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文 辉

(广东省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广东 惠州 516000)



惠州市产城融合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 文 辉

(广东省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广东 惠州 516000)

[摘要]基于产城融合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1990-2014年惠州市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就业结构对产城融合的影响由促进变为抑制，而产值结构、公共服务的影响则由抑制变为促进。应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支出等方面促进惠州市产城融合。

[关键词]产城融合；作用机理；协调度；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DOI]10.13322/j.cnki.fjsk.2016.04.010

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因降低工业化成本而出现农村劳动力“候鸟”迁移模式、高额的城镇化成本、对农民工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排斥等，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该结论也从其他学者的研究得到体现[1-2]。此外，受承包式分税制财政关系，农民工低收入与城镇高消费之间的矛盾，“僵硬”的行政区划管理，户籍制度和粮食供应制度，改革开放前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口的持续性流动转移成为常态，即“半城镇化”。因此，中国需要调整已有的城镇化实现路径。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要求，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规划》)，这为中国实施新的城镇化战略描绘了蓝图。在《规划》的指引下，2015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表明从国家层面将产城融合作为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实质是强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因此，深入研究产城融合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兴工业城市将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区域。虽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能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但长期饱受诟病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过快的房价上涨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特大城市的吸引力。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也限制了特大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此外，由于小城市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而导致就业机会较少[3]，且基本公共服务落后于大中城市，小城市成为农业人口城镇化“主战场”的可能性偏小。因此，新兴工业城市是中国实现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新兴工业城市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这为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就业提供产业支撑；另一方面，一定规模的城区建成区面积也避免了公共服务“缺乏规模效应”的弊端。笔者以珠三角城市惠州为例，在定性分析产城融合对城镇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

一、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从《通知》关于“产城融合示范区”的表述来看，产城融合应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与城市公共服务两者处于协调、科学、良性发展的状态，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产城融合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是通过工业化产生劳动力需求，进而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就业问题；当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就业的同时，城市在综合衡量自身财政情况、城市承载力、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基础上，为新增转移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实现“就业与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质量。

(一)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1.城市承载能力。产城融合首先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实现，城市承载能力对城镇化的意义在于：当城镇化水平未超出城市承载能力之前，以产城融合为路径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可持续的，外在表现特定区域内产业实现持续发展，人口不断聚集且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当城镇化发展水平超出城市承载能力时，产城融合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外在表现为“城市病”问题出现。

2.政府规制。政府规制是另一重要的隐含条件。无论是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还是产城融合试点，都体现了国家针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作出的战略调整。政府将参与产城融合的具体实施过程，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建设和投入都需要政府来完成。然而，政府规制存在效率边界。当政府规制超出其效率边界时，“政府失灵”就会出现。

(二)作用构件

1.产业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城市的生存问题，即顺利实现城镇就业，要实现这一点，则需要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陆大道等指出，城镇化进程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评估城市产业支撑能力，同时，需要与城镇产业结构、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保持协调性[4]。还需要进一步把实现就业供给能力最大化作为城镇化与工业化模式、产业政策的主要发力点[5]。除此以外，城镇就业环境的动态变化也对转移人口就业存在影响[6]。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制度供给都是不利于城镇化的。建国初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阻碍了城镇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受困于户籍制度的缓慢改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未能真正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相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是以“非正规就业”形式实现就业，而非正规就业造就了大量的“候鸟”式人口迁移。数据显示，在1995年之后的5年经济放缓时期，非正规就业却呈现上升趋势，在此期间全国私营个体企业从业人数涨幅高达86.7%[7]。截至2012年，我国外资企业、中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三类市场主体分别达43.7万户、1264.9万户、3896.1万户，该项数据与2002年相比分别上涨68.55%、78.57%和63.87%，其中相当部分采取了非正规就业形式[8]。安虎森等指出，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受长期性的工业政策影响，就业结构没有随工业化升级，城镇化的质量偏低[9]。

2.公共服务。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稳定就业的同时，均等享受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成为他们的另一愿望。然而，获得城市相应的公共服务关键在于拥有所在地的城镇户口。这一硬性规定使得绝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不能获取诸如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表现为前述中的“半城镇化”。以基本的职工社会保险为例，赖德胜等指出，作为工伤高发行业，建筑业企业或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除此以外，养老、医疗和失业等保险缴纳情况更不容乐观，其缴纳比例分别仅为1.8%、4.4%、1%[10]。辜胜阻等也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窄是当前农民工进程面临的一大问题[3]。

(三)作用过程：基于人口迁移理论的解释

Todaro在其“人口迁移理论”中指出，城乡收入的真实差距与农民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是影响农民迁移决策最重要的2个因素[11]。可以看到，将产城融合作为城镇化实现路径，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城市就业机会，进而引导农民作出迁移决策，最终推动城镇化进程。

1.产业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城市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作为新兴工业城市，惠州的现代工业体系以石化、电子等为支柱产业，2012年其产值分别达1417亿元、2337亿元，预计2017年其产值将分别达3000亿元、5000亿元。除此以外，惠州在“十三五”期间还将培育汽车产业、电力能源、电气机械、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5个新支柱产业集群。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本地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为非本地户籍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惠州统计信息手册(2015)》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惠州的非户籍人口达124.14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适龄劳动力。此外，这些适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收入较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城市就业增加了劳动力收入。

2.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农民在城市的综合生活成本。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当前经济增长改善了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加大了社会民生事业支出力度，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显著增加。与产业发展作用于财政收入的“开源”不同，公共服务侧重于“节流”。此外，包括户籍制度、迁移人口的子女教育制度以及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为迁移人口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扫清了制度障碍。有关数据显示，自2013年开始，惠州市新增财力75%以上、县级新增财力60%以上都被投入民生。截至2015年上半年，全市民生支出达136.2亿元，增长20.7%，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的71.5%，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因此，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在城市的综合效用。

3.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协调演进。通过产城融合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最为关键的是保证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协调性。这种协调性的外在表现是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空间聚集地。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协调演进有利于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以及创造更多城市就业机会。根据人口迁移理论，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协调演进还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此外，如果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非均衡发展，可能的结果是导致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以及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反过来又影响公共服务支出，最终导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局面。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设定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文献衡量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化率”，该指标衡量城市常住人口(非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显然，城镇化率没有表征出所有常住人口接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概况——我国的城市公共服务仅针对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人口，这也是大多数文献采用“市民化率”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市民化率”也存在问题，它不衡量产业发展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匹配程度；即使拥有城市户籍，也不能保证产业发展与城市公共服务实现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如前述，产业与城市公共服务的非均衡发展对城镇化存在负面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需要具有以下特征：(1)衡量城市产业发展状况,这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就业的基础；(2)表征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这是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均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基础；(3)体现产业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均衡性。笔者通过调整陈耀等的方法来衡量产业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协调性[12]，并以“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协调度D”作为被解释变量。

1.采用“变异系数”衡量产业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假设：(1)I为非农产业发展指数。由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比重低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而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比重高估非农产业就业水平，因此采用加权办法处理，且将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产值结构的权重均设定为0.5。因此，I=0.5I2+0.5I3；其中，I2为就业结构，I3为产值结构。(2)U为市民化发展指数，表示非农户籍人口总数与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之所以“市民化发展指数”代替“城镇化发展指数”，原因在于，只有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的前提下，才能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城镇化。根据耦合度的概念，I与U的期望离差系数越小越好(S为标准差)。

(1)

由此，可以得出产业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耦合度公式：

(2)

式(2)为“耦合度模型”，0

2.运用协调度模型衡量产业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协调性。由于耦合度仅反映两者相互作用的强度，并没有反映作用的协调程度，因此需要用“协调度模型”来衡量：

(3)

式(3)中，D为协调度，L为产业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指数，L=αU+βI且α+β=1。鉴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就业与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假定α=β=0.5。按照产业结构与公共服务协调度划分为4个阶段(表1)。

运用式(2)、式(3)测算出1990-2014年惠州市产业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耦合度和协调度(图1)。

表1　产业结构与公共服务协调阶段

1990-2014年惠州的产业结构与公共服务协调度D呈现以下特征：(1)协调度总体偏低。一是1990-2014年协调度D均值约为0.64，这表明该期间惠州市产业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处于低度协调的区间；二是较多年份的协调度处于“不协调阶段”，1990-2001年(除1997、1998年外)的协调度均位于0.6以下。这符合20世纪90年代我国东部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发展，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于城市产业发展。(2)协调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2004年后惠州迈入产业发展与城市公共服务中度协调阶段，且之前绝大多数年份均为低度协调阶段，表明惠州市的产业与城市公共服务开始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3)协调度D与耦合度C的演变过程相似，两者均以2004年为分界点，且各阶段的变化趋势也高度趋同。

(二)计量模型设定

1.解释变量选取。由前述“作用机理”得知，产城融合作为城镇化的实现路径会受到产业发展、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结合已有研究，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

1.产业发展。由前述“作用机理”得知，需从就业和产出两方面衡量产业发展：(1)就业结构(em)，采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表示城市非农产业就业状况；(2)产值结构(ou)，采用“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表示城市非农产业发展状况。

2.公共服务(se)。采用“人均财政支出总额”表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政府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由其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共同决定的。由于惠州是典型的人口迁入地，这意味着在数量上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因此这里采用的计算公式是“人均财政支出总额=财政支出总额/常住人口”，该公式更能反映公共服务供给的真实水平。

2.估计方法。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简称“QR”)。分位数回归的优势明显——由于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因此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分位数回归还能提供关于条件分布的全面信息。分位数回归可以用式(4)表示：

Qθ(Y|X)=X′βθεθ

(4)

式(4)中，X′=(X1，X2，…，Xp)′为外生向量变量；误差项ε的条件θ分位数等于0；Qθ(Y|X)表示在X给定的条件下Y的θ条件分位数；βθ为参数向量。该模型的显著特点在于：βθ作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可随被解释变量分布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在本文的研究背景下，可以描述产城融合因素对不同程度的产城融合产生的不同影响。如果样本为(Yi，Xi)(i=1，2，…，n)，βθ可以通过以下目标函数取最小值获得：

(5)

一般情况下，分位数回归通过自举法估计参数。具体而言，首先重复抽样200次，然后在每一个自举样本下联立估计若干重要的条件分位数；本文选取的条件分位数θ=0.05，0.25，0.5，0.75，0.95，最终得到5个方程全部回归系数估计量的协方差矩阵。

3.数据来源。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权威性和统一性，本文采用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惠州统计年鉴》，此外，部分缺失数据来自《惠州统计信息手册(2015)》，该手册是由惠州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汇编。此外，由于数据均为时间序列，为了减小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对数化预处理。限于篇幅，没有提供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

三、模型估计与参数分析

由于回归方程对所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因此回归系数可以解释为弹性系数。从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看，两者存在显著差异(表2)。在OLS回归中，仅有公共服务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对比分位数回归结果，OLS回归忽略了很多有意义的发现。此外，由于25%、50%等分位点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省略了对这2个分位点的描述。

表2　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结果表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圆括号的数值为t检验值。

5%的分位点对应最低水平的产城融合。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前述协调度的定义，惠州的产城融合处于该条件分布的5%分位处，可以认为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处于严重不匹配的水平。在分位数回归中，仅有代表“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就业结构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系数值为1.347，这意味着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每提高1%，产城融合协调度大约提高1.34%。由图1得知，惠州产城融合处于不协调阶段的年份绝大部分均集中于1997年之前。这说明在该发展阶段提高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有利于提高惠州的产城融合协调度。可见，处于该发展阶段的惠州还尚未面临较大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75%的分位点对应较高水平的产城融合。这种较高水平是从惠州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得出的结论。从D的计算结果来看，即使处于95%的分位点所对应的“最高”产城融合也仅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在75%的分位点中，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等2个变量均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有所区别的是，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对产城融合的作用性质存在差异——就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1.358，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基础上，非农就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城融合协调度降低1.358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特定技术条件下的非农产业，只能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吸纳劳动力，不能完全吸收持续不断进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这些劳动力就业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产城融合的协调度随之受到负面影响。产值结构的回归系数为1.489，这表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城融合协调度提高1.489个百分点。此外，公共服务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系数为0.143，表明人均财政支出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城融合协调度提高0.143个百分点。由作用机理得知，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在城市的综合效用，进而促进产城融合协调度。

95%的分位点对应最高水平的产城融合。从回归系数看，就业结构回归系数为-1.928，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在75%的分位点系数值，就业结构在95%的系数表明对产城融合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即在现有产值结构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上，现有的就业结构更不利于产城融合，其外在表现之一是劳动力可能选择综合效用更高的城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产值结构和公共服务在95%的分位点回归系数值分别为2.074、0.165，较之75%的分位数回归值，其促进作用呈现扩大的趋势。这表明，在控制就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惠州非农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重或者依靠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都能有效提高其产城融合水平。

四、结论及建议

在论述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作用先决条件、作用构件的基础上，以珠三角城市惠州为例，运用“人口迁移理论”阐述了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并从理论上明确了产城融合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就业结构、产值结构与公共服务。实证分析产城融合作为新型城镇化实现路径的影响因素。因此，应从以下2个方面促进惠州的产城融合。

1.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前述实证分析表明，从长期视角看，惠州非农就业结构对产城融合存在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趋于扩大化。其原因在于，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类似，惠州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外向型”的代加工贸易基础之上，基于收入差距而形成的劳动力净流入是利于产城融合的。然而，一旦外贸环境恶化，或者“较低附加值的产业链地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就业)会受到严重影响，由此从就业端对产城融合形成负面影响。结合产值结构的回归分析看到，强化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利于提高产城融合协调度。综合就业结构、产值结构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惠州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弱化“劳动密集外向型”的产业结构对产城融合的负面影响趋势。具体而言，在稳定制造业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最终促进非农就业对产城融合的贡献程度。

2.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实证结果表明，惠州经济发展前期侧重就业，城市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不足对产城融合产生了阻碍作用。而在已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就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有利于产城融合协调度的提高。同时，从采用的数据来看，作为外来人口净流入地，惠州应该将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作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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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小芳)

[收稿日期]2016-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Y052)。

[作者简介]李文辉(1981-)，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22(2016)04-0057-06

Mechanism and factors of city-industry intergration in Huizhou

LI Wen-hui

(HuizhouDevelopment&ReformBureau,Huizhou,Guangdong516000,China)

Abstract：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city-industry intergration in Huizhou from 1990 to 2014 by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ployment structure display positive influence at first but negetive at last, and production value 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behave conversely. Accordingly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ncreasing public service output.

Key words：city-industry intergration; mechanism; coordin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public service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9(4):57-62

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