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米芾错失《来戏帖》――《面谕帖》《伯修帖》钩沉

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 摘 要 ］米芾《翰牍九帖》之《面谕帖》和《伯修帖》，实际上是米芾委托友人陈师锡收购王羲之《来戏帖》的信札。多年来，学者多从艺术史和书法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其实在俊美的书法背后，承载的是鲜活的收藏故事，也为我们研究艺术经济史、文化产业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窥见崇宁初年，北宋的政治、经济、外交和艺术市场。

［ 关键词 ］米芾；书法；收藏；市场；历史

作为收藏家的米芾（1051－1107），一生过眼无数名家手迹，也建立了惊人的私人收藏。人称“米癫”的他，常常乘坐他那“米家书画船”招摇过市，创作、卧游、寻访名迹。对于那些因为机缘未具足而失之交臂的作品，米芾总耿耿于怀，必想方设法得之而后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翰牍九帖》，就非常具体地记载了米芾收藏的种种细节，读来非常有趣而生动。但历来书法史家多研究其书法艺术，很少着力研究信札背后的真实历史。

《翰牍九帖》中的前二帖《面谕帖》①此札通称《来戏帖》，也称《面谕帖》，笔者认为称《来戏帖》不妥。此札中，一直在讨论王羲之的一幅草书帖，其末尾处有“来戏”二字，故应当将王帖称为《来戏帖》。和《伯修帖》，其实都是写给同一个人，即陈师锡。两封信札相隔不久，都是讨论如何收购王羲之的《来戏帖》。尽管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收藏佳话，但由于事情发生在宋徽宗主政不久的崇宁初年，参与者也都是宋史上的著名人物，整个过程便承载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容。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手札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只是文中将陈伯修称为“司长”，或可以窥见端倪。根据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陈师锡（伯修）贬郴州是在崇宁二年（1103）正月乙酉，考功属左司，故米芾称其为司长。因此这封信札的时间大致是在相近时期。

在《面谕帖》中，米芾请老朋友陈师锡帮忙打听两件藏品。一件是年轻时错过的翟院深的画，另一件则是六朝旧帖《来戏帖》。此札记录了米芾收藏的过程及心态转变，对于北宋书画鉴藏活动，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蒙面谕浙干，具如后。（下添：恐公忙，托鼎承）长洲县西寺前僧正宝月大师收翟院深山水两帧。第二帧上一秀才跨马，元要五千卖，只着三千。后来宝月五千买了。如肯辍，元直上增数千买取。苏州州衙前西南上丁承务（旁注：是晋公绘像恩泽）家秀才（下双行注：丞相孙），新自京师出来，有草书一纸，黄纸玉轴，间道有数小真字注，不识。草字末有“来戏”（双行：二字），向要十五千，只着他十千，遂不成。今知在，如十五千肯，告买取，更增三二千不妨。

图1　米芾《面谕帖》，翰牍九帖之一，纸本，行草书，纵25.5厘米，横43.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翟院深，北宋早期画家，营丘（今山东淄博）人，山水学李成，临摹逼真。甚至连李成之孙李宥为开封尹时，所购藏其祖父之画作中很多也是出于翟院深之手，可见其风格之相近。这幅《秀才跨马图》，卖家要价五千，米芾只肯出三千。后为长洲县（今江苏吴县）西寺宝月大师（前僧正）所得。仅仅在两年前，米芾在《画史》中，还将之定为李成作品：“宝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骑马，一童随，清秀如王维画孟

而此画已经为宝月大师所有。这位宝月大师，学者常将他与苏轼的同乡无服兄释惟简混为一谈，其实并不是一个人①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三《杂科篇》。。

明“吴门华山寺沙门”明河在其《补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三《杂科篇》中专门有《二宝月大师传》。其中一位宝月大师是与苏轼交情甚笃的眉州籍高僧，释惟简，俗姓苏，主要活动区域在成都一带，卒于绍圣二年（1095年）。米芾所提及的“前僧正”，是指另一位宝月大师。他是钱塘人释修广，俗姓王，为人和蔼，结交甚广，被任命为“管内僧正”，“自京师至于四方，自公卿至于学士大夫，多知其名。既见皆乐从之游。”卒于熙宁元年（1068年）。

也就是说，崇宁二年（1103）时，这两位宝月大师均已不在人世。曾经担任“僧正”（负责管理地方僧尼事务）一职的宝月大师更已经过世35年之久。这一年，米芾53岁。换言之，米芾错过翟院深的《秀才跨马图》至少应在35年前，也就是米芾18岁以前的事情。

18岁，对于少年出道的米芾来说，已经名闻朝野。宋治平四年（1067），17岁的米芾随母阎氏离乡到京都汴梁，其母内廷侍侧英宗高皇后，他本人也因此受到重视。据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当在本年。”秘书省校书郎，虽属北宋阶官的最低级别，但往往为进士及第初获官职时所任。庆历二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后，就做过秘书省校书郎。作为校书郎，米芾不太可能从事典籍校勘工作，却可以发挥他在书画方面的特长，从事书画的鉴定。元代就明确由秘书监校书郎掌管书画。因此，少年得志的米芾，为了搜访字画，四处观摩查访民间收藏，显然是合乎职责的。

问题来了，对于《面谕帖》，米芾希望宝月大师的继承者可以割爱，他愿意在原价之上，增加几千买下来。一幅35年前用5000钱购得的画作，35年后，米芾表示愿意用原价收购，如果谈不拢，增加几千也可以。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

一幅画买了35年，居然升值如此有限？北宋时期的物价真的这么稳定吗？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神宗哲宗两代皇帝统治时期的物价状况。由于北宋中期边境战事又起，大量宋朝所铸铜钱不断流入辽夏金，甚至高丽的辖区，加之神宗哲宗又实行赋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二帝统治时期的1067－1100年间，物价不升反降。以粮价为例，宋仁宗时，每石六七十文，到了神宗和哲宗朝，粮价只有四五十文。②高聪明，《北宋物价变动原因之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4期。而崇宁二年（1103年），徽宗执政之初，物价总体上还是平稳的。大约两年后，货币才迅速开始贬值。

因此，在“钱荒”的大背景下，北宋中期的物价是稳定的，甚至是下跌的。因此，米芾愿意用35年前的原价，还愿意多出几千，足见其心情之迫切。

但是，米芾的重点不在于翟院深的《秀才跨马图》，而在于那幅六朝旧帖――《来戏帖》。因为在后来的一封信札中，米芾便没再提及《秀才跨马图》。一种原因是因为宝月大师过世，他的藏品下落不明。另一种原因，也可能是价格没谈拢，或者人家根本不愿意出让。所以，这事儿便按下不提。

米芾的重点是要托陈师锡去苏州州衙西南的前宰相丁谓家③据《中吴纪闻》、《姑苏志》等记载，丁谓第宅在苏州大郎桥，“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临其后，号晋公坊。”龚明之曾到其故宅与他的孙子德隅过从。又据《吴门表隐》记载：“甫桥丁家巷，宋丁谓旧宅。南濠丁家巷有丁家园，为谓之别业。今道旁有青石座椅、上马石”。又据《吴县志》记载，大中祥符间，丁谓任苏州军节度使时，宋真宗曾为他在苏城西南横山吴王拜郊台后丁家山下建造过第宅。，去探访《来戏帖》。

丁谓（966－1037）是宋真宗时的宰相，苏州人，人极聪明。有一次，真宗问道：“唐朝的酒价是多少？”丁谓脱口答道：“每斗三百。”真宗很奇怪，问他怎么知晓的，答道：“有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位其貌不扬、生就一双斜眼的宰相，做了不少坏事，甚至竟敢愚弄皇上，将家里小孩子玩的乌龟当做祥瑞献给真宗，还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丁谓不仅受到斥责，还查出了经济问题，最终被罢相，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司户参军，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弟弟全部被降黜。“籍其家，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1］

也难怪，由于丁谓这样的下场，其子孙自然也风光不再。

这位当年宰相的儿子，也就是被米芾称为丁承务的，好像混得很落魄。“承务”本是隋唐官名，品级很低，相当于员外郎，后来成为对乡绅的尊称。这位官二代已然不咋的，其宝贝儿子丁景，虽然也有秀才的功名，其实更是强弩之末。但他手上有一样宝贝，就是六朝旧帖《来戏帖》。按说，经过抄家，丁谓不会留下太多的藏品，但也不排除这是他后来被贬谪在南方时入手的。正如俗话说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据说丁谓年逾七旬，“流落贬窜十五年，须鬓无斑白者，人服其量。”

丁家有《来戏帖》，米芾早就知悉，早年甚至有机会亲自上门过目，否则不会记得宰相宅第的地址。米芾描述：“草书一纸，黄纸玉轴，间道有数小真字注，不识。草字末有‘来戏’（双行：二字）”

最初，米芾一直认为，这是六朝人临摹的王羲之手迹。在元祐元年（1086）完成的《宝章待访录》中，米芾提到：“王右军《来戏帖》。右麻纸，六朝人所临写，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

米芾还在《书史》提到，此《来戏帖》曾经被人用薄纸双钩搨书，有几行遭墨迹所污，相当可惜。由于认定这是六朝人临写，因此丁景要价十五千，米芾只肯出到十千，没能成交。也就是说，多年以前，米芾曾经在丁家见过《来戏帖》，并且试图收购，终因价钱没谈拢，只得放弃。

很多年以后，崇宁二年（1103）底，作为官三代，丁景不久前刚来过汴京，米芾可能有机会获悉了《来戏帖》的近况。在不久后写的另一信札《伯修帖》中，米芾补充了有关细节。这年十月，丁景离开汴京，沿运河南下，经过泗州时遇见了宋宗室赵叔盎①赵叔盎，字伯充。宋宗室。赵廷美（947-984）四世孙。善画马，与黄庭坚有交往，也曾将其作品和诗送东坡，得到东坡酬应。，或许因为这位宗室雅好书画，又有家底，所以丁景便主动向他提起家藏的《来戏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是说，米芾很可能是因为听说赵叔盎对《来戏帖》有兴趣才再次重视起来。

与此同时，多年前见过此帖时末尾两个字：“来戏”给米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十五年过后，仍然能清晰地回忆出那两字的写法。但是，在上次鉴定时，米芾一直认为，这是六朝人摹的王羲之手迹，这次，他却发现自己又走眼了。作为一位书画鉴赏大家，年轻时犯点这样的错误似乎并不奇怪。当年苏轼、黄庭坚就曾经取笑过他买了赝品。宋代陈鹄《耆旧续闻》说：“近代酷收古帖者，无如米元章……元章广收六朝笔帖，可谓精于书矣，然亦多赝本。东坡跋米所收书云：‘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山谷和：‘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又云：‘拙者窃钩辄折趾。’盖讥之也。”

这一次，反复揣摩后，米芾恍然大悟，“来戏”后面那个古怪的字，竟然是“辩才”两字。也就是说，“来戏”是辩才亲笔题写的！

作为智永大师的得意弟子，又是其衣钵的传承人，辩才曾经受托保管王羲之的不朽法书《兰亭序》，后来被萧翼设计赚走，献给了唐太宗。辩才手上很可能不止《兰亭序》，还会有王羲之的其他名作也未可知。结合这幅书帖的字体，又有辩才亲书“来戏”二字，米芾顿悟，这应当是王羲之的《来戏帖》真迹无疑。

这一重大发现，让米芾窃喜不已，也激起了他强烈的收藏欲。他更担心丁景那个败家子急于求售，那些皇族贵戚们又不计财力，稀里糊涂地将其收入囊中。米芾赶紧托人打听，《来戏帖》还在不在丁景手里。如果在，他愿意照其所出的价，立即买下。米芾还不放心，又追加一句，只要他肯出手，哪怕再另外加上二三千也行。

丁景将《来戏帖》质押的细节，米芾记得很清楚，只是先后提供了两个版本。

《宝章待访录》称此帖被“丁氏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而多年以后完成的《书史》则又称：“质于其邻大姓贾氏，得二十千，今十五年，犹在贾氏。”两书记载略有出入。

能够将字画用于质押，反映了宋代艺术市场已经相当繁荣。在某种意义上，字画已经具备了有如货币一样的价值符号功能。和纸币不一样的是，纸币本身不具备价值，是靠政府的信用为依托。而字画本身是具有价值的，是以鉴定和传承来体现价值的。

且不去追究丁景究竟将《来戏帖》质于谁家，米芾对这个帖倒是一心要占为己有。他像一位蛰伏的狙击手，远远地注视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一招制胜。米芾判断，丁家将其质押于别人，说明丁景缺钱，很可能愿意出手。

这一年，仰仗新任宰相的故交蔡京，米芾先是当上了太常博士，拟出知常州，后又因朝官非议而被劾降一官，挂名为洞霄宫的管勾，直到次年七月才起复。这一段时间，米芾基本赋闲，在京城和润州之间盘桓。大致可以判断，写此信时，米芾很可能还在京城待着。按说，他本可以直接去找丁景洽购，但是因为他鉴藏名气太大，怕卖主借以自重，不便亲自出面，便需要物色一位可靠人选，代为前往。这时，正好米芾有一好友在苏州。此人便是陈师锡。陈师锡（1057-1125），字伯修，建州建阳（今福建建安）人。尝上疏言蔡京蔡卞兄弟误国，出知颖（今安徽阜阳）、庐（今安徽合肥）、滑（今河南滑县）三州，作党论削官，置郴州（今湖南郴州）。很吊诡的是，作为米芾朋友的陈师锡，是被米芾的另一个朋友蔡京整倒的。

米芾是个政治上很圆滑的人。他和苏轼等保守派保持了很好的个人友谊，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苏氏政敌王安石下台后，避居金陵半山园，米芾又亲往探视，相谈甚欢。后来徽宗启用蔡京，重新推行新政，米芾赶紧以知己的身份向蔡京道贺。蔡京上台不久，陈师锡就被谪往湖南郴州。作为陈师锡的老友，米芾不去安抚，居然像没事人似的，没心没肺地提出请他代购字画。

那么，被贬往郴州的陈师锡为何要去苏州？这需要讨论宋代的交通方式。中国古代的交通，水路是最为主流的，乘船出行既可避免鞍马劳顿，又可以顺道访友问道，是中国文人最喜爱的最具诗意的出行方式。而当时中国的航行大动脉有二，东西向是长江，南北向是大运河。宋代的大运河还是沿隋炀帝的路线，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经汴京（开封）、泗州，达扬州过江，去苏州、杭州。这一条线路，不仅是一条水运大动脉，也是一条黄金旅游线。所以南来北往的官员和文士，无论是晋升还是贬谪，是得意还是失意，多沿运河感物抒怀。或许陈伯修得罪了蔡京，继而得罪了徽宗，被一贬再贬，心情自然不爽。但是读书人有一点好，无论外境如何，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问天堂。凭着这种富足和骄傲，他们多了一份豁达从容，也更经得起时运的浮沉。达则兼善天下，施展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自得其乐。

上任途中的陈师锡沿路寻访古迹，拜会老友，走走停停，到了秋后，人还在苏州。所以，米芾正好托他帮自己办件事。但是，在第一封信《面谕帖》中，狡猾的米芾并没有捅破这是王羲之的手迹，甚至没有说明“来戏”二字是辩才所题。只是详细地说明这封名帖的外观特征，让他仔细辨认。

图2　米芾《伯修帖》，翰牍九帖之二，纸本，行草书，纵25.4厘米。横43.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面谕帖》中，米芾已经托陈师锡去打听翟院深的《秀才跨马图》，和丁景手上的《来戏帖》。对方估计有过回音，《秀才跨马图》下落不明，但《来戏帖》见到了，而且把价钱也谈好了。在这个情况下，米芾再次给陈师锡去信，请他帮助把交易做实。

（前补书：丞果实，亦力辞，非愿非愿）芾顿首启：画不可知（旁注：不知好久），书则十月丁君过泗，语与赵伯充，云要与人，即是此物。纸紫赤黄色，所注真字，褊 草字，上有为人模墨 透印损痕。末有二字：“来戏”，字也。告留。念其直就本局虞候拨供给办。或能白吾老友吴舍人，差两介送至此，尤幸尤幸！再此。芾顿首上，伯修老兄司长。……不记得也。存纸尾。来戏，字。

或许是太在乎《来戏帖》，更怕陈师锡这个书呆子被人骗了。为谨慎起见，米芾不厌其烦，在尺牍末画下《来戏帖》的约略样子，帮其验明正身。“纸紫赤黄色。所注真字褊。草字。上有为人模墨透印损痕。末有二字来戏。字。”甚至在最后还模仿原件，把纸尾处的来戏二字摹写了一遍，以便陈师锡对照验证。到这个时候，米芾都没有捅破是“辩才”二字，还是依葫芦画瓢地描摹一番。

米芾是请陈师锡见到这幅字以后，根据他所提供的特征再确认一下，把价格尽快谈定。再将钱数报请本局虞候拨供给办。如果有可能，请他告诉其老友吴栻，派两个得力的人直接送给自己。如果这样，尤幸尤幸！米芾之急不可耐，溢于言表。

这里，出现了一句十分奇怪而又关键的话：“念其直就本局虞候拨供给办。”虞候，是宋代官僚的低级随从。在《水浒》中也多次有虞候的出现，如陆谦陆虞候。高俅府里还有一个“能言快语”的李虞候和另一个“年纪小的虞候”。总之，“本局虞候”显然是官府中的基层办事员。那么，米芾私人收购羲之的字，为何理直气壮地要求官府支付？

笔者曾经以为“本局”很可能是特指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杭州设置的“明金局”或者崇宁元年（1102）在苏州设置的“造作局”。前者为徽宗搜罗文玩字画，后者为宫廷制作珍巧器物。但是，米芾两年后（1105年冬）才当上书学博士，此时根本无权动用公帑。其实，“局”在宋代官制中，是一个职级最低的设置。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载，“太祖即位，尝令后苑作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可见本局并非特指，而是某部门的基层办事机构。

这涉及到宋代的金融工具和支付手段。

从北宋的货币体系看，白银尚未在民间普遍使用，当时仍是一种“钱楮并用”的时期，并且以铜钱为主。“作为纸币的交子，在北宋时始终没有超出四川境内。”［2］而用铜钱进行贵重物品的交易，动辄数千钱，显然是十分麻烦的。

我国在唐代出现了一种叫做“飞钱”的票据，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汇票的起源。唐宪宗（公元806年—820年）时期，各地茶商交易，往来频繁，但交通不便，携带款项困难。为方便起见，创制了飞钱。商人在京城长安（今西安）把现金支付给地方（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者在各地方设有联号的富商，由他们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票券则及时送往有关的院、号，持券的商人到目的地时，凭半联票券与地方的有关院、号进行“合券”，然后支取现金。

这一方式在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官府设官号“便钱务”。商人向“便钱务”纳付现金，请求发给“便钱”；商人持“便钱”到目的地向地方官府提示付款时，地方官府应当日付款，不得停滞。这种“便钱”类似现代的“见票即付’的汇票。到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6年），除地方之间汇兑业务仍由官私便钱业经营外，京师与地方之间的官营汇兑改为“榷货务”经营。

崇宁元年（1102）秋冬，身在京城赋闲盘桓的米芾让人把“便换（汇票）”带去苏州，应当是通过“榷货务”，其苏州办事处即是信中所称的“本局”。

也就是说，米芾将官营“便换”交与在苏州的陈伯修，请其面见丁景，进一步验明正身，确认是王羲之《来戏帖》原件，再根据其报价，领他去苏州榷货务分理处，办理取款手续。由于字画如此贵重，如何带回来，是个问题。陈师锡只是上任路过，并不会回来，因而不能指望。需要另请一位可靠的人将《来戏帖》带回京城。

这时，米芾想起了另一个人，这人与陈师锡都是福建建州同乡，他是米芾的老朋友――吴舍人。“吴舍人”即吴栻，字顾道，建州（今福建建瓯）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是北宋时期杰出的外交家，也是一位风雅文人。其子吴激（约1090-1142），字彦高，也是著名的诗人，长大后成为米芾之婿。这一年，崇宁二年（1103年），发生了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6月，吴栻作为给事中和户部侍郎刘逵一同出使高丽，被辽国阻断多年的关系得以恢复。刚刚回国的吴栻此时正巧要途经苏州。

那么，出使高丽的吴栻为什么会到苏州？

当时宋朝的北方有辽国和金国，而且长期关系紧张，致使山海关去高丽的陆路无法顺利畅通。当时宋朝的海运十分发达，因此，吴栻等去高丽只能是走海路，也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遣唐使，走海上线路。

北宋前期，宋朝与高丽交往的路线是开封－济州－登州－渡海－高丽。后来，出海地点南移到密州。神宗熙宁六年（1074年）以后，又改为从浙东明州（宁波）渡海①朴昌濬，《北宋与高丽外交使节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据《萍洲可谈》，当时往来大宋与高丽的海船，往往在五六月间，利用西南季风，由明州经黑山岛去高丽（此次吴栻一行正是六月份到达高丽的）。十一二月，则利用东北季风，从高丽原路回明州（十二月回国，与米芾写《伯修帖》的时间相吻合，帖中提到了本年十月份的事情）。当时，普陀山作为明州的门户，也是往来日本高丽商船的停泊处，他们在这里等候风讯，取道放洋。当然回程也要先到普陀山登岸，所以历史上就有“高丽道头”、“新罗礁”等遗迹。

吴栻一行也是途经普陀回国，只是，快到普陀时遭遇了大麻烦。元代盛熙明的《补陀洛迦山传·应感祥瑞品第三》载：

……崇宁间，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栻使高丽。及还，自群山岛经四昼夜，月黑云翳，海面冥蒙，不知向所。舟师大怖，遥叩宝陀。未几，神光满海，四烛如昼，历见招宝山，遂得登岸。

大宋使团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甚至有些灵异的事件。使团行至普陀山附近，月色昏暗，乌云密布，完全无法判断航行方向。这种情形持续了四天四夜，船夫非常害怕，因此按照他们的行规，遥向普陀（宝陀）山跪下祝祷，祈求观音菩萨保佑。不一会儿，神光遍布海面，四周明亮如昼，明州出海口附近的招宝山竟然历历可见！

经过这最后一劫，吴栻一行后面的行程将会很顺利。从明州（宁波）上岸后，他们受到当地官府军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们将取道杭州，沿运河漕运线路回到汴京（开封）复命，在不拖延的情况下，总的行程大约在两个月左右。

这样，苏州成了吴栻的必经之地，并且在这里享受众官百姓的宴请，小作休憩，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一切，都在米芾的运筹之中。按照他的设想，陈师锡在苏州帮助支付钱款，并且从丁景处取出《来戏帖》实物后，转交给出使高丽、载誉归来的吴栻，让他带回京城开封，一切都严丝合缝。不出意外，米芾很快就会重新见到他心仪已久的法书。

……

不过，结果好像并不妙。让米芾绞尽脑汁的《来戏帖》，最终并没有成为米芾的藏品。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收入米芾为其藏品所刻印的《宝晋斋法帖》中。至于其中的原因，笔者并没有查到相关史料，只是在台湾学者廖尧震的文章《跃然纸上――米芾和北宋的艺术鉴赏活动》中发现了这么一段记载，因为是孤证，不敢轻信，姑录于兹，备考。

为了买到《来戏帖》，米芾与卖方丁氏家族多次来回议价。

原本，米芾只肯出价一万钱，但在得知丁家另与皇室贵族赵叔盎（活动于11世纪后半）接触、洽谈交易事宜后，逼得他孤注一掷，提出愿以高于原价两倍的价格来跟对方竞争！但米芾与卖方交涉议价的书札，后来竟被卖方粘贴于《来戏帖》后，这件名迹的身价，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当初设定的一万钱，迅速升值到后来的两万钱。［3］

行文到此，笔者忽然想起前面提及的丁景将《来戏帖》质押的说法，《宝章待访录》称此帖被“丁氏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这是元祐元年（1086）记的。《书史》成书于1101年，则又称：“质于其邻大姓贾氏，得二十千，今十五年，犹在贾氏。”米芾在再次记述中的不同，并不是道听途说造成的笔误，而恰恰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十五年中，《来戏帖》的质押曾经换过人家，即先质于梁子志，后质于大户贾氏。二是质押价格从一万变成了两万，这也就意味着，赎回的价码也翻了一倍。

或许，这正是米芾与《来戏帖》失之交臂的原因罢。

参考文献：

［1］宋史·丁谓传［M］.

［2］贾大全.论交子的产生［J］.社会科学辑刊，1989（2）.

［3］廖尧震.跃然纸上——米芾和北宋的艺术鉴赏活动［J］.典藏，2014（5）.

（责任编辑：吕少卿）

［ 中图分类号 ］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6）01-0001-05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李向民（1966-），男，学者，剧作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研究，艺术经济史。浩然。成作人物不过如此。”或许，米芾只是一时看走眼，在这一年中，不知何因缘，米芾发现自己打眼了，认为《秀才跨马图》实际上是翟院深的，而且认为这幅画根本无须托名李成，本身就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