以外，各类民间放映主体数量大大增加，清晰的策展定位和新媒体频道的支持，使得这类放映活动都有较为稳定的观众群。与此同时，美术馆与艺术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以电影为主要媒介，进行主题放映活动，同时就影视艺术主题开展深入讨论。处于产业化发展之外、形态各异的电影展映活动成为盘活上海电影资源，打破“理论贫困”的积极实践——2015年，上海的各类影展对电影史、国别电影、新人新作、市民文化、文化和社会等议题都有非常扎实的梳理，而活跃的新媒体平台在其中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影视艺术产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失而言，多元展映活动成为难能可贵的平衡力量。

4. 城市艺术

城市作为特定的文化载体和独特的文化资源这一特点，在上海的文化艺术建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的“艺术”性，不仅仅在于由街道、建筑、雕塑等构筑的空间景观带来的视觉感受，更在于这些空间形态所蕴含和鼓励的文化实践，以及由此传递与共享的精神体验。

2015年，“城市更新”正式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关键词——在这一年，上海的城市用地进入零增长和负增长时代，城市规划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换句话说，依靠土地扩张来实现上海城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数量和速度的追求将转变为对内涵与质量的创新。

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为逐步解决当前上海市建成区仍存在的城市能级不高、活力不足、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缺口较大、城市慢行系统便利化程度不高、城市风貌保护不够等诸多问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工作原则和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上海市区已有六大地标成为“城市更新”的首批案例，包括徐汇区的西亚宾馆开放公共空间、提供公共停车位的改造；徐家汇教堂广场附近空间整合优化；静安区锦沧文华酒店改为办公楼；东八块地区保留历史风貌；曹家渡地区建设办公楼宇连廊；以及闸北区新客站北广场北侧增加公共绿地和公共开放空间。根据《办法》精神，在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上海将吸纳包括物业主体、社会公众、多领域专业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按照开展区域评估、制定实施计划、评议和总结三个阶段，推进中心城24个更新试点项目，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优秀案例。

从《上海城市更新实施办法》的制定颁布，到首批城市更新案例的具体实施，上海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体现出较强的公共利益导向：重视公共空间和城市景观建设，提升城市设施的复合功能，建立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这些都使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得以更紧密地互动和关联。而变“新建”为“改建”的城市更新原则不仅关乎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方式，同时也将意味着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再生产模式的改变：对城市文化生态的传承与创新将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上海城区中有不少老旧工业区和旧式里弄，在土地增量建设时期，将城市陈旧空间拆除新建，将中心城区居民迁移至郊区是常见的做法。这种大拆大建的建设方式常常与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发生激烈冲突，对人的生硬迁移也带来了生活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种种断裂。

2015年，配合城市更新的建设思路，上海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有多项突破。比如，在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郊区建筑入选了74项，改变了之前寥寥无几的情况，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范围已逐渐向郊区覆盖。此外，上海中心城区的石库门保护将试点“原住民模式”，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来实现历史建筑与风土人情的创新传承——对于城市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无疑将是值得期待的尝试。

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不仅体现在以城市更新为导向的空间改造上，同样的思路也在城市民间艺术的保护性发展中得以体现。与安处殿堂之上的高雅艺术不同，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了民间艺术作为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间艺术具有随时代生活变迁而兴衰的特征。2015年，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下开展民间艺术保护，为民间艺术传承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空间；与此同时，对民艺人才的培养、加速民艺与新媒体和创意产业的联合则为开拓上海民间艺术的时代活力打下了坚实基础。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承和创新是一体两面，无论是城市空间的更新，还是城市民艺的更迭，尊重生于其中的人的情感和生活，是指导建设方向的关键。

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所特有的“在地”性，与其空间地理格局和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联——这种不可复制性也意味着城市本身就是文艺创作的大IP。城市中的空间景观、多元鲜活的生活实践，不仅塑造出独特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也能催生个性鲜明的文艺作品——一个世纪前的“上海”曾是文艺创作中的经典主题，与此相比，今天我们对“上海”的文化解读、想象和再创造仍是一项未完全开启的事业。

2015年上海艺术发展总体思考

2015年，在政策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上海的艺术发展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不同的艺术领域各自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发展特点，同时也有共通的趋势和现象值得关注。

首先，“融合”将成为下一阶段上海艺术发展的关键词。从2015年上海艺术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融合发展既表现为艺术门类间壁垒的逐步消融，同时也体现在艺术与科技的互为促动上。

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和实践不再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分类艺术语汇——从创作主题或动机出发，借鉴、调用不同艺术形态进行创作的方式，不仅是前卫艺术的创意实验，在更多的大众艺术场域也已经得到运用。与此同时，上海有不少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在推动艺术的融合发展方面成绩显著：通过对美术馆机制及其功能的思考与拓展，更多类型的艺术实践得以进入/离开美术馆空间，进而也推动了艺术与更广泛的社会实践的联结。

另一方面，2015年，几乎所有的艺术生产领域都与互联网技术发生了深刻的互动。“互联网+”既改变着艺术生产的产业模式，也正逐步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可以想见，更多尖端科技的出现将是未来人类生活的底色——2016年3月AlphaGo在围棋大战中的获胜，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又一轮欢呼和忧虑。对于艺术的创作来说，将艺术看作人类主观世界的表达，将科技看作客观世界的再现，这样的二元认识论无疑是应当被抛弃的。

不仅对于上海，对于全球的艺术生产，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类生活实践而言，融合都将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当今人类对于分类和纯粹的痴迷深植于西方现代性难以自洽的悖论中，“融合”是对壁垒高耸的“边界”的反扑——人类生活实践的本来面目就是复杂和混融的。艺术实践要如何回应/内置于生活的复杂性，这或许是“融合发展”留给我们更深刻的问题。

其次，是艺术创作背后的理论贫困。文化艺术产业风生水起的另一面，是艺术创作面临的困境。2015年的上海，艺术博览会以家居装饰大卖场自居、商业艺术特展带来审美疲劳外加撞车火拼、电影的票房表现与艺术价值持续泾渭分明、真人秀节目靠引进模式和贩卖明星获利，却对隐藏其中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毫无知觉……由此来看，艺术的经济价值仿佛成了衡量艺术发展水平的一个颇为尴尬的指标——艺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没有带来艺术创造力的百花齐放，反而使艺术生产也跌入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均质化逻辑中。

尽管资本加持和市场导向频遭诟病，但艺术创造力的匮乏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此。消费主义至上的文艺发展观固然需要不断地加以批判性审视，以促进文艺政策和制度逐步进行结构性调整——而非停留于见招拆招、头疼医头的“勤政”式干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文化艺术的从业者和实践者而言，更重要的当务之急恐怕是要尽快建立起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论和文化的自觉”——后者才是平衡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核心所在。

“理论和文化的自觉”首先应当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切感知和体认之上——这里的现实既指向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政经结构，也包含我们浸淫其中的生活实践与经验。艺术的空洞化和消费主义化是一体两面的，其根本都在于艺术创作与现实之间回路的断裂。再者，艺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是形成这种自觉的有效机制。理论和文化的自觉，换言之，就是文艺观和价值观的确认，这需要包括思想家、学者、艺术家、评论家乃至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在内的不同力量的共同参与，通过角力和协商形成富于生命力的动态共识。2015年，上海民间影展体系的初步形成，艺术机构主导的学术和理论探索蔚然成风；2016年伊始，《上海艺术评论》创刊、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对于艺术共同体和价值理念的构建，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