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诗在我们的文化上是“无所不在”的——不是指诗的格律形式，而是说她的质素和境界以及表现手法。例如，一部《红楼梦》在体裁上是章回小说，然而作者雪芹却是以诗的心灵和笔法而写成的。再如，京剧的剧本、表演、音乐、服装……无一不是用“诗”的“办法”来进行的。其余可以类推，不待烦言而自明。

至于表现为有正式规格形式的诗，则是用汉语文字写成的，古称“篇什”。传统诗手法贵乎简捷而含蓄，不喜欢“大嚼无复余味”，讲究回味无穷，余音不尽——有待吟诵、涵泳、感受、领会。她不是一切摆在“字面”上，或如吃糖，入口就是一个“甜”，甜外也就再没有很多别的了。中华诗不是那样的“食品”。

因此，好诗也不一定入目便“令人喝彩、叫绝”，而需要讲解。白居易的诗以“老妪都解”而自负和知名，但这听起来似乎“群众化”“通俗化”，是好事；实则问题很多，讲中华诗是不宜采用这种主张和“原则”的。例如，他有一首七律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说得很明白好懂，然而这实质是“议论”，与“诗”的质素并无多大干涉——不过是借用了简单的格律形式罢了。同样是不尚艰深晦涩的陆游诗，就比白居易手法高明。他有一首七绝，却是这样写的：“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我小时候读了，异常地喜爱，觉得写“太平景象”多么意到笔到而又简明畅快。后来，方悟自己太幼稚可笑了！陆诗是尖锐而又沉痛地讽刺南宋小朝廷，不思收拾旧山河，雪家国之大耻奇辱，而一味安逸享乐，把人民麻醉得全忘了中原故土，误以为身在幸福之中，追随了醉生梦死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