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

1993年，我二十出头，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突然听到一个名词：陕军东征。在文学还算神圣的上世纪90年代，这个词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大家被这个神圣的词激荡着，颇有点到处逢人说东征的感觉。经常见到公交车上的男乘客，看样子不像读书人，却手里拿本《废都》。没有一个城市像西安这样，给作家如此多的关注与重视，陈忠实、贾平凹，人人皆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足够高，作品影响力足够广。

2002年夏天，初识陈老师的我，拿着买于1993年的《白鹿原》请他签名。他说，“哎哟，你这本是头版第一次印刷，我手上都没有，能不能这本给我，我再买本新的送给你。”我说，当然可以。那天，我还带去了我的长篇小说《夏日残梦》送给他。大约十几天后我的小灵通响了，来电显示陈忠实，我简直不敢相信。对方浑厚的男中音，说普通话——千真万确是普通话：“我是陈忠实，你的书我看了，写得很好，刚好西影厂的人今天来，我推荐给他们了，要是能拍成电影就好了。”

再见陈老师时，他送给我的这个《白鹿原》版本，是2002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量已经是13万册。我请他在书上多写些字，将换书经历写上，陈老师欣然应允，坐在桌前，密密麻麻写满了书的前环，又仔细盖上印章。

我慢慢走上写作的道路，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认真研读两遍。突然有一天，在一个约十人的饭桌上，我说，我要写一本和《白鹿原》抗衡的长篇。陈老师呵呵一笑，说：“你写嘛，说这话的人多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