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娜?饶维?戴铁城

[摘 要]全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论述了社会革命之后所带来的新制度结果，即从传统国家过渡到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所带来的结果。无论是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或者是社会革命后的结果，法国、俄国、中国三个国家都有共同的因素，也有差异化的因素。通过对三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当代政府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革；比较分析

一、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

首先明确“社会革命”的概念，社会革命相比于政治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革命是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而政治革命仅仅只是政治结构的变化，而且并不必然由阶级冲突和改变所导致。

关于革命发生的原因主要存在三种解释。一是聚合心理学理论，主要从心理视角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在这一理论看来，当一个社会中出现了广泛的、强烈的和多方面的相对剥夺，而且这种相对剥夺既触动大众又触动社会精英时，革命有具备发生的条件了。二是政治冲突理论强调应该关注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正是一些重要权力资源在政府内部以及权力争夺集团之间的转移，才导致了革命的发生。第三种解释，是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这一理论把革命视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的暴力反应。

与这些传统的解释有所不一样，斯考切波对于革命发生的原因解释增加了新的要素。第一，增加了结构性的视角。这种制度结构，不仅包括国内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条件，还包括国家所处于的国际性环境。要解释革命的产生，需要考虑这些制度结构的塑造。第二，考虑了国家的潜在自主性。传统的有关革命产生的理论，要么把国家看做不同利益群体争夺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要么把国家看作一套支持支配阶级统治被支配阶级的有组织的强制系统。

在这样的理解下，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进行了比较历史分析，认为旧制度政权的崩溃以及农民反抗地主起义的扩散相结合共同促进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旧制度政权的崩溃主要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君主与支配阶级的关系，农业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压力情况。

社会革命的发生，不仅取决于革命性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旧制度的崩溃，还取决于农民反抗地主起义的扩散。而农民反抗地主起义的扩散又受到农村阶级结构以及地方性政治结构的塑造。随着旧制度的崩溃，政府的监管和法令出现了缺口，这给广泛的农民造反提供了机会。但并非所有农民造反都能扩散并成功，这取决于农村的阶级结构——农民团结程度和自主性程度，以及地方政治结构所遗留下来的对农民的强制性控制程度。

二、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三场社会革命后果比较

社会革命摧毁了原有的旧制度，促使革命后的新型国家组织形态开始突显。要聚焦于国家建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后重新建立起新型的国家组织，革命才算完成，才算是彻底的社会革命。二是，社会革命中所发生的国家结构的变革，通常会囊括社会经济变迁的内涵，因此有必要关注国家建设的内容。

法国、俄国和中国三场社会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是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三场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变化模式，专制的和原生型官僚体制的君主政权让位于官僚的、大众参与的民族国家。在新制度中，地主的特权被废除，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调控的民族事务中。尽管三场社会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都共同导致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和大众参与的民族国家。但是，具体的国家形态有所差别。其中，法国革命的后果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法国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一个统一的市场，国家并没有直接控制经济。相反，苏维埃俄国与共产党中国都产生了发展导向型的政党国家，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并发动民众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共产党中国是一个相对分权和大众动员式的政党国家，并且努力缩小和控制不平等。另外，苏维埃俄国与共产党中国在具体的经济发展策略上也有所不同，苏维埃俄国偏重重工业和迅速城市化，而共产党中国十分强调农业和农村发展。

这三场社会革命后国家形态的相同与差异所运用的一个解释框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针对地主的暴动所带来的直接成就和间接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是在既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政治领导集体建立、运用国家组织的斗争。

三、评论与反思

从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角度分析现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并从革命后的国家建设过程来解释三场革命后法国、俄国和中国新型国家形态的共同与差异。解释框架包括两个方面，农民针对地主的暴动所带来的直接成就和间接的政治后果，以及在既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政治领导集体建立、运用国家组织的斗争。可以看出，在解释革命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主要是农民起义过程、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一定的历史背景环境几个重要因素的共同集合塑造。在斯考切波的框架里，既考虑到地方层面的农村阶级结构重构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也考虑了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等结构制度性因素对革命领导集体建设国家的制约和塑造，更放在一定的历史世界背景下考虑国家建设所受到的借鉴和制约。

另外，在解释三场社会革命后所形成的不同国家形态方面，研究主要认为的是农民起义过程、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一定的历史背景环境几个重要因素的共同集合塑造了国家形态，这一解释框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历史传承性。在作者看来，三场社会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之所以都共同导致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和大众参与的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这三个国家都有中央集权控制的历史传统。就以中国作为例子，中国帝制王朝一直都试图将权力延伸到农村地区，只是缺乏这样的能力。正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发生，斯考切波所说的几个因素共同作用，为新的政权领导者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权力渗透到农村地区，形成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更加官僚化的民族国家就不足为其了。

参考文献：

[1]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0，（4）：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