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云儒

得到老友陈忠实西归的消息，我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当即用微信给文学圈的朋友传去了我的哀伤：“痛哭忠实！噩耗传到南太平洋，恳让高天远云、兰海白浪，送去我这位痴长两岁的老人的悲恸！他的作品写出了民族心灵的秘史，他的人生胜任了历史变幻的书记；他用自己的作品提炼出这块土地骨子里的精魂，他以自己的人格凝聚着这方乡亲骨子里的性情！”

回国后，我取消了在京滞留办事的安排，直接转机回西安，又从机场直接赶到陕西作协陈忠实追思灵堂，一躬到地：忠实，我来晚了！其实三天前已有预象，而我浑然不觉。在悉尼收到陈忠实研究专家冯希哲教授的短信云，他执笔的《陈忠实对话录》书稿已杀青，盼能抢时间尽早面世，让老陈看到。因老陈病情恶化，已开始吐血，不能进食，体重只有40公斤。陕西文联即将推出“老文艺家丛书”，我是主编，忠实这本是丛书的重中之重。当即给省文联领导转达此讯信，书稿随后便发往印厂……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遗憾不只是因了一本书，因了一位挚友，更是因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黑体字的人。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忠实都是一个标志，一个文学的、文化的Logo。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Logo；他的人格精神，是北方汉子的Logo；他的形象神态，是古城长安的Logo。

一位作家不但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自己和作品里传达的人格精神成为一个民族、一块土地的文化标志，并不多见。更少见的是，还能以自己的个人形象和生活习俗成为民众的谈资，融进城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