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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旅游视角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综述与启示*

2016-07-25箐,陈楠,程

旅游研究与实践 2016年3期
关键词:旅游景区智慧旅游承载力

袁 箐,陈 楠,程 川

(1. 河南大学 a.历史文化学院;b.休闲与会展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2. 天津工业大学 图书馆,天津 300000)



[旅游业研究]

基于智慧旅游视角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综述与启示*

袁箐1a,陈楠1b,程川2

(1. 河南大学 a.历史文化学院;b.休闲与会展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2. 天津工业大学 图书馆,天津 300000)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旅游信息化建设成为中国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智慧旅游应时而生。然而,一些基于景区承载力问题发生的公共旅游安全事故凸显出智慧旅游建设的不足。立足于智慧旅游、智慧景区理论,根据旅游景区承载力理论研究进展的智慧性趋势,将旅游景区承载力分为筑基期、发展期与成熟期3个发展时期,回顾了1980-2015年间国内外承载力的相关研究,并分析每个时期中承载力理论与智慧旅游、智慧景区间的关系;接着通过总结三者间的关系框架图、共融性特征描述了承载力与智慧旅游结合的联系与必然性。最后,针对国内景区承载力研究的智慧化发展进行反思,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智慧旅游;旅游景区;承载力;综述;启示

引言

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服务业支柱,旅游业在推动国家与地域经济、制造就业岗位、活化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效用。在其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环境、社会问题亦逐渐凸显:节日节庆的景区瞬时游客数量爆棚、景区周边交通拥堵、景区环境破坏、旅游景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均是旅游承载力超限而产生的典型问题。这种人地关系的不和谐状态不仅影响了景区游客的体验质量,也使得旅游景区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存在隐患。因此,如何管控旅游景区的承载力问题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课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旅游景区承载力问题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文件中,均逐渐呈现向数字化、信息化、综合管理化的方向发展,这与目前我国旅游业竭力推行的智慧旅游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是借助数字信息手段与技术实现对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的协调、促进与服务,仅在实践目标的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存在一致性,但目前仍缺乏相关研究对智慧旅游格局下的景区承载力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欲以智慧旅游内涵为主线,回顾旅游景区承载力的相关研究,探索其发展过程中的智慧化路径与共融性,分析景区承载力问题与智慧旅游间的联系,力图为预防旅游公共安全、环境问题提供富有实践性的对策。

一、智慧旅游视角下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

(一)旅游景区承载力、智慧旅游的内涵及其共融性

1.旅游景区承载力的内涵

旅游景区承载力源于旅游承载力概念。旅游承载力概念源于畜牧业中计算单位草场中牲畜食草量与草皮损毁量之比得出的牧场牲口容量[1]。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实践,由针对自然资源与游客体验的协调问题,到目前的从综合层面上对自然资源与游客体验表象下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如自然、社会、人文等)进行综合性管控,是多种内涵的集合。尽管目前理论界仍未有明确的旅游景区承载力定义,但从内容上看,旅游承载力是针对旅游地的承载力研究,旅游景区承载力是针对景区的承载力研究。由于旅游景区一定是旅游地,但旅游地不一定都是旅游景区,因此旅游景区承载力在概念范围上从属于旅游承载力,其内涵相同,拥有相同的维度(如环境、经济、社会、心理等),仅在目标对象的地域范围上存在差异,承载力更为宏观,而景区目标明确,较中观。

其他相关旅游承载力概念,如旅游容量、旅游环境承载力、生态旅游承载力等,均是理论界争论与混淆较多的概念与名称。这其中最易混淆的是旅游容量。尽管近年来研究者们从中英文语境、词义、学科特性、期刊发表使用量等方面对承载力与容量进行了探讨,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介入,二者趋向于同质化,本文更倾向于“承载力”一说[2-6]。另外两种承载力概念是不同维度的理解,但使用其中任何一种维度或视角来概括、命名承载力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故旅游承载力与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景区承载力、生态旅游承载力存在区别,旅游环境承载力与生态旅游承载力是侧重于自然资源维度的子概念,旅游景区承载力是空间地域范围不同的旅游承载力研究,以上概念均从属于旅游承载力概念集(如图1)。

2.智慧旅游的内涵

智慧旅游(Smart Tourism)源于IBM公司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发展于中国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实践。它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其构架包括智慧旅游的应用(面向游客、政府、企业、居民),属性(公益属性、营利属性),能力(物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及与计算)[7]。

智慧景区(Smart Tourist Attractions)是智慧旅游在景区中的应用概念,指通过传感网、物联网、互联网、空间信息技术的继承,实现对景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游客活动、灾害风险等进行全面、系统、及时的感知与精细化管理,提高景区信息采集、传输、处理与分析的自动化程度,实现综合、实时、交互、可持续的信息化景区管理与服务目标[8]。该概念体现智慧景区涵盖的4项内容:(1)多种网络技术的应用;(2)针对景区各类资源、游客、灾害进行评价与监控;(3)景区信息的自动化处理;(4)基于信息技术的综合管理与服务。

(二)智慧旅游视角下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进展

本文将依据智慧旅游的内涵与架构,以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进展为轴,梳理其发展衍化过程中的智慧旅游特性,为探索其与智慧旅游相结合的可能性打下理论基础。

尽管前文对旅游承载力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与辨析,但不能直接依靠这种区分去进行旅游景区承载力文献的综述(已有文献成果的名称使用混乱是既定事实)。因此本研究欲先对直接以“旅游承载力(容量)”“旅游环境承载力(容量)”“旅游景区承载力(容量)”命名的文献进行汇总,后甄选以景区为目标范围的旅游景区承载力(容量)相关成果(如案例分析/某景区实证研究等),经归纳剔除后形成最终统计量(包括期刊、硕博论文及会议论文)。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旅游承载力(容量)”“旅游”并“承载力(容量)”“旅游环境承载力(容量)”“旅游”并“环境承载力(容量)”“旅游景区承载力(容量)”“旅游景区”并“承载力(容量)”等为篇名与关键词条件,同时在Science Direct (SD)、Springer Link、Wiley Online Library、Web of Science、 Taylor & Francis、 Emerald及EBSCO等国际期刊检索数据库中以“Tourism Carrying(Bearing) Capacity”“Tourism”并“Carrying(Bearing)Capacity”“Tourist Attractions Capacity”“Tourist Attractions”并“Capacity”“Tourist Attractions Carrying(Bearing) Capacity”“ Tourist Attractions”并“Carrying(Bearing) Capacity”为篇名与关键词检索了1980年1月至2015年12月间共35年的相关文献。初步整理发现国外共有关于“旅游承载力(容量)”和“旅游景区承载力(容量)”的相关研究332篇,国内共有关于“旅游承载力(容量)”“旅游景区承载力(容量)”“旅游环境承载力(容量)”的相关研究681篇。通过二次整理、筛选符合“旅游景区承载力”内涵的文献,共得到国外成果157篇,国内成果395篇(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文献整理计算。图2 1980-2015年国内外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进展

时间进程上,国外景区承载力研究始于1982年美国学者Clement Lewsey对巴巴多斯岛景区承载力的博士论文研究[9],国内始于1981年刘家麒对景区规划中的承载力问题探索[10]。由图2可以看出,国外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进程平缓,2007年达到研究高峰(16篇,占比10.2%)后,呈缓慢下降的趋势,成果数量维持在5篇/年以上。国内景区承载力研究则存在3个明显的波峰,分别是2008年(42篇,占比10.6%)、2011年(30篇,占比7.6%)与2014年(34篇,占比8.6%)。整体而言,国内研究自1988年以来波动较大,2008年之前呈快速上升趋势,2009-2013年平缓发展,2014-2015年则起伏较大。受国内不断加强的可持续发展观影响,景区承载力的研究成果数量大幅领先于国外,这同时也与我国不断重视旅游安全工作的政策方针有一定关联。

在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进程中,有3个时间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分别是:

(1)1978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六大旅游区域年度规划发展工作计划”中正式使用旅游承载力(TCC)概念,使其获得国际学术界统一认可[4]89;

(2)1984年:LAC(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可接受变化限度理论的提出;

(3)2005年:旅游景区承载力预警研究开始出现。

由于旅游承载力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11],而于1984年提出的LAC理论为旅游承载力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并受到了广泛的运用[12-13],因此1984年之前的承载力研究应属于理论的基础搭建时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及一些简易的指标评价体系上,是一些智慧旅游基础要素的萌芽期;1984年至2005年间的相关研究则主要围绕LAC等全新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综合管理评价模式及其指标评价的测算等内容进行,开始从注重“固定的”人地关系到探索“弹性的”人地关系,除未有构成智慧性的能力(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外,这一时期的景区承载力研究在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的服务目的,公益与营利属性及实现旅游资源的系统化、集约化管理思想上均已与智慧旅游产生较强的共融性,期间也是我国直接引入相关研究成果并展开适应性实践的主要时期[14],因此这段时间可以被称做承载力研究的发展期;2005年之后,国内外研究开始关注旅游景区承载力的监控预警问题,也是该理论开始与智能技术相结合的起点,这种结合既是对已有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该理论实践性的客观需求。3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一定时期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仍随着不同时期的主题而被不断继承并创新着。

综上所述,本文将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进程分为筑基期、发展期与成熟期3个阶段。

1.筑基期

筑基期中,1978年之前以旅游承载力研究的概念为主,而1978年至1984年之间,初阶的指标评价体系及承载值测算则成为一些承载力研究者的首选内容。其主要研究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筑基期旅游景区承载力主要研究内容

内容来源:根据本文研究整理所得

国外旅游承载力理论由容量理论发展而来。1838年,Forest提出容量概念[18]。随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基于各类学科的容量研究拓展了该概念的应用范围,人类学、环境学、土地资源学等学科与容量概念的交叉性研究日益增多[19]。1963年,Lapage总结前人对容量概念在旅游目的地上应用的思路,正式提出旅游承载力概念,认为旅游地环境破坏、游客体验下降等问题是该理论应解决的核心内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1]987。1964年,Wagar提出应对游憩承载力进行系统研究,认为旅游目的地的游憩品质与最大游憩使用值应为研究重点[20],Lime继承了其思路并正式对游憩承载力概念进行了定义[14]27。对游憩承载力的论断也使得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诸如旅游承载力、旅游容量、游憩承载力、游憩容量等多种概括旅游目的地承载力问题的研究。这一概念混淆问题在1978年的世界旅游组织会议上最终被审定,旅游承载力(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成为学术界认可的规范性概念[16]507。

在承载力基础概念逐渐形成的同时,一些初阶承载值的计算与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进行承载值计算的研究者认为,当旅游目的地承载游客的数量不超过某个范围时,就不会降低游客的体验与环境质量[15, 21],这种观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发展期的LAC理论出现至今,仍有大量实证研究在计算相关指标的准确承载值。指标评价体系在筑基期也处于初期阶段讨论中,学者们在该阶段内仍以旅游目的地的环境与游客为旅游承载力的主体认知。Getz认为旅游承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建立是必要的,但目前仍缺乏相应研究,并提出有形资源限制、目的地居民的耐心、游客满意度、过度的增长或变化、基于成本与效益评价的能力、系统方法中的承载力角色共6点建构指标评价体系需要注意的方向[17]。

总体而言,筑基期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1)确立了承载力理论在旅游学科中的地位;(2)规范了旅游承载力理论的概念与内涵;(3)进行了初期阶段承载值与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探索。另外,研究者们在概念的构造中,大部分是以“人地关系”为主要框架构造旅游承载力概念的,而较少以单一的“地”(旅游目的地的环境)或“人”(游客的体验质量)来建构定义,为发展期的研究打下良好的视野基础。但是,初期阶段的唯承载值而论目的地承载力是否能判断目的地由“影响”变为“破坏”,这种界限是由数值决定还是该由景区现状、游客感知及管理部门的目标所决定[22]等成为筑基期内的主要遗留问题。

筑基期是旅游景区承载力的形成初期,其所具有的智慧旅游属性较低,除“人地”协调的主观认识及指标评价体系建构上有一定的探索能够涉及智慧旅游内涵的基础性要素外,其余研究均覆盖较少。因此,从智慧旅游内涵的角度来看,筑基期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智慧性极低。

2.发展期

发展期是旅游景区承载力理论进展较快的时期,该时期无论在承载力理念的衍进、概念维度及指标评价体系的拓展、景区的应用上均有较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国内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亦开始出现,并拥有较高的研究热度。

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发展期也是智慧旅游视角下,云计算能力孕育的重要基础,其承载力值的计算与景区承载力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云计算建构的重要核心板块。

受早期研究对“量”探索的影响,承载值计算与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具有浓厚的“量”偏好。在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不同层次研究方法的大量加入后,目标维度在单一环境与游客量维度的基础上细化了环境维度的内容,也使得景区承载力的核算多元化与综合化,不再以笼统的环境承载质量作为唯一参考,而是将生态、设施、土地、水面等指标统一纳入整个景区的承载力计算,实现综合考量。部分研究如表2所示。

表2 发展期旅游景区承载力承载值及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归纳整理。

景区各维度承载值的案例研究具有鲜明的数值特征,均依据各自拟定的指标评价体系计算出不同维度的承载力数值,为景区的承载力管理提供借鉴。这种明确的数值参考在一定时间内确实为景区承载力的管理带来一定便捷。但随着社会的变化、科技的发展,游客游览动机层次的提升,这种代数相关性能否适应客观社会与游人的变化?对承载量的追求是出于生态环境考量抑或是其他?游客承载量测算的不断运用中,国外研究者开始反思现有景区承载力应用的时效性[14]20 [27-28]。

在唯“量”是图受到质疑之时,一些以管理目标(经济效益、承载力预警、体验改善)与旅游使用量(环境、资源、心理、社会等)为实践研究内容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逐渐兴起[29]。承载力理念的衍进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旅游景区承载力的衍进理念[12]16 [29-31]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归纳整理。

LAC理论是对景区承载力理念的颠覆性理解,这种以变化限度为主要目标的承载力研究打破了传统的以游客数量衡量景区环境或体验的评价体系,实现了集约化的管理变革,并在此思维上衍生出更多新的景区承载力管控概念。这些概念的主要共同点是:(1)这些概念均为理论框架而非纯指标评价体系,拥有一套完整的实践架构:管理目标提出—指标评价体系—管控体系—综合评定与持续监控;(2)均以可以接受的变化作为管控出发点,以量化为手段,围绕这种变化做弹性管理,在管控过程中实现游客流量、景区环境、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平衡承载;(3)不限制景区的发展与规划;(4)均拥有“实践—反馈—实践”循环,强调融合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到整个管控体系之中。综合各国基于LAC理论衍进的新兴景区承载力理解,目前旅游景区承载力应用主要集中在这两大类理念,一类是基于实际承载值测量的具体量研究,一类是基于可接受变化的弹性化景区整体管控研究。由于第二类研究在理念与管理上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也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主流[32]。

整体来看,发展期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其智慧旅游的倾向性,在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上摆脱原有单维模式,考量了更多维度。在理念认识上,新出现的LAC等景区承载力概念摒弃了原有的唯数值评价的体系,改为一整套弹性的景区综合管控架构,超脱了原有的承载力范围,与整个景区、旅游业、社会实现了联系与结合。从智慧旅游的架构来看,LAC理论在智慧旅游的属性上符合营利与公益双重属性,国家公园与个体景区的应用即为其证明;满足核心能力之一的云计算要素中对景区综合评价的指标要求;其融合多种维度的综合性管理理念的普适性亦可用于对景区的整体控制,为游客个性化需求、旅游企业、公共信息服务等资源信息的整合共享打下坚实基础。

3.成熟期

成熟期的标志是旅游景区承载力与预警理论的结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承载力理论智慧化实践的开端。在加入预警理论后,由于发展期已形成景区综合管控思想,承载力研究在智慧旅游能力中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通信能力上开展了诸如智慧景区等不同内容的研究与实践。该时期内,也有基于发展期指标评价体系与承载值研究的延伸性探索,承载力理论更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景区之中。部分成熟期研究成果如表4所示。

旅游景区承载力预警研究发展仅十余年,目前应用于景区实践领域的成果并不多。现有研究多是以景区为案例,通过数字化监测,差异化的设计方式、建构案例地的预警模式与方案,并在其中穿插智慧旅游的相关内容,从而实现从承载力监测、预警、处理与信息服务等涉及居民、游客、相关企业、政府部门,融合物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的综合型景区管控目标。但目前国内旅游景区的承载力预警实践仍主要通过对比《导则》要求中的各维度承载量与景区现实承载量之间的差异为主,践行相关智慧旅游标准的景区范围少,仅有较早便开始试行的九寨沟、苏州、北京、黄山、镇江等景点已有完整的智慧旅游景区系统,其他景区的承载力预警多以停止售票等信息化较低的手段发出预警[43-45]。基于承载力研究的景区智慧化进程仍有待全面推进。

表4成熟期旅游景区承载力主要研究内容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归纳整理。

尽管智慧景区的相关研究是在景区信息化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但并不影响智慧景区维度中旅游景区承载力内涵的重要性。通过对智慧景区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由于智慧旅游概念产生较晚,智慧景区的研究数量较少,国内研究尚不足100篇。因此,基于不同视角、学科背景的智慧景区研究成为主流。但已有研究在智慧景区的构建过程中,均会以不同方式呈现旅游景区承载力内涵[36]450[37]15[38]52。在智慧旅游景区研究的推动下,景区承载力实践的智慧化途径逐渐增多,在游客体验、信息化、移动通信运用、实时监控与游客需求上均有大幅度增益,但智慧景区的标准化、规划与实际建设的智能程度差异、管理部门与景区间的联动是目前研究忽略的部分[46-49]。通过对已有案例选取研究地区的整理,本文发现目标对象主要集中在自然风光中的山、河、湖、地(如黄山、东湖、喀斯特地貌等)[26]231[50-52],人文景观则较少,成果以历史遗址、古村落等[53-55]为主。由于以上案例地背景的差异,目前多数以景区为案例的承载力核算研究成果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普适性交叉,这与《景区承载量核定导则》及各地已有智慧旅游景区规划文件的要求存在出入。另外,从《导则》及北京市智慧景区的规范内容来看,管理部门认可景区承载力理论与智慧旅游能力相结合的方式,不论在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监测与预警的机制还是通过智慧旅游属性强化对承载量的弹性管控等,均能发现规范指导性的建议[39]6[40]8。

综上所述,成熟期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在发展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理论向实践的结合。就承载力理论本身而言,其所有的维度建设都需要实践的证明,智慧旅游成为其最佳的理论实践途径,无论在技术上或是理论上,都得到了完美的契合。使得景区承载理论在实践上继承了LAC等弹性、综合管理的理念,使得承载力框架分散到与景区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心理等方面,并在智慧旅游能力的帮助下,最终服务于居民、游客、企业与政府。

(三)二者间的共融性

由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进展可知,其筑基期、发展期、成熟期存在显著的递进式智慧旅游属性。这种属性的增加与最终的结合表明二者间存在联系性,因此本文欲在景区承载力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二者间的共融性。

1.旅游景区承载力与智慧旅游间的共融性框架

张凌云在对智慧旅游进行定义时,认为智慧旅游的本质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在内的智能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从而提升整个旅游行业的一个方法与手段[7]67。在智慧旅游出现之前,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实践范围较小,仅有极少数地区使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对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管控措施、监测预警等内容进行技术化改造。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理论的应用一直处于滞缓状态。而当智慧旅游出现后,其技术与理念为旅游景区承载力理论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实践能够具象化;同时旅游景区承载力理论也成为智慧旅游理念的重要环节,为景区管理的智慧化提供了基础且全面的思路。

在旅游景区确定承载力理念(目前多以LAC等弹性管理思路为主)后,相应的预警监测、指标评价体系便可确立,随后针对景区属性,借助智慧旅游的4种能力进行信息化升级改进,将理论转换为可操作性流程,开发建立相应设施、技术与规范,搜集整理相关居民、企业、游客、政府的个性化数据,结合目标景区的承载力管理理念与运营目标,对资源、设施、游客、灾害进行全方位掌控,最终提升景区的智慧化管理与服务,实现游客体验质量与景区资源质量的改善与保护。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旅游景区承载力与智慧旅游在框架上存在联系,其共融性框架如图2所示。

图3 旅游景区承载力与智慧旅游间的共融性框架

2.智慧旅游与旅游景区承载力的共融性

通过以上研究的总结,本研究认为智慧旅游、智慧景区与旅游景区承载力间在研究目的、管控维度、利益相关者、管理架构上存在一定联系(如表5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归纳整理。

三类概念在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管控维度、利益相关者与管理架构上均存在一定联系,都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科学分配与监管分析实现效益和游客体验上的增值,区别在于旅游景区承载力着重于资源限度的合理调配而智慧旅游重视串联资源合理调配的智能化途径。这种联系与区别使得旅游景区承载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智慧景区与智慧旅游目标管理中的某一架构或分支,那么以智慧旅游的理念去看待旅游景区承载力的建构是具有合理性的。

二、对已有研究的反思与启示

(一)反思

我国研究旅游景区承载力至今已有27年,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影响下,旅游景区承载力各维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1.概念混淆。旅游承载力、旅游环境承载力(容量)、生态旅游承载力与旅游景区承载力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在承载力研究中使用较为混淆的概念。这种混淆显然已经对我国在该方面的成果产生使用上的影响。

2.偏重于承载值的计算,理论“效益”不足。在国外景区承载力研究由承载值计算转入可接受变化限度思维的背景下,国内对相关理论的涉入仍较滞缓(文献数量不足25篇),多以对LAC等理论的介绍、演练、对比为主,直到近两年才出现基于该理论的案例分析[13]20 [30]84 [56]。这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我国旅游职能部门对承载值的一味追求,《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旅游法》《导则》等均强调了景区容量与游客容量的控制,与美澳等地国家公园管理模式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我国开发基于非承载值计算的景区承载力管控理论。在都不限制旅游开发的前提下,国外旅游发展目前已趋于稳定,拥有雄厚的资源与高比例的景区人均游览面积。旅游景区所承受的游客量压力较少,土地资源开发有丰富的盈余。而我国目前处于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的增加,旅游观念的增强,节假日对景区承载力的压力十分巨大,因此我国通过这种硬性的承载值作为全国管控的标准属于应急之举,相信在国内旅游步入理性化和分时化后,应有机会向发达国家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管理体系学习与靠拢。

3.与智慧旅游的结合仍处于起步阶段。智慧旅游是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7]。在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各部分中,其目标是提升游客体验,指标评价体系涉及资源与社会维度,LAC等理论讲求摆脱承载值计算的集约化管理变革,对目标景区的指标监测与预警大都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智慧景区实践与研究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二者间的共融性,但目前研究与实践的积累仍较匮乏,呈散点状分布于少数景区。

(二)启示

我国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对该主题概念的思考与开发,基础理论的薄弱导致相关研究出现大面积的文献综述、案例分析、承载力模型、承载值计算热潮。在智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要手段的今天,如何实现旅游业内核心板块的智慧化成为当今智慧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

综上所述,未来国内旅游景区承载力的研究与实践应在以下方面做出改进:

第一, 加强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的智慧化进程,完善智慧景区相关内容的研究与实践。目前旅游景区的智慧化进程主要表现于智慧景区中的监测预警、门票销售、需求偏好分析、综合管控等方面。未来应在智慧旅游技术的辅助下,研究符合我国旅游业国情的类LAC理论,将承载值的标准与计算转化为对环境、游客体验、甚至整个旅游产业的弹性发展认知。以降低旅游发展的资源消耗水平为目标,发展承载力智慧化监测评估手段,实现旅游景区的智慧化可持续发展。

第二,以服务为研究向导。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促进行业发展并最终服务于旅游者。尽管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研究更偏向自然地理属性,但其研究的目的是增加景区各方面的可持续性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与认知;长远来看,更应促使旅游者主动参与到景区环境承载力的建设、保护、管理之中,并加强其预警意识。因此,未来承载力理论研究应从以政府牵头为核心转变为政府领导、民众主动参与的模式上,在不超越对资源破坏的合适限度上,让旅游景区承载力的实践能更实际的服务于利益相关者。

第三,深入贯彻景区承载力上的供给侧改革。国内景区数量众多,但同质化、具有突出吸引物的特色景区较少,导致客流集中于少量著名景区。传统的景区承载力超载控制方法是通过疏散游客及控制进入景区的人数、暂停售票为主的,即通过改变景区供给方式达到控制承载量的目的。而随着我国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提升,过去的景区承载量供给方式已不能满足游客灵活变化的体验需求。在景区承载力的供给侧改革中,应积极结合智慧旅游技术,减少通过门票控制承载量的方式,通过智慧旅游技术探索游客对景区的观光需求,改善景区新引力较低的区域,提升高客流量区域的承载能力,并同时加快同质景区的改善与创新发展工作,迎合游客与市场需求,降低“无人”景区的出现率,解决景区供给侧的“低效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在根本上改善我国景区承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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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连云凯]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on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Tourism

YUAN Qing1, CHEN Nan2, CHENG Chuan3

(1.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UniversityKaifeng;2.ResearchInstituteofLeisureandMIC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3.LibraryofTianjinPolytechnicUniversity,Tianjin300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technology, building tourism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tourism industry. However, some of the safety accidents based on the shortages of carrying capacity revealed the building problems of smarter tour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mart tourism,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smart trend of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this paper divided TCC into 3 periods of base, development and matur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concept between 1980-2015 in domestic and abroad. It also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smart tourism,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in each period;then,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blend features, it described the tourism attractions carrying capacity and smart tourism with contact and necessity.Finally, this paper reflected on the smarter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tourism attractions carrying capacity, and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related problem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smart tourism;tourist attractions;carrying capacity;review;implic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型节事举办后中国旅游形象演变机理及和谐发展战略研究”(12CGL057)

[收稿日期]2015-12-22

[作者简介]袁箐(1991- ),男, 湖北黄石人,河南大学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节事旅游;陈楠(1979-), 男(回) ,河南郑州人, 河南大学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节事旅游、旅游统计;程川(1991-),女,河南安阳人,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知识服务与用户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784(2016)03-0065-11

[引用格式]Yuan Q, Chen N, Cheng C.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on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tourism[J].Tourism Forum,2016,9(3):65-74.[袁箐,陈楠,程川.基于智慧旅游视角的旅游景区承载力研究综述与启示[J].旅游论坛,2016,9(3):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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