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帆



鉴赏评析

《鲜于璜碑》是碑刻隶楷嬗变的鼻祖
——《鲜于璜碑》字体研究

■谢建帆

一、题外小引

“书法”之所以作为一门艺术，就在于法的确定和度的把握，才使毛笔写字的行为过程发展为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

在我国传世的古青铜彝器中，从有文字可考的公元前二千六百六十六年以前，炎帝神农氏古金文开始，一直到陶文，再到殷代甲骨文，以至秦汉阶段的篆文，悠远的历史、书写却一直没有“笔法”，“篆者，引也。”这个引字相当精确地给篆书的“线条”笔迹作出定义。东汉时，第一位书法家发明“笔法”，逐步丰富为“八法”，“线条”被改造为具备固定样式和轻重姿态的“笔画”。有了笔法，产生“隶变”，书写线条完成了“易线”的历史蜕变，退居二线，小篆标志着古文字阶段终结；隶书产生，今文字开始。

因此，选择“笔法”作为探究 《鲜于璜碑》字体的切入口，展开讨论，是本篇的主旨脉络。

二、笔法和书法家

历史上用毛笔写字，第一位被称为书法家的是东汉的曹喜，之前所谓“书法家”都是讹传，没有实据。《汉书》中所举的“善书”及“善史书”都被后人误认为是“书法家”，实际不是。

曹喜在东汉章帝建初 （76-84年）任秘书郎，曾经手写经史，专门模仿秦碑小篆，作为供人们习书的范本，大家认为是李斯的手迹。后来，凡是学写篆书者，都把李斯和曹喜相提并论，奉为典范。

曹喜首创用毛笔仿石刻书体写字，从石刻上发明“笔法”之理。有了笔法，书写的篆书产生美感。在此之前，毛笔写字只是实用性的书写，从未有艺术作用，所写的篆、隶，笔迹不分。曹喜经过揣摩，悟出笔法道理，从指、掌、臂、腕，练出功力，驾驭、掌控毛笔笔锋，使笔墨在纸上的运行轨迹展示出“悬针垂露之妙”的立体感，这是他扬名立传的典型笔法，他以篆书著名，但未闻其兼善隶书。

曹喜是中国最早创造书法者，成为书法家的鼻祖，他的贡献就是发明书法。自他以“书法家”闻名于世后，书法家人才辈出，而且都兼善隶书，他们得益于曹喜发明笔法，“得之于篆者，又推之于隶书也。”

笔法，是用毛笔写字，掌控笔墨运行规则的技能之法。

笔法发展为“八法”，历代书家靠变化笔法而演化出“五体书”的各具风格特征和形体特征。“笔法”产生中国书法，离开它则不是中国书法。

笔法还有两重意义：

（1）笔法是区别书法家和书匠的底线——简而言之，“家”在哪儿，法从何而来。

（2）笔法又是区别艺术品的基准线——书写无法、失度，只能是一纸公文！

三、《鲜于璜碑》迈出方笔艰难的第一步

曹喜的笔法“得之于篆者，又推之于隶书”，我们可以说，《鲜于璜碑》的方笔则是“得之于隶者，又推之于楷书”了。

隶书，最初是小篆的简便写法，改圆转的笔迹为方折，连续不断处大部分拆开，易“线条”为笔画。《鲜》碑则在改圆转为方折的基础上再改造，首创方笔，使隶书扁平结体演化为方整形态。“方整”就是正字意识，中国人崇古观念来自“礼制”，古代碑志采用古体字、正体字，是悠久的“礼制文化”规约书写行为的最明确反映。由此发育了中国人崇古观念和正字意识，根深蒂固，篆隶书体能够延绵不绝传诸今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的崇古情结，这种文化情结超越艺术价值。时至今天，正规场合仍然采用古体字和正体字就是文化情结之所在。《鲜》碑是在东汉隶书的黄金时代，又是盛行“厚葬礼制”这样“双重处境”的时代文化。碑，则成了反映“礼制”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东汉碑石选材都要“陟名山，采嘉石”，精心设计、打磨。《鲜》碑圭形、碑额十字，以方正入篆，附刻青龙、白虎，碑阴朱雀、玄武，很少见。这种少见，足以显现其别开生面的庄严肃穆。书丹手崇古情结以及出自于“敬”而正的心态意境，自然而然，活生生地首现在书写难度很高的方笔笔法了。

之所以说 《鲜》碑在隶书改造篆的圆转为方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方笔，使文字形态向规整的楷化方向发展，这种首创，是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就在于书写的难度高。没有尝试过用毛笔写方笔画的人，是体会不到写一方笔画究竟有何难，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清朝中叶，许多书家由于厌薄“馆阁体”书风，想从古碑中找寻新的途径，群起研习碑刻书法，在碑刻中寻求经过刀刻的笔画上找寻“笔法”。尊碑卑唐，包世臣著 《艺舟双楫》，大加鼓吹，记述他朋友黄乙生的话，说：唐以前书一横画，“皆始艮终乾”。启功先生就此解释说：我们知道，古代把“八卦”配合四方的说法是西北为乾，东北为艮，东南为巽，西南为坤。这里说“艮乾”，不言而喻是代表四角中的两个角，不等于说从东到西一条细线。譬如筑墙，如果仅仅筑一道北墙，便只说“从东到西”就够了，既然提出“艮乾”，那么必是指一个四方院的墙。这不难理解，黄氏是说，一个横画行笔要从左下角起，填满其他角落，归到右下角，这分明是要写出一种方笔画。但圆锥形的毛笔，不同于扁刷子，用它来写北碑中经过刀刻的方笔画，势必需要每个角落一一填到。这可以说明当时的书家是如何地爱好、追求古代刻石人和书丹人相结合的艺术效果。［1］

启功先生深入浅出阐述清代人尊碑，追求方笔画的煞费苦心，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是：⑴要写一种方笔画，即使“藏锋逆入，向左呈逆时针方向圆转，然后再右行，驻笔回锋收笔”，也是有难度的，圆锥形毛笔不同于扁刷子。⑵肯定了方笔画存在的刻石人对墨迹经刀刻后的工业效果，它让方笔方整的字形添加了威严气氛。⑶碑刻“方笔”书法的艺术魅力是如何界破时空，在书法史上留下极具诱惑力的文化情结。

书法艺术是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就文字的形态而言，篆书长方，隶书扁方，楷书正方，作为一种文字形态就是一种“字体”，字体特征是时代精神文化的反映。正字意识是崇古观念时代精神的明证，因敬而正，正则谨严、尚古。《鲜于璜碑》方笔的变化促使了隶书文字形态的变化。

图1

《鲜于璜碑》（图1）字体宽绰方整，雍容稳重，意态安详，形如石佛。笔画肥瘦相宜，方笔为主，笔画较多的，纵向下来，一任排布为止。如“應、属、屡、冀、靈、聲、答、爵”等字，不勉强压扁，自然天成。字画较少的，如“公、之、平、力、化、九、功、乎、造”等字，则不惜舒展，有时上收下放，如“己”字，上紧下松，雄强一横捺，稳住整个字的重心，气势壮美，方整中见生动空灵。就大章法而言，横纵皆成行成列，顺乎形体的自然，又现规范，是规整朴厚、浑穆古拙，集于一碑的典范。方笔、方体的文字形态，标志着隶书的楷化衍变开始。隶书正体地位的消退，同样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进步，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从 《鲜于璜碑》开始，碑刻史上隶向楷转变，大约经历了东汉、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的时间。

图2

图3

图4

《衡方碑》（图2）（168年）是紧接着以方笔特征，方整字体的浑朴书风，被后人视为“书体宽绰而润，密处不留隙地，似开颜真卿正书之渐。”［2］

图5

图6

《张迁碑》（图3）（186年）方笔为多，结体取势平直，方整高古。书风似 《鲜于璜碑》，这是后人给出的评判。三通方笔碑刻的相继出现，一改汉碑隶书结体扁平的单调，以方整的楷化面貌，证实了“隶书变为正书，其转移在汉末”是正确的，也肯定了“似开颜真卿正书之渐”嬗变的实际判断。

三国，黄初元年 （220）刻的 《孔羡碑》（图4），字体长方，已不同于汉隶，被视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先导。

西晋，写隶书者不多，结体已呈散架。《任城太守孙夫人碑》 （图5）（272年）字形方正，兼有楷书意味，这是字体嬗变阶段的时代特征。

东晋隶书都带有楷书笔意，形态带楷法，《王兴之夫妇墓志》（图6）（348年）是东晋隶书的典型，笔画方厚平直，体态方整厚重。被视为南朝刘宋前期碑刻中的楷书，是在东晋 《王兴之夫妇墓志》一类的新体隶书和《高崧墓志》一类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南、北碑交流融合的结果。

图7

东晋末义熙元年 《爨宝子碑》（图7）（405年）是云南出土的，和 《爨龙颜碑》（458年）并称“二爨”书风，结体方正，原本想写的隶书，由于对法度不熟悉，笔意和结构上写走了样，虽然仍顽强地保留隶意，但隶、楷杂陈，变为楷书。被视为这种写隶书的手法，东汉 《鲜于璜碑》已开先例。三百年的时间推移，隶楷衍变的书风竟然这么不谋而合。

从字体演变的意义上来说，碑刻楷书的演化是比较保守和被动的，与毛笔手写由隶而行草、由行草而楷书的演变，却又显得直接和稳健。

《鲜于璜碑》的方笔字体开创了墓志碑刻用笔平直方折的笔画特征，给碑刻楷书直率古朴的书风开了先河。尺牍楷书的“今研”，碑刻楷书的“古质”，在审美上给历代书家留下难以割舍的艺术情结。出自于对楷书方整古质渊源的寻觅， 《鲜于璜碑》的字体亮点，在碑刻史上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本篇的主旨，也是超越艺术标准的评判。

四、《鲜于璜碑》与“楷书之祖”

钟繇因对楷书的定型化贡献很大，历来被尊为楷书之祖，他的楷书还带有一定的隶书体势和笔意。

我们不可忘记，三国的书法是东汉的延伸，灵帝熹平四年 （175年）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政府提倡，产生许多大书家，且有文字整理工作，文风昌盛。魏的文学承接东汉而来，175年和165年是说明距 《鲜于璜碑》仅十年，钟繇的书风与 《鲜》碑有何联系呢？

钟繇为高德钟皓的曾孙，事曹操为黄门侍郎，后升任太傅，曾与胡昭同事颖川刘德昇。昇桓灵帝时以行书擅名，丰赡妍美，独步当时。钟、胡二人均工于隶，以肥瘦分道扬镳。胡书今不可见。

钟繇工隶、真、行三体，向来说他“铭石之书，最为妙也”，铭石指碑刻，以八分书为主。他的书风，谨严而宽绰，似对八分书大力起楷化作用。故徐浩 《古迹记》谓“钟繇正楷，时莫其先”。梁武帝称：“逸少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字疏字缓。”钟的神理，正是着重在“疏”与“缓”。稳重雍容，不必作龙跃虎卧之状，自有浑穆气象，这是他的特点，可惜没有可靠的真迹。自来论书，把他与胡昭相提并论，说胡肥、钟瘦。从郁冈斋帖 《贺捷表》书风看来，结体扁平仍带隶意，而横笔与撇，中间轻秀，不取 《鲜于璜碑》之肥厚、凝重为美，与 《张迁》之方笔，全异其轨辙，所谓瘦者，其是之谓乎？［3］

感谢饶宗颐先生在浩如渊海的文献中，难能可贵地把钟繇和 《鲜于璜碑》的书风这么详细地对比阐述。

以文论文，就胡肥钟瘦而言，文中指的是毛笔手写，不是碑刻，这是一；“胡书今不见”，而钟“可惜没有可靠的真迹”，这是二。所以，本篇不作讨论。

以字论字，钟的书风，“谨严而宽绰”，《鲜》碑字体宽绰方整，“合拍”。钟似对八分书大力起楷化作用，“时莫其先”；《鲜》碑开隶体方笔先河，都是时代的先导者，“共鸣”！

钟“稳重雍容，不必作龙跃虎卧之状，自有浑穆气象”。《鲜于璜碑》雍容稳重，意态安详的书风不正是跃然纸上吗？

三国书法是东汉的延伸，钟繇的书风与 《鲜于璜碑》一脉相承，并非牵强臆断，年代相近，承前启后，又都基于对隶书楷化的正字意识。钟繇对楷书定型化贡献大而被尊为楷书之祖；《鲜于璜碑》开方笔先河，领东汉《衡方》《张迁》诸碑衍变的潮头，一改扁平隶体的单调，拓开方整隶书的楷化面貌，则是隶楷嬗变的鼻祖。

五、结语

康有为溯源于三国时代孙吴一块楷书书写的石碑 《吴阳太守葛府君碑》，称它为正书鼻祖。钟繇因对楷书的定型化贡献大被尊为楷书之祖，但他的真迹不传，《葛府君碑》历经沧桑得以呈现世人。

隶书、楷书都是正体，庄重场合多为使用。楷书既然是由隶书直接演变而来，碑刻必存早期楷书形态。因此，方笔平直、结构方正、稳重雍容，于凝重浑厚中不乏灵动之气、意态安详的字体特征，成为本篇溯源寻根的标准，认定早期隶楷嬗变起源于 《鲜于璜碑》字体，是否贴切，仅作抛砖引玉之笔。

注释：

［1］《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版

［2］翁方纲 《两汉金石记》

［3］饶宗颐 《泛论三国碑刻书法》《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第20—23页、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