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 张成华

[摘 要] 恢复高考制度是一次教育的革命。但是，由于高考长期停留在恢复的水平上，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改变，从而使旧体制的弊端也得到恢复，成为教育进步的障碍。然而要推动教育的进步，就应该对高考体制进行超越，亦即变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一性高考，为基于社会事业充分发展的分散性高考；变忽视学生个性特点的、传统的、以笔试为主的高考，为具有世界大学招生特点的、以面试为主的高考；变由分数决定的、由招生办主导的录取，为由高校教师主导的、基于学生个性特征及学习潜力的高校直接录取。这样的高考，既回归了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本性，又对应试教育釜底抽薪，使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使学生着重于修炼个体的人格和学习能力，让教育回归自身本性。

[关键词] 高考；恢复；超越；教育家办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7-0108-12

高考作为社会舆论的热点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在此期间，许多社会贤达人士提出了很多有益高考改革的意见，教育行政部门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并且进行了技术层次的改革。然而，由于这些改革只是技术层次的，并没有触动高考的根本理念及制度，因而效果甚微。其基本的形态是：虽然高考的技术层次变得科学、合理了，高考的方式、方法愈益精致和严密了，但却没有产生高考改革应有的教育和文化意义——促进教育观念和制度的进步，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和观念现代化。尤其是在人们重点批评的高考导致普通教育应试性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致使中小学教育中的“死楸”现象依然如故，“一考定终身”依然是高考的精神意蕴，学生的高考动机依然是建立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对此笔者认为，教育功利性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文化功利主义、科学功利主义一样，可以说是最终“甜蜜”的毒药，会毒害师生的心理和精神，也会毒害社会的精神和肌体，助长社会上的腐败风气和各种丑恶现象，使社会的生态恶化。而纵观我国目前的高考景象，可见其与高考“恢复”之初的情景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而在“恢复”之后出现的应试教育，对教育本性的伤害更大，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更深刻。因此，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对高考的“恢复”水平进行超越，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紧迫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对高考的“恢复”水平进行超越呢？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恢复高考”曾经是社会风气的转折点

高考在如今是个极其平常的现象，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之初，却是个石破天惊的大事件，是亿万人为之欢呼、千万个家庭为之鼓舞的大事件。其具体景象是，在1977年8月的《全国教育和科技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的提议，邓小平果断拍板“停止推荐上大学的制度，恢复传统的高考制度”[1] 158，从而开创了中国教育及大学的新局面。应该说，1977年的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标志。其时，“恢复党的光荣传统”“恢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恢复老干部工作”等一系列活动，使“拨乱反正”成为了一种社会潮流，实在地进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而“拨乱反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于促进了招生制度的改变，更在于促进了人们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育制度的整体性改变。其时“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既从实践的角度宣告了建国后一直游荡于高等学校头顶的、并不时冲击学校正规化秩序的“教育革命”思想的终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教育革命”思想中裹挟的、轻视知识及知识分子价值的反智主义意识和观念，开启了新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这种“恢复”活动还有一个被人们曾普遍忽视的作用，就是对我国早期大学精神和制度的追溯和弘扬，开启了在建国后公开讨论和追寻本真大学精神和理念的历史，并且还逐步地演变成了教育理论界中一些学者追求真的大学制度和思想的精神基础。而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下，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学习高潮。这不仅使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习风气极其浓厚，而且也使全社会的学习风气空前高涨，使一些企事业单位中的职工大学，社会上的夜大、电视大学，甚至“刊授大学”（山西青年、辽宁青年等杂志的刊授大学曾经非常红火）也发展迅速，书写了业余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 [2] 265。

流行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更像是从人们心灵深处喷薄而出的精神呼号，将经历了10多年知识荒漠和精神空虚的学生和教师紧密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全民学习高潮。北大学生在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举起的“小平，您好”标语牌，可以说是对人们心声的真切表达。大学校园中的曾经的师生、现在的同学（有些中学教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上大学）以及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同校或同班学习的现象，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意味深长的佳话，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大学中最亮丽的风景。与社会风气的空前纯净一样，大学中的人际关系也分外密切，老师和学生，教师与领导，大家都很少想学习之外的事情，人们集中思考的是如何抓紧时间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水平，当时的“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可以说是大学师生们的共同心声。

综观这个时期的高教精神形态，有这样一些明显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初期高教中的拨乱反正活动，面对的是“文革”中“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胡闹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既破坏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又摧毁了教育的精神和品质，使不少优秀的教师被排挤出教育领域，使大部分学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使“教育不教”，人神共愤。对其纠正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同，是顺人心、顺民意的功德之举，因而在“恢复”中能够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二是恢复高考后暴风雨般学习热潮，虽然随着学生年龄的降低在开始减退，但其形成的影响还是习惯性地在发挥作用，因而在这一时期的高校中，学习风气还是比较浓厚的。只是由于经历了“反右”“教育革命”“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以体现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教育主体意识还没有觉醒，高教的活动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恢复性活动，高教内部尚没有大的思想方面的冲突。三是当时社会领域中的思想及文化风波，并没有完全波及到教育领域中来，因而没有对教育的进程造成大的影响。但随着高校生源转变为比较单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高校“大锅饭”矛盾及“他主性”矛盾体制逐步地暴露。特别是教育秉持的基于“社会需要”的工具性目的，与人们期望的、基于教育本性的、教育天然应有的自由、文明、理性特征之间的矛盾，已开始通过教育管理、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途径表现出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也就是在“老三届”们离校以后，高等教育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时期，高校中的文化及精神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学生的学习自觉性逐年降低，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减弱，高校中的一些基础性、体制性问题已开始凸现。另一方面，“文革”后教师教学和学术水平普遍偏低，“统包统分”体制下学生学习积极性缺乏，大学管理制度和观念落后以及社会上开始出现的“走后门”“关系网”等不正之风的问题，都使高校风气变得浮躁而功利。而为了稳定高校中的形势，各高校都普遍延续了“文革”前的管理思维，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和约束。但高校因为社会风气改变而开始走下坡路，也出现了许多消极现象。

二、“恢复高考”的突出意义是解决了当时的教育公平问题

毋庸置疑，“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在20世纪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虽然源于1976年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帮”，但其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意义则比“恢复高考制度”本身要深远得多。“粉碎四人帮”时，虽然当时的人们都参加了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但这只是一种政治热情，与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可以这样认为，其意义是间接和概念性的。但“恢复高考制度”则不同，它是许多老百姓尤其是知识青年以及有知识青年的家庭的福音，因为他们的子女可以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上大学了，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可以通过高考“由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了，由农民、工人变成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了，进而变成端终身“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了，可以说是真正的“鲤鱼跳龙门”了。所以，“恢复高考制度”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第二次解放”，是实实在在的“拨乱反正”。客观地看待“恢复高考制度”，其对中国大学和教育，意义非凡：

一是，它为被大学、社会抛弃了12年的广大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次实实在在的、重新进入大学学习、甚至读研究生的机会。这个机会对于当时体制下的广大回乡学生、知识青年而言，确实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天大喜讯，使他们不仅能够将10多年来的读书梦想变成现实，而且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使他们从“黑五类子弟”、农民、知青、工人等没有前途（世俗意义上的）的社会底层，可以一跃而成为处于社会中层或上层的大学生、城市人、国家干部。特别是对于一些“黑五类”家庭的子弟而言，简直是一次“再生”，他们能够借此一改多年的“贱民”身份和受歧视地位，成为与其他人一样的、有尊严的、再不会无端受辱的人。由于“恢复高考制度”对于许多人的命运而言意义巨大，成了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因而后来每当“逢五逢十”（即每逢五年和每逢十年），便有许多有名目的纪念活动，其中许多人30年后回首当年依然流下激动的泪水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奇异风景。而对于大学制度而言，“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信号，亦即“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被终止了，围绕着“考试招生”不公平感没有了，“十七年”前的大学制度又被“恢复”了。因而“恢复高考制度”是大学制度变化的转折点。

二是，我国教育界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是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的。而“恢复高考制度”对于中国教育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行为，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劳动代替知识学习”的教育思想的终结，使教育回到了以知识教育、学校教育、文化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轨道上。其次是恢复了知识、文化、学问的尊严，使知识教育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内容。而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激发了全社会的读书和学习热潮，使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尊师重教的好时期。再次是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源于“文革”对高考活动长达10年的中断。恢复后的高考制度，使数十万长期在文化沙漠中茫然的幸运者，在离开学校10年之后意外地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享受到了比金子还宝贵的读书时光，并且为更年轻的学子们打开了长久的学习之门。

三是，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者邓小平，赢得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尊敬和拥护。众所周知，自从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人们对恢复高考的歌颂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不仅在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各种活动中被反复提起，而且在逢五（年）逢十（年）时还进行专门的回顾和纪念。而作为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更是从年初起就连续不断。那些沐浴过高考雨露的幸运者们，或者现身说法，或者撰文礼赞，其热烈情景甚至使人怀疑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高考制度的批评是否找错了对象。

四是，综观几十年来人们对高考制度恢复的赞赏，其更深层次的意愿是人们对自己内心深处期待的社会公平、公正、文明、正义原则落实行为的肯定和支持，是对人类社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在长期淹没后被恢复时的喜悦和欣慰。因为高考制度相对于此前的“推荐制度”而言，其在高考的过程和结果方面都体现了社会性的公正和公平。事实上，在最初恢复的高考制度中，是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选拔英才的功能和意义的，高考的具体过程也是比较严格和规范的。当时的考生们可以说完全是凭着真才实学进入大学的，而大学也是名副其实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并且是真正地成为当地的知识、文化、文明中心的，成为莘莘学子们心驰神往的精神圣地的。虽然当时的大学整体上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其中彰显的教育精神，传承的学术薪火却是真实的，其意义超过了60年中的任何教育事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号召力和改革推动力。而当时的社会也因为实行了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而显得美好、有序、生机勃勃。

五是，总结当时高考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神圣地位的原因，可以说完全是得益于恢复了的高考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向社会传达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精神意蕴。一方面是通过高考活动肯定和保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诚实劳动，弘扬了积极向上、刻苦努力的学习和教育风气。另一方面是向全社会传达了要尊重社会各方面的客观规律，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信息。教育是一项具有自身特殊目的和规律的专门化事业，因而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应该是教育领导和管理活动的基本原则。

六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突出意义，是解决了3个方面的问题，亦即教育公平问题，青年人的学习出路问题（可以通过高考上大学，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有正式工作、当干部、成为“城里人”、拿高工资等），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毋庸置疑，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推荐”制度，已经变成了“领导批准”的制度，上大学成了“有权人、会搞关系的人”的专利，高校招生完全演变成了公开的“以权谋私”行为。而“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是在人们眼睛可看到的范围内，阻止了这种以权谋私现象的横行，为处于“绝境”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希望，成为大快人心的社会事件。

三、恢复后的高考公平只是一种消极公平

然而，对于恢复高考后的高考公平，我们应有的理性认识。我国在当时虽然经历了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运动，但是在国家的思想和制度层面上还只是进行了“恢复”，而没有进行“创造”。同时，由于我们没有创造出一个可以引导新制度产生的新思想，因而社会在整体上还是坚持了“文革”前的思想和制度。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在“文革”之后，社会并没有对产生“文革”的思想意识和制度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没有及时地对产生“文革”的思想和意识进行清理和反思，反而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还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遮盖，从而造成了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混乱现象。

在教育领域，由于没有革新教育制度，高考也只是恢复了“文革”前的做法，因而其体现的公平，也只是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公平。亦即只是工农群众层次的、同一层次人员子女之间的公平，而不是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公平。比如在工农子女与高干子女之间，就存在着必须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与通过组织安排进入大学的区别，存在着工农子女不能随便转学而高干子女就可以轻易转学的区别。所以，对于高考在那个时期在社会中体现的公平和公正意义，我们应有理智的认识，不宜将其扩大化。对于当时高考公平局限性，笔者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我国高考制度体现的公正意义，在时间维度上并非是一种永恒的公正意义，而是在“文革”中中断了正常的教育活动并实行“推荐上大学”等非理性制度基础上的公正意义。其实质是对“前十七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或者说是对社会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改正（当然这也是意义非常的），而并非是一种全新高考模式的创造。

二是，高考所体现的公正和公平意义，主要是社会层次上的意义，亦即保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教育层次上的公平和公正，亦即在保证学生“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创造性意识和能力激励等方面的意义。而恢复后的高考制度所强力推行的“唯分数”原则，以及后来长期延续的“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使高考这一应该是生机勃勃的教育活动，变得机械和僵化。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更是与教育的本质和目的相去甚远。其对学生创造精神和个性的抑制，则成为了后来人们批评高考制度的主要理由。

三是，对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公平，人们显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另一个方面，亦即这种公平只是社会公平，而不是教育公平。因为公平的基础是合理，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教育的合理是什么呢？是教师心情舒畅的、积极主动的从事教育活动；是学生愉快、自觉、主动的学习活动。而教师心情舒畅的从事教育活动，是在其热爱教育、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抱负、展示自己的教育艺术和风格的基础上的自觉自愿的活动，这也就是国外教育理论所总结的“教师的教学自由”。而学生的愉快、自觉自愿的学习，是学生对自己学习的内容有兴趣、甚至热爱的基础上的学习。是在与老师们的充满爱意氛围中、在对老师充满尊敬的温暖关系中，真诚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和引导，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和人生道理内化为自己的智力、思想、精神、修养的活动。这其中的表现形态是信服、认同、理解、接受、践履，而不是强迫、威吓、恐惧（当然是轻微的），也就是国外教育理论中所说的“学生的学习自由”。而要保证这种“教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就应该顺其自然，让学生上适合自己的学校，让学校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学生。

然而，这一切在我国目前的高校招生中很难做到。因为无论在我国高考前期的应试教育中，还是在高考后期的“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中，都抑制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点、爱好、兴趣、理想，忽略了学校（偏远、落后地区的学校与城市、发达地区的学校）的特点和要求，因而在教育上是不公平的。且高校教师被排除在大学招生活动之外，不能挑选自己准备教育的学生的现象，更是有违教育规律的，甚至是教育历史上的笑话。显而易见，高考反映的是政府的意志，亦即要用公平来获得社会的支持，而不是教育的意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仔细分析这种高考公平观念形成的原因，可见人们并没有在意大学教师是大学生学习引导者的这个因素，没有在意大学教师对许多学生而言是其一生精神导师和力量源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高校招生中是不需要考虑教师的因素的。而只是在意了学生上大学的因素，以为学生只要进了大学，就能够拿到文凭、并通过文凭能够找到好工作，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并且对学生愿望的在意中，人们也没有在意学生的爱好、志向、素养等因素，没有在意学生的健全人格成长因素。而只在意学生上大学的功利性目标，亦即能进入什么样的大学，“985”还是“211”，或者“一本”“二本”“三本”什么的。显而易见，这其中的思想基础还是“读书做官论”，还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观念。对此人们显然忽视了，通行在高考中的功利主义观念，是会滋生和演变成腐败主义观念的，而这些观念是会成为毁坏社会文明的精神和思想基础的。

四是，教育公平不仅是应该有教育“入口”方面的公平，而且应该有“出口”方面的公平。而我国社会所认同和期待的高考公平，显然只有大学“入口”方面的公平，亦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没有“出口”方面的公平，亦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为我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密切联系的“统一性”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学生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获得，就预示着政治权利（国家干部）、经济权利（较高工资）的获得。然而，随着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制度的实施，这种传统的大学“入口”与“出口”密切联系的形态已经被打破，学生上了大学并不必然保证其一定就能成为国家干部和获得较高工资，大学生的工作、身份、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能量、机遇、家庭背景、甚至运气。人们在习惯意义上所寄托的高考公平，很容易被“官二代”“权二代”“富二代”的现象所打破。而社会上出现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可以说是为高考公平有限性的最好注释。而权力在此时发挥的作用，就不是“隐蔽的不公平”，而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了。

事实上，在权力腐败成为社会现实的情况下，高考领域无法成为世外桃源。在此权且不说在任何社会正常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的“人大”“哈军工”“西军电”现象，单是近20年招生中的110%“提挡”原则的被利用，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不小的机会。而试看一些大学在录取之前校园里的车水马龙，试看不少人为了保证子女的顺利录取而不得已的“托人拜佛”（即使“上线”也不敢大意，也需要“托人”保证录取），试看“相关人员”在录取期间的“公事繁忙”，就可知“高考公平”被打了多大的折扣。即使在传统的高考公平中，人们也只是看到了“寒门学子们”的改变命运，只是看到了高考在“左邻右舍”子女之间的公平，而没有看到“高考公平”并没有促进社会的“公平平台”的建立，没有看到“高考公平”所促进的社会“代际”的交流，还只是一种单向的交流，亦即部分“寒门子女”向社会上层的交流，而没有“上层子女”向下层的交流。所以，我国高考公平的背景，是在保证社会上层权利不降低的前提下，为下层子女提供一些“上升”的机会，其状态与我国早期社会中的“科举制”有些类似。这说明我国的高考与“科举制”被皇权决定着一样，还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对此可资证明的，是已逝学者余虹的话：“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决定了我们能够上大学，又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决定了我们不能上大学。”[3]而这，或许才是揭开“高考公平”秘密的真正原因。

四、长期处于“恢复”水平的高考已经成为教育进步的障碍

综上所述，由于高考只是恢复了“旧时”的高考，并没有进行新教育思想的推广，因而高考在其形式恢复的同时，也相应地恢复了“旧时”高考所依附的教育制度的弊端。具体来说，就是高考在恢复文化考试的“统一试卷、统一评判、统一录取”和“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同时，也复苏了“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性观念。而由于这种观念及其实践扭曲了教育的目的和性质，致使高考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堕入了功利化的深渊，引起了社会强烈的批评。而高考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是在如今的教育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反常的现象。例如曾经是“大快人心”的高考，却演变成了被社会严厉批评的事情。应该是专门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传授基础文化和先进科学知识的普通教育，却变成了专门应付高考的应试教育。高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结果，却反过来变成了主导普通教育的指挥棒。这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复杂和深刻的，但其最直接及表面的原因，可以说还是高考。因为为了应对高考，中小学校就得按照高考的内容进行教学。而为了在高考中“胜出”，就得将这些内容反复训练。而枯燥乏味的训练，既败坏了教师的教学情趣，也败坏了学生的学习情趣，使学生本来应该是接受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知识的兴趣盎然的学习，变成了一种反复重复、枯燥乏味的功利性学习。

这样的学习无疑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一部分学生适应了这种学习，但却失去了探求新奇、独立思考的趣味，其精神和思想都蜕变成了一种工具：学习的工具、练习的工具、考试的工具，功利的工具。他们习惯接受而不习惯思考，习惯记忆而不习惯提问，习惯理解而不习惯批判，很聪明但不追求探究和创造。在面对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时，不问是非，专求功利。一种是一部分学生不适应这种学习，从而在精神上成为这种学习活动的局外人，在以应试为标准的教育评价中，被归于失败者的行列。另外，由于学习的内容“只此一种，别无选择”，因而那些学习的失败者们只能随波逐流，跟着老师和同学做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事情，其结果是事倍功半，既浪费了学习时间和精力，又消磨掉了自信心、理想和抱负，成了所谓的差生或问题学生。他们本来应该“成人”的机会，应该养成健全人格的机会，却被应试教育无情地浪费了。这样的教育，显然是一种失败的教育。

二是由于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是一种体现国家对社会各方面事务高度统一管理的制度，其基本的精神主旨是要让教育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种教育观强调国家对教育的主导和控制，而不支持和促进教育的自由发展和进步。在这样的宏观制度背景下，教育内部的各方面制度都强调统一，亦即体现国家对教育的主导，其基本方针和任务是配合国家的各方面需要。而不是允许教育按照自己的本性、规律、需要，自然性、自由性的活动和成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建国初期制定的高考制度，就是一种与我国传统大学自主招生完全不同的“统一招生制度”。这种招生制度在当时出台的社会背景是，国家对教育进行了统一性的管理，教育应该为政治服务。出台的理由是，可以利用国家的力量，对大学招生进行控制，既保证大学招生的统一标准，又保证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而其所以会有这样的招生宗旨出台，是因为长期以来，国家始终认为大学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对大学进行严格管理，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政治逻辑的必然。因此，国家要求大学只能为国家的需要服务，其中主要是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服务。这样，大学招生就由纯粹的大学的事情，变成了国家或者说社会的事情，甚至变成了社会性的重大活动（每年高考期间的社会各界都要出动即为此）。而由社会来主导教育的事，其左支右绌则是必然的了。

三是，通行于高考中的思想基础是“读书做官论”的文化传统。“读书做官”通行于我国的传统社会，是源于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遵循“重农抑商”原则的农业社会。其繁重的农业税赋及“百业不举”的社会结构，使最能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工商业”出路逼仄，并使“当官”成为最能“光宗耀祖”和“荣华富贵”的事业。因而社会各方面的人才几乎都拥挤于“科举”这条道上，期望通过“当官”来显示自己的才能和价值。但由于一般人无钱“捐官”或“买官”，只能通过“读书做官”这一条途径来实现其“出人头地、荣华富贵”的理想，从而形成了“头悬梁，锥刺股”；“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文化传统。又由于在以后的社会转型中，没有对这种文化进行彻底地清算，特别是在社会结构方面，没有对“学而优则仕”的制度进行理性地调整，从而使这种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基因，不但继续发挥着作用，而且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且由于这种文化的继续作用，便自然地造成了我国长期的教育与政治、经济密切联系的制度（大学生就是国家干部，可以自然地进入行政体制），从而使高考成为“全民的事情”“社会的事情”以及社会重要的事情，导致“黑色的七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象的长期延续。又由于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高考就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保证高考公开、公平的最好方式，就是“统一性”的全国高考（现在的“各省出题”，本质上仍然是“统一”高考）。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统一高考”在保证了社会公平的同时，却使教育的本性发生了变化，使“育人”的教育变成了“考试”的教育。而这样的教育显然不是真正的教育，也不是健康的教育，是应该进行革新或改变的。

五、高考应该超越“恢复”的水平

如果当教育已经不是真正的或正常的教育的时候，当学生在普通教育中得到的不是人格水平的提升而是功利意识的熏陶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教育还有继续的必要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此，步入歧途的教育，对其进行改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笔者以为，既然造成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原因是高考，那么，改变这种现状的思路自然应该从高考开始，也就是改变高考的方式和方法。然而，造成高考问题的症结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对高考的形态进行分析。而由于高考是始终处在“恢复”水平上的，其所有问题也是源于恢复，由此可见，对高考的“恢复”性质进行超越，应该是我们的基本选择。那么，如何对处于“恢复”水平的高考进行超越呢？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明确这么几个问题：在高考问题方面，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论述，个人认为主要有3个方面，亦即统一考试的方式问题；一考定终身的等级身份问题；唯分数录取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非教育的“读书做官论”的教育观念及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政治概念）的教育“工具论”观念问题。在高考超越的内容方面，主要是应该改变高考的“统一方式、一考定终身的教育效应、唯分数的考试观念”等制度和观念。通过对高考形式的改变，进而消解高考思想中的“读书做官论”和“教育工具论”的观念。在高考超越的目标方面，要达到这样一些目标：首先，让高考顺应教育规律，成为教育自己的事情，而不要让高考变成政府的事情，社会的事情，从而被行政化和社会化。其次，高考要促进中小学实行素质教育，让中小学教育成为基础知识和健康人格的教育；而不是引导其实行应试教育，让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以及追逐功利的工具。再次，高考要促进高校的特色化发展，让高校有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百花齐放”式的生源，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只会考试的学生。高考应该成为大学发展的加油站，而不应该成为大学发展的包袱（要花很大气力消除学生身上的应试意识）。在高考的形式方面，要改变目前由行政机构主导高考活动的做法，由高校教师来主导大学的招生考试。变集中性高考为分散性高考；变专门性考试为日常性考试（亦即让学生的日常考试成绩，成为高校录取学生的基础）；变以笔试为主的考试为以面试为主的考试（让高校教师在考试中发挥作用）；变由考试机构组织学生填报志愿为学生直接向高校提出申请。改革的目标，是让高校成为《高等教育法》中所说的独立法人，成为能够自主的、独立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创造能够让教育家自主办学的制度和文化。

这样的超越显然是革命性的，但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已经实行的做法，也是我国大学过去曾经运用过的做法，甚至是我国教育改革曾经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高考改革不仅要改变高考的方式，而且要改变教育的方式。由于这些方式的形成，是我国长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些因素相互交错，形成了我国教育的现状。因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进行一场教育领域的思想革命。其中一方面，是应该对阻碍教育变革的因素继续清除，亦即需要清除体制层次的“教育工具论”思想，以及社会层次的“读书做官论”思想，将高考从国家功利和公众功利的包围中解救出来，让高考回归教育成为教育的事情。另一方面，是选择一种新的教育思想，亦即素质教育的思想，或者让学生成人的思想，使其成为国家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教育的进行。为此，国家媒体应该大力宣传这种思想，对国民进行新的教育思想的启蒙，从而形成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共识，使社会从上到下都支持这项改革。唯有如此，这样的改革才可能成功。当然，进行这样的改革，显然不是教育部门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需要在国家的支持下，由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来完成。所以，实质性的高考改革，需要由国家层次的领导人来主导。唯有国家领导人对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支持，才是高考体制实现超越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2]杨东平.艰难的日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3]余 虹.漫画七七[J].南方周末，1998-08-08.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