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祖涛，梁　滨，毛　焱

(湖北经济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旅游者研究]

湿地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研究*
——以武汉东湖为例

邓祖涛，梁滨，毛焱

(湖北经济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武汉东湖湿地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与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环境知识对环境敏感性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但对环境负责任行为无显著性直接影响；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都对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显著性直接影响；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在环境知识和环境负责任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是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影响的重要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促使东湖湿地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形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环境负责任行为；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东湖湿地

湿地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在蓄洪防旱、调节径流、控制污染、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重要的生态旅游资源，为人们休闲度假、科普考察、艺术审美等提供了活动场所。伴随湿地旅游过度开发和游客不文明环境行为频频发生，湿地生态环境遭受了较大的破坏。因此，探究湿地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对湿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从个体表现而言，环境负责任行为是指倡导可持续发展或减少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人的行动[1]。已有的文献主要探讨了湿地游客的游憩涉入、地方依恋、保育承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等因素对其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考察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三者关系以及它们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共同影响。本文以武汉东湖湿地为研究对象，依据相关文献构建“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环境负责任行为”因果关系模型(见图1)。也就是说，富有湿地环境知识的游客将对湿地环境表现出高度关心和尊重(环境敏感性)。这种关心和尊重会增强他们对湿地的情感和功能依恋(地方依恋)，进而对湿地表现出环境负责任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和旅游管理者了解在湿地内如何正确地引导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为加快湿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资料来源：参考T.-M. Cheng & H.C. Wu可持续旅游行为模型绘制。图1　因果关系模型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自1970年代以来，环境负责任行为就引起了环境学者、社会学家的大量关注。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测量，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观点。Hungerford、Peyton和Wilke把环境负责任行为解构成说服、消费、政治行动、法律行动和生态管理[2]。Smith-Sebasto 和D’Costa则把环境行为诠释为公民行动、教育行动、经济行动、法律行动、亲身力行行动、说服行动[3]。Stern把环境负责任行为定义为公共领域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非激进行为和私人领域非激进行为[4]。Vaske 和Kobrin则采用一般性行动和具体性行动等7个测量语句来评价环境负责任行为[5]。祁秋寅、张捷等指出，环境行为与环境情感维度和环境知识维度有密切的关系[6]。

Folkes认为，认知源于直接经验或知识，是对来自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整合后的主观感知[7]，而知识和感知通过认知和评估后能成为代表环境知识的信念。Fryxell和Lo把环境知识定义为一种包含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等方面的通俗知识[8]。以前对环境知识的测量大多数是基于环境教育视角，围绕知识和生态技能、环境科学、环境问题和环境行动策略而展开的。一般而言，富有环境知识的旅游者将更多地关注造访地的环境问题[9]。较高环境知识水平的人们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10]。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预测力要比心理类变量的预测力高[2]。但也有学者认为，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村民的环境行为与环境认知不同步[11]。为此，本文提出假设(见图1)。

H1：环境知识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环境敏感性是指个体从移情视角看待环境的情感属性。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个体喜爱自然环境；二是为达到自身与自然环境一种和谐关系而采取的行动意向。环境敏感性和亲环境行为之间亲密关系已被证明[12]。环境知识能加强人们的环境敏感性，环境知识和环境敏感性会影响环境行为的表现。为此，提出两个假设。

H2：环境知识对环境敏感性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H3：环境敏感性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地方依恋反映个体对某地产生的一些积极或消极关系，它经常唤起个体在某地的复杂经历，使个体和某地形成一种情感纽带[13]。当游客对旅游环境表现为情感关注和尊重以及对旅游地敏感时，他们很容易表现为情感涉入和场所依附[14]。自1980年以来，旅游研究者广泛地运用地方依恋理论来讨论游客的依恋情感及其行为[15-16]。地方依恋是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部分构成的，前者是对地方一种象征性和情感性依附，后者则是对能满足其游憩活动场所功能的依附[13]36。一些学者强调地方依恋为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前置变量[17-18]或亲环境行为的前置变量[19]。为此，提出两个假设。

H4：环境敏感性对地方依恋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H5：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游客的人口统计属性特征和4个潜变量的测量语句。游客的人口统计属性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年收入、来源地。4个潜变量中，环境知识是外生变量，其余3个为内生变量。环境知识量表来自Haron，et al.量表[20]，由可持续发展知识和环境保护知识2个维度组成，可持续发展知识包括4个测量题项，环境保护知识包括5个测量题项；环境敏感性量表参考了Daniel量表[21]，由4个题项组成；地方依恋量表来自Williams 和Roggenbuck量表[22]，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组成，地方认同包括4个题项，地方依赖包括4个题项；环境负责任行为量表借鉴Smith-Sebasto & D’Costa量表[3]15，由一般行为和具体行为2个维度组成，一般行为包括4个题项，具体行为包括4个题项。问卷中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一般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

(二)数据采集

武汉东湖位于武汉主城区，是中国第二大城中湖，作为国家级湿地、5A旅游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东湖湿地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数据采集的地点是东湖湿地听涛、磨山、落雁、吹笛四大景区。为保证调查质量，调查人员为经过专业培训的8名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调查时间为2015年7月8日-7月15日，共发放问卷425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392份，有效回收率为92.2%。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统计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已生效实施的46个RTA在传统WTO+领域的协议覆盖范围及法律承诺率明显高于新一代WTO-X领域。WTO+条款覆盖率达到了76%，同时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法定承诺率超过了70%)，而在WTO-X领域，46个RTA的覆盖率和承诺率均不高，总体条款覆盖率仅为31.9%，法定承诺率不超过15%。

调查问卷反映了受试者的基本情况。女性占样本总数的56.9%，主要集中在中青年，占样本总数的73%，学生占的比重最大，为47.8%，游客中大多数为大学学历，占总数的61.6%，年收入以1万～3万元为主，占样本总数的55.5%，来自武汉的游客居首，占总数的30.8%，其次是湖北其他城市，占总数的24.6%，湖北省外的游客占总数的24.6%。

(二)测量模型检验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检验测量模型的内在质量，本文应用AMOS 21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本模型29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量介于0.596～0.834之间，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5，而小于0.95，且通过0.01水平下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模型的基本适配指标理想[23]。根据因子载荷量估计值计算出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和环境负责任行为4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组合信度一般作为衡量模型内在质量的重要指标，如果其值大于0.6，表示模型具有良好的可信性和一致性[24]。本模型中4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在0.8以上，表明测量模型的内在质量十分理想。

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反映了每个潜变量所解释的变异量有多少是因测量误差产生的，常用来检验潜变量的聚敛效度。如果某潜变量的平均变异量提取值大于0.5，表示该潜变量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如果AVE的平方根大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表示潜变量有良好的区别效度[24]99。本模型中4个潜变量的AVE分别为0.504，0.613，0.510，0.527(见表1)，其平方根比4个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要大(见表2)，表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表1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数据来源：参考Haron et al.量表、Daniel量表、Williams 和Roggenbuck量表、Smith-Sebasto & D’Costa量表。

表2　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及AVE平方根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括号中数值表示潜变量AVE的平方根。

(三)结构模型检验及假设验证

运用AMOS 21软件对模型整体拟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卡方值χ2=486.386，自由度df=372，显著性概率值p=0.000，拒绝假设，GFI为0.862，AGFI为0.839，NFI为0.850，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表明整体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的拟合不太理想。此外，环境知识和环境负责任行为之间关系(H2)不显著(见表3)，表示结构方程模型需要进一步改进。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再参考模型修正指数等指标，得到修正后的结构模型。修正模型的卡方值χ2=379.746，自由度df=367，显著性概率值p为0.312，GFI为0.912，AGFI为0.903，NFI为0.905，IFI为0.996，CFI为0.996，RMSEA为0.013，各指标都达到建议标准，表明修正模型拟合度良好。各路径都具有显著性，假设H2、H3、H4、H5均得到验证。

表3　潜变量间路径系数估计和检验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环境知识对环境负责任行为无显著性直接影响。调查数据显示，东湖湿地游客的环境知识均值达到4.05，表明东湖大部分游客懂得湿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知道过度开发或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会对湿地环境造成破坏。但由于游客群体人口属性的差异，这些拥有较丰富环境知识的游客却没能直接表现环境负责任行为。

环境敏感性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直接效应是0.355。环境敏感性是对环境的一种移情，有助于公民产生环境负责任行为[12]259。环境敏感性不仅是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前置变量，也是地方依恋的前置变量。当游客对东湖湿地表现出强烈敏感性时，他们对其表现出来的情感认同和地方依赖会相应增强，他们更愿意选择去东湖湿地而不是其他旅游景点游玩，因为东湖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游客的环境敏感性对其地方依恋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β=0.553)，这与Marcinkowski[26]观点是一致的。

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显著性直接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315。大量文献证明，地方依恋会引起环境负责任行为发生[27-28]。也就是说，当游客对东湖湿地有较强的地方依恋时，他们会自愿通过捡垃圾、分类垃圾、阻止他人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劝说朋友采取有益于环境的行为等方面表现其环境负责任行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构建的结构模型除了4条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直接影响路径外，还包含对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影响的3条间接影响路径：①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环境负责任行为；②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环境负责任行为；③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环境负责任行为。前两条路径反映了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在中介环境知识对环境负责任行为影响中的贡献。也就是说，虽然环境知识不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直接的显著性影响，但会通过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两个中介变量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第一条路径间接影响力为0.12，取决于环境知识对环境敏感性的路径系数和环境敏感性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路径系数；第二条路径间接影响力为0.059，取决于环境知识对环境敏感性的路径系数、环境敏感性对地方依恋的路径系数以及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路径系数；第三条路径反映了地方依恋在中介环境敏感性对环境负责任行为影响中的贡献，其间接影响力为0.174，取决于环境敏感性对地方依恋的路径系数和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路径系数。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验证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模型探讨了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分别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环境知识对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没有产生显著性直接影响。表明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是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重要影响因素。(2)环境知识通过游客的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间接性影响。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在环境知识和环境负责任行为之间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3)环境敏感性不仅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地方依恋对其产生间接影响。(4)对环境负责任行为产生影响的路径包括两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其中，两条直接路径为：环境敏感性→环境负责任行为、地方依恋→环境负责任行为；3条间接路径为：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环境负责任行为、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环境负责任行为、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环境负责任行为。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相关文献，可采取以下措施提升东湖湿地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第一，增强游客的环境敏感性。东湖是国家重要湿地，水域面积33km2，拥有梅园、荷园等13个植物园，珍奇鸟类234种，鱼类1 040种，生物资源丰富多样。东湖管理机构应通过大量图片展示东湖湿地美景，让游客感受东湖的美，享受东湖生态环境，同时，拍摄一些由于游客的不文明而导致东湖景色受损的图片，让游客感受自己的不文明行为给东湖湿地环境带来的破坏，从而使他们关注东湖，注意自己的旅游行为。第二，培育游客对湿地的地方依恋。一般而言，地方依恋高的游客，会对湿地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场所依赖，他们不会去破坏湿地环境，甚至会说服其朋友采取负责任的环境行为。为此，一方面，管理者需设计更多的情感体验活动，比如观鸟、垂钓、湿地动植物学习、摄影等，以提高游客对东湖湿地环境的融入程度，加强他们对东湖湿地的功能性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更多的游客参与活动，比如志愿进行湿地解说、捐助或募集赞助、在黄金周期间志愿疏导游客、参与湿地规划与管理，以培养游客对东湖湿地的情感联系，增强他们对东湖湿地的情感认同，最终促进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形成。第三，让游客了解更多的湿地环境保护知识。一方面，依托大众媒体、宣传栏、网络、展会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对湿地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来带动游客对湿地自然、文化、历史以及人地关系的了解，提高他们对湿地的鉴赏水平，并使他们产生较为强烈的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

本文虽然对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影响因素作了一定探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环境负责任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其实施过程必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仅讨论了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3个变量对其产生影响，未来可以纳入环境态度、环境意识、个性等变量，以便更深层次地探讨它们和环境负责任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数据来源仅限于夏季假期，虽然这个时期旅游人数较多，但这只能代表一个时期游客的环境负责任行为。因此，未来应考虑在更多的季节和时间段来进行调查。再者，研究对象仅选择了东湖湿地，今后可以增加其他地方的湿地调研数据来验证本模型，并使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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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宝福]

Research 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in Wetland——A Case Study from the East Lake in Wuhan

DENG Zutao，LIANG Bin，MAO Yan

(DepartmentofTourismandHotelManagement，HubeiUniversityofEconomics，Wuhan430205，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taking the East Lake in Wuhan as a case， construc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explor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The result of model estimation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but no direc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a direc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s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 responsible behaviors；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are important antecedent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Som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at the East Lak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place attachment； the East Lake wetland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3y06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128)

[收稿日期]2016-02-18

[作者简介]邓祖涛(1969-)，男，湖北荆州人，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784(2016)03-0044-06

[引用格式]Deng ZT，Liang B，Mao Y.Research 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in wetland ：A case study from the East Lake in Wuhan[J]Tourism Forum，2016，9(3):44-49.[邓祖涛，梁滨，毛焱. 湿地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研究：以武汉东湖为例[J].旅游论坛，2016，9(3):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