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倩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商业大楼、学校和教堂等建筑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而遍布中国。如果称西方建筑为低劣的话，中国一直以来的摹本则丑陋不堪。一种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的混血风格很快出现了，直到二十世纪，建筑师们仍然没有摸索出传统建筑方法和现代材料有机结合的方式，结果自然非常令人失望。

1930年，一群建筑师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探索传统形式和现代需求相结合的新方法，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他们，特别是亨利·墨菲，设计了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在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之前的大量的政府大楼和大学建筑。这种新形式建筑颇具吸引力，但是本质上还是西方建筑的汉化，常常以传统大屋顶的形式出现，而丰富的细节则由木质结构改变为钢筋水泥。这些建筑师并没有像历史上（唐朝时期）日本的建筑师一样，发现中国建筑的真谛——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不在于极度优雅的飞檐，而在于框架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方法将满足现代需求而这才是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1949年以后，大规模重建和发展得到纯真的革命热情的吹鼓，然而，建筑风格问题却不容易解决。1950年代，苏联专家提倡比例失调的斯大林主义大蛋糕、筒子形的大型建筑，诸如北京军事博物馆。而梁思成则延续了30年代亨利·墨菲等人开创的传统主义现代化之路，显然，这更符合中国人的倾向。梁思成曾经因为其建筑反动且奢侈遭到批判。

后革命时代早期最成功的建筑是北京工人体育馆和首都体育馆，表明技术挑战最终取决于形式。1959年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以创纪录的11个月竣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尽管细节上乏善可陈，但其规模之宏大，比例之协调，可以看做是新中国绵延不绝的力量的象征。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建筑，既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向西方开放的姿态，也表现出无所适从的不安定感。1989年竣工的北京王府井饭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与中国传统大屋顶相结合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新馆设计上，杨廷宝和他的同伴们拒绝大屋顶和装饰性斗拱，而转向汉代建筑中的直线屋脊和平白直露的框架，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也符合当代中国的观念。贝津铭试图在香山饭店（1982年）中以浙江和安徽的民居建筑为基础，创造多种建筑结构风格，然而，影响甚微。

由于经济腾飞，1990年晚期至21世纪的最初几年的建筑如雨后春笋，但是以发展为名的商业化逐利导致大量古建筑毁于一旦，中国文明特质的历史感也被当下抛弃。尽管现在各地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遗失开始重建历史文化建筑，但多是出自迎合旅游市场的需求——这其实是发展的又一步伐，中国城市的资金如此充足，以至于可以迅速的获得毫无特色的国际商业现代主义特征。

创建新的中国式建筑风格的最大胆尝试却发生在台湾，建筑师曾经一度冲破国民党迁台之后带去的保守主义风格。1961年修建的新故宫博物院虽然看起来很精美，但却受到更倾向于传统主义的人的反对。台湾的富足和当时在国际社会的特殊位置导致更自由、更自信的风格，以李祖原1990年设计的台北宏国大楼为代表。在这里，所有的功能性表现，框架、斗拱和悬壁都融合成极具力量和说服力的结构。

很长时间之后，中国大陆才出现现代建筑，现在北京的两座标志性建筑是“鸟巢”国家体育馆，和中央电视台总部。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建筑——尽管现在的建筑师服务于全球的任何地方，任何特定建筑师的国籍并不重要。但是，对于他们服务的政府而言，恰好是外国建筑师服务于中国的事实，对于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开放和国际视野非常重要。

我们会很自然地寻求中国建筑师，尽管是以间接的形式，按照中国传统设计的作品。中国存在很多不及“标志性”的建筑，其中，张永和在四川安仁设计的“1966——1976十年大事馆”就是一座横跨河流的桥，唤起南方中国和西南中国的“跨河桥”的记忆，就像不久前仍在成都城外“望江楼”的桥一样。即使如此，张永和任然创造了根植于中国本土传统的艺术。

更具知名度的可能是贝津铭设计的、2007年开馆的苏州博物馆。建筑师通过采用与故乡“狮子林”的祖宅近似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感受。博物馆本身紧挨着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古典苏州园林之一的拙政园。贝津铭显然钟爱家乡建筑俊朗清晰的线条和白墙，在此他以罕见的优雅和诗意将其和现代语言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