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娟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代思想大解放的产物。魏晋风度的核心是“人的自觉”，魏晋士人开始摆脱思想上的束缚，寻求精神的解放。这种渴望寻求精神上的自由态度与当时当地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简单来说，正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造成了儒家思想道德的解体，从而使魏晋士人发现了自己。

一、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对于汉末政治格局陷入混乱的根由，《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推其治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追溯汉末魏晋乱局，首先应该从桓帝、灵帝入手。

桓灵两朝，最为著名的是两次“党锢之祸”。延熹九年，宦官“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传序》）桓帝下令逮捕替李膺请愿的太学生200余人，后因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释放，但终身不得入朝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建宁元年，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二年，中常侍侯览将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120余人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阶层与代表皇权延伸部分宦官阶层进行了殊死搏斗。在这种斗争中，士大夫阶层渐渐形成了“群体自觉”，与皇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脱离倾向。士大夫在于宦官的斗争中强烈的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必须坚持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他们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却不再认为自己是皇权的附庸，并且在某种情况下，自己才是真正能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产生，中原士人开始广泛的游学交友。《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后袖王树茂。”并评出了“三君”、“八俊”、“八顾”。这种相互标榜风气的形成，正是士人积极入仕，欲图匡扶天下的体现。

二、“政在家门”的提出与曹操“求才三令”

《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载，袁术将帝号归于袁绍：

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

袁氏兄弟认为汉末时势与战国相仿，政权建立与否在于势力是否强大，曹操匡扶汉室的行为并不可取，认为“政在家门”。“政在家门”的口号随着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失败也随之消散，但它的提出标志着在部分士大夫意识中，东汉皇权不再神圣。君臣之义作为儒家经典体系早被确立，然而深受儒家君臣观影响的“四世三公”袁氏家族为了自身的利益，否定了君臣之义，提出“政在家门”的口号，严重违背了儒家道德伦理。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面临瓦解的一个信号。及至曹操“求才三令”的颁布，儒家传统道德遭到严重打击。

在两汉的征辟制度下，认为“德才兼备”，取士首重德，认为有德必有才，士人通过仁孝礼让等儒家传统道德闻名乡里，是入仕的途径，取士与道德的结合使遵从儒教成为取士的第一标准。而曹操的“求才三令”认为品德与才能并不同步，有才的人，往往有着不仁不孝等罪名。“求才三令”的颁布不仅由于个人胆识，更与长期以来儒家道德礼法成为一种表演形式有关。两汉士人为了入仕，博取“孝”的美名已经成为了一种手段。而“求才三令”的颁布，征辟取士开始“唯才是举”，不再理会儒家道德。直接宣告儒家自古以来奉行的伦理道德开始解体。

三、司马氏的夺权斗争及西晋腐败

嘉平元年正月初六，司马懿趁大将军曹爽随魏帝曹芳离开洛阳祭拜魏明帝坟墓高平陵时控制京都，夺取曹爽权力。自此，司马氏正式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夺权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杀害。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开始在中国传统的“仕”与“隐”中寻求第三条道路。《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尽管如此，因其政治身份与名士效应，并不能完全避免做官。于是，阮籍做官并不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只是为了避祸而已。可以说，正是阮籍开创的这种“仕”“隐”双修的模式使中原士人在乱世中寻求到了一方保有自我精神纯洁的法门。

及至西晋建立，开国皇帝司马炎表面上追慕两汉明君，却无雄才大略，却以贪财好色为名。据《晋书·刘毅传》记载：“帝尝问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刘毅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尤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府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尚且如此贪财，那么整个西晋官场崇尚贪财享乐之风也不足为奇，反观那些执政为民的官员却被嘲笑。在这种风气下，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条更成为了一纸空文。士人通过饮酒、裸行，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寻求人生的超脱。儒家的价值取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魏晋风度”作为历史与文化范畴，代表了魏晋时期士人的价值取向与人格选择。然而纵观魏晋风度的形成，与当时当地的政治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混乱政治格局下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一定程度上的解体，对魏晋士人心态的转变形成巨大影响。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下，魏晋士人进行的自我定位，开始追求自我生命价值，渴望生命的自由，进入了“人的自觉”时代。通过各种怪异的行径逃避世俗，以求得精神的解脱。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