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强

(陇东学院 历史与地理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论英国圈地运动与土地利用

石强

(陇东学院 历史与地理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持续几个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逐步瓦解了中世纪以来的敞田制，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分配体制，确立起了近代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及占有体制。圈地运动以和缓渐进的方式对农业生产关系、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规模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主要表现为根据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根据生产需要利用各种办法改良土地，通过科学规划充分利用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尽其利的效果，使英国的农业生产不仅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也适应了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化进程的要求，从而为英国在近代世界的率先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圈地运动； 土地利用；农业革命

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产业，要为所有的人提供衣食来源，是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根本保障。而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土地的支配及利用的方式。人类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包含着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诸如以人为核心的生产力要素、以自然环境为核心的自然要素、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要素等，这些要素能否优化组合与配置，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从14世纪开始，英国以敞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及与其相适应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也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逐渐被新的土地所有及占有制度——圈地制所代替。到15世纪晚期都铎王朝建立时，中世纪晚期业已出现的圈地现象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社会运动。15世纪之后圈地运动持续近四个世纪之久，以和缓渐进的方式变革着英国的土地所有及占有制度，以规范有序的改革方式瓦解了条块分割的敞田制。英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以变革土地制度为契机，推动着土地支配和利用方式的变化，使英国的农牧业生产取得了显著进步，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进步也为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一、圈地运动与合理利用土地

圈地运动为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创造了条件。“圈地虽不能改变土壤的性质，但是其最大的优越性在于给予了农场主支配土地的权力。如果条件允许，他可以给粘湿的土壤排水、扩大耕地、增加农作物品种，他还可以将贫瘠的土地退耕还牧，专门用来发展畜牧业，他还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种植花卉或蔬菜水果以获取最大的收益。”[1]圈地的特点在于打破了敞田制下土地外在的条块分割及内在的土地使用上的不完全支配权，废除了土地上享有的公共权利，也废除了敞田制下的集体决策机制及人人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规则与约定，从而为集中而自由地使用土地创造了条件，也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农业生产的结构以获取最大的收益。用卡尔姆的话简而言之，“圈地上的农场主，可以用一千种方法改善他的地产，赚更多的钱。”[2]圈地后土地利用的总体趋势是，“圈地在土地利用方面的重大变化是：在适宜于耕种的轻壤土地区拓展了可耕地面积，而在适宜于畜牧业的粘重土地区进行了退耕还牧……土壤性质是决定圈地后土地利用的最重要的因素。”[1]例如，莱斯特郡在议会圈地的早期，“其主要的动因是要将耕地变成永久性的牧场，或许促使其转变的原因是，莱斯特郡圈地史上一项很有影响的关于土壤类型的研究表明，这里的土地在圈占后显然不适合发展种植性农业。并且，在最初圈地的地方，通常都是急需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地方。钱伯斯在相邻的诺丁汉郡，也发现有同样的趋势……在诺丁汉郡的贝尔沃谷地(Vale of Belvoir)在圈地前是以种植谷物为主的地区，圈地后成为牧区，这就是1766—1792年之间这12个教区圈地的原因。那里僵硬的岩质粘土在变成草地后更能地尽其利。而与其相邻高地上的轻质泥灰土在发展种植业时却得天独厚。”[4]“林肯郡靠近汉伯(Humber)的巴顿(Barton)及其他地方，圈地后耕地数量虽有减少，但是在更先进的耕作模式下，从整体上则有增加。圈地后即便不采用先进的耕作方式，也通过排除他人对土地的使用权及减少定期的轮空休闲而意味着一种进步与获得。”[4]

北安普顿郡的“韦尔福德(Welford)村自从1778年圈地后大部分土地被转变为草地，在之前的1100英亩圈地中只有不足20英亩的耕地保留了较长的时间。即便是在谷物价格最昂贵的18世纪90年代，北安普顿郡部分地区的新圈地上依然是将耕地转化草地。例如阿福德(Ufford)、班顿(Bainton)、阿什顿(Ashton)，被圈占于1796—1799年谷物价格的顶峰时期。这一时间段正处于1795—1801年窘迫困顿的危机期间，但圈地后依然很少种植各类谷物。在韦尔巴斯顿(Wilbarston)，一些非常适宜种植小麦和豆类作物的田地在圈地后依然被转化为牧场或正在转变为牧场。”[4]

特纳对1801年北安普顿郡圈地及敞田教区的耕地和作物分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现在圈地教区的耕地比例有较大的下降，在“102个圈地教区中，耕地所占的比例仅为22.6%，而在45个敞田教区中，耕地比例却高达30.3%。芜菁的种植面积在每个敞田教区平均为25英亩，在每个圈地教区却多达56英亩；圈地教区种植各类作物的耕地面积从总体上有所减少，这意味着每个圈地教区有大量的耕地被转化成草地；另外，燕麦的种植面积也有显著增加，每个敞田教区的平均种植面积为49英亩，而在圈地教区中每个教区的平均种植面积增加到105英亩。”[4]燕麦对生长的土壤要求不严，适合生长于凉爽且较为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忌高温干燥，对积温要求也不高。这与北安普顿郡的地理环境是相适应的。燕麦叶、秸秆多汁柔嫩，所含粗蛋白、粗脂肪、无氮抽出物均比谷草、麦草、玉米秆高，所含难以消化的纤维却相对要低，因而是最好的饲草之一。燕麦的籽实也是很多家畜家禽的优质饲料。这一切都表明圈地不仅是土地权属的重要变革，也是土地利用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其对土地的利用结构显然是因地制宜，主要发展方向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而约克郡东区的土地主要以轻壤土为主，因而圈地后耕地的比重则有所增加。1801年，约克郡东区的“69个圈地教区中，耕地所占的比例为35.4%，而在27个敞田教区中，耕地比例却为29.6%。事实上，沃尔德(the Wolds)丘陵地区在圈地后也把大量的草地转化为耕地，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约克郡东区在圈地后主要以引进芜菁的种植而发展畜牧业，并没有减少谷物种植的面积，而且在实践上以取消轮空休闲土地的方式增加了耕地数量。”[4]

同时市场价格因素也使圈地成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一种方式，从而将农牧业生产进一步纳入市场化的轨道，以更好地获取经济效益。正如贝雷斯福德教授(M.W.Beresford)所引用的一位17世纪的观察家所注意到的，“圈地并非转换土地用途必要的第一个步骤，但却是发展更高效率农业生产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许多地方因地制宜、转变土地用途的主要方式，因而现在的农村能在与市场体系互动的作用下繁荣富足。”[3]农业生产并非像工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赖甚至受制于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越低，这种依赖和受制的程度越大。以实践经验和科技力量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过程，也是人类的农业生产逐步减小这种对自然条件依赖和受制程度的过程。

“1740年前沃里克郡早期的一些圈地，就成为自耕农寻求摆脱20年代农业萧条而自救的一条途径，他们首先在适宜于用作草地的重质粘土带进行圈地以发展畜牧业。而与之相反，在林肯郡的科斯蒂文(Kesteven)，圈地则成为扩展农业的方式。约克郡东区早期的圈地可谓属于同类。然而，事实上可以概括为，英国更多的地区则是以畜牧业代替农业。总而言之，在轻壤土地带，则更多地保留了耕地和发展农业，而在粘土地带，通常是将耕地转变为永久性的牧场。到1800年时，农业领先的诺福克郡有2/3的地区都以农业为主(包含大量的属于轻壤土地带的敞田)，而畜牧业领先的莱斯特郡则有3/4的地区都成为草地(大部分在40年前就成为圈地)。”[3]

二、圈地运动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圈地运动在土地所有及占有制度上的进步之处在于以圈地制代替了古老的敞田制，革弃了敞田制下土地所有权与占有权相分离、支配权与经营权相矛盾的状况，以较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与单一的土地占有制代替了敞田制下不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及集体的土地占有与支配制度，在土地所有及占有制度上使责权利更加清晰明确，使土地的收益及分配彻底抛弃了公有制的残余。这就使英国逐步确立起了圈地的地主完全拥有土地、承租土地的租地农完全占有土地、土地的收益按契约分配的经济体制，而且在农业生产上，发展起了以较大规模农场为生产单位的“大农业”经营体制。这种大农业经营体制乃是以雇佣关系为纽带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土地关系体系以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亦即地租与利润的结合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具有合伙关系的性质。它将土地的所有与土地的经营纳入了一种更能发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有利于技术改革的近代资本主义体系。”[5]著名的美国学者布伦纳在1976年2月第70号《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前工业时期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他指出：“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古典地主——租地资本家——工资劳动者结构的出现，使英国农业生产转变成为可能，而这又是英国独特的、成功的、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之所在。”[6]土地制度的全面变革为农业和畜牧业技术革新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圈地者在投资圈地后完全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可以完全而自由地支配土地。所以积极从事圈地或买地的地主，大多都积极倡导和参与农业或畜牧业生产技术的改革，以期提高生产效率而获得回报。而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体制使农业生产走上了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兴起为技术改革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而且这种大农场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更具备有技术改革的内在动力和经济实力，也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因而在英国近代农业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所有技术改革的尝试都是在大农场上进行并取得成功的。与此同时，技术改革又为大农场及大牧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条件。后者正是通过技术改革不断地为其创造出新的技术基础，才保证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对于小农经济的优势，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下表反映了议会圈地时期不同类型的农业用地在圈地前后所引起的投资、产值、租金和利润的变化。单位是每1000英亩土地，产值单位为英镑。如表1所示。

表1　议会圈占四类农业用地的成本和效益(英镑/1000英亩)[2]

由表1可以看出，议会圈占肥沃敞田和贫瘠敞田的圈地，虽然引起了总产值的降低，但却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提高了租金和利润。租金分别提高了150%和100%，利润分别提高了37%和23%，这意味着圈地后地主所获取的利益远远要大于租地农场主。圈占肥沃牧场和草地、灌木地及荒原的，虽然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但是却大大提高了租金和利润，租金分别提高了650%和700%，利润分别提高了108%和517%。但是租金的提高幅度并不等同于利润提高的幅度。租金的最终来源于生产者自身不能消费的那部分劳动产品，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标志之一。而利润是农场主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利润率被认为是租地农场主与地主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显然包括了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斗争，诸如政治权利的变化与市场物价水平的变化。圈地在地租方面的重大变化在于打破了中世纪的习惯性租金，即固定租金。把租金也纳入了日趋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使租金的水平被纳入市场规律所调节的范畴，改变了物价上涨而租金不能上涨的局面。这在英国社会经济日益走向市场化的背景下显然对封建地主阶级更为有利。尤其在“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洪流中，封建地主阶级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在时代变革的浪潮能够顺势而动，奋勇当先，从而也将封建地主阶层纳入了近代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其租金的来源不再主要依靠封建的地租，而成为资本主义利润的一部分，因而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英国议会的圈地运动不仅是重大的土地改革，也是一次地租和利润运动，同时也与农业革命紧密相关而相互推进，包含着对土地资源的因地制宜、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开发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这对于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衣食来源等问题及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进行都意义非凡。“土地的利用通常在圈地后得到改变，使得能在新的土地经营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因而对地主有着提高地租的潜在的空间……农场类型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彻底改变，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引进不再受任何阻碍，生产成本可以通过减少劳动力而得到降低，土地质量可以通过增加投资以开垦或排水而得到改善。”[2]

三、圈地运动与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

在工业革命兴起之际，英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据阿瑟·杨的详细推算，英国工业革命起步阶段，也就是后期议会圈地运动开始之际，1770年英格兰各项收入中，“农业收入为66 000 000英镑，而工业收入为27 000 000英镑，商业收入为10 000 000英镑。”[7]工商业收入的总和还远不及农业收入。这就要求加快农业变革，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恰恰是圈地运动将土地变革和农业革命有机地契合在一起，既变革了土地的所有及使用制度，确立了土地市场和资本，又为农业革命铺平了道路，改变了土地使用及管理体系。使土地制度既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科学合理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而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为圈地运动提供了更大的引力和更大的空间，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也要求有包括农产品及工矿产品在内的充足的工业原料及燃料，还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及完善的交通网络，这一切都要求农业革命及土地制度的变革在更宽广的领域内展开，从而来顺应工业革命的需求。

英国农业委员会调查了1761—1799年之间英格兰各郡依据议会圈地法令而圈占敞田的情况，这项调查不包括仅圈占荒地的圈地案例，只涉及有关小麦种植且为圈占敞田制下土地的圈地案例，现将斯莱特所引用的逐郡统计结果简化为按地域统计结果，如表2。[8]

表2　英格兰圈地后土地使用结构调整表

上述的统计为了客观说明圈地的发展趋势，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将单纯圈占荒地的圈地案例排除在统计结果之外。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后半期却经常处于粮食歉收的饥馑时期。“18世纪50年代中叶和60年代中叶饥荒时期经常发生的那种食物暴动，也被认为是当时令人不快乐的乡村生活面貌的必然反映。”[9]另外还有1793—1815年，“也就是18世纪末对法战争期间，垦荒达到高潮。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许多贸易渠道被切断了，它无法从波兰和东普鲁士等主要外贸伙伴处进口小麦和农产品。信用不稳和战时海上运费高昂，更增加了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10]从而造成了粮食价格的飞涨，以至于“小麦价格每夸特超过了一百先令。”[8]这样的历史条件难免要影响到圈地的趋势，也就是圈地后小麦种植面积有增加的趋势，很多被圈占为牧场的圈地在高昂的谷物价格的刺激下又重新转变为种植谷物的耕地。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英格兰旨在增加小麦种植的圈地仅有239例，而旨在减少小麦种植的圈地却有407例，前者约占后者的59%。从圈地所引起的小麦种植面积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此类圈地所增加的小麦种植面积仅14 507英亩，而减少的面积却达到了30 894英亩，前者仅占后者的47%。按英格兰的地域来比较，西部、南部、北部各郡两类圈地无论是从圈地案例的数目，还是从圈地增减的小麦种植面积，都基本趋向平衡。而中部的拉特兰郡、北安普顿郡、莱斯特郡、沃里克郡、贝克汉姆郡、牛津郡、诺丁汉郡、贝德福德郡等，发生增加小麦种植的圈地仅59例，增加小麦种植面积也只有3 033英亩，而减少小麦种植的圈地却多达262例，减少的面积高达22 036英亩。但在东部的诺福克郡、萨福克郡、亨廷顿郡、剑桥郡、埃塞克斯郡、赫特福德郡，发生增加小麦种植的圈地却多达29例，增加小麦种植面积达到2355英亩，而减少小麦种植的圈地仅有13例，减少的面积仅有731英亩。为什么在小麦价格一直高涨的情况下，中部各郡的圈地减少了小麦种植面积，而东部各郡的圈地却在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原因只能归结于自然条件。因为中部各郡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更适宜发展畜牧业。而东部各郡则相对适合于发展种植业。由此可见，18世纪的圈地运动，也包涵了因地制宜，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结构的再调整，而并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纯粹的谋利行为。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工业生产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程度较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和利用自然因素及自然资源，只有影响生产的各种因素和资源科学、有效、合理地配置，才能获取最大的收益。

众所周知，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然而在1750年时，农业依然是不列颠最主要的产业部门。在那以前的好几个世纪中绝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工业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不列颠的职业结构，不过在往后很长的年代中，从事农业的人口仍然占首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1700年不列颠境内相当数量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发或处于使用率很低的状态，英格兰和威尔士未开发或使用率甚低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10]另据格雷戈里·金估算，17世纪时英格兰的“耕地面积为900万英亩左右，牧场的面积为1300万英亩左右。”[11]但是到1827年时，英格兰的“耕地面积已增加到10 252 800英亩，牧场及草地的面积也增加到15 379 200英亩。”[12]仅以英格兰为例，历经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无论是耕地面积还是草地、牧场的面积均有较大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在土地的利用结构上更趋科学合理，发展起了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奠定了现代英国农业的基本格局。同时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术及生产率均有了显著的提高，突出地体现在人口数量的成倍增加。在英国议会圈地期间，英国的人口由“1751年的580万迅速增长到1801年的870万，到1831年时已增长到1330万——总人口几乎增长了130%。而与此同时，非农业人口也同时增长，这些都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的市场化率来解决这些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也依靠进口一部分粮食)。在需求增长的拉动下，从1750年到1850年，英国农产品的产量也几乎翻了一番。”[1]

[1]G.E.Mingay.ParliamentaryEnclosureinEngland:AnIntroductiontoitsCauses,IncidenceandImpact1750-1850[M]. New York: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7：88，94，144.

[2]Mark 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67，161，163.

[3]Michael Turner.EnglishParliamentaryenclosure——ItshistoricalGeographyandEconomicHistory[M]. Kent: Wm Dawson & Sons Ltd,Cannon House Folkestone, England,1980：75，136，76

[4]Michael Turner.English Open Fields and Enclosures: Retardation 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J].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 1986,46(3)：674，677，678-679，680-681.

[5]王觉非.近代英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6.

[6]王乃耀.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6.

[7]D.B.Horn, Mary Ransome.English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Ⅶ 1714-1783[M]. London: Routledge, 1957：428.

[8]Gilbert Slate.TheEnglishPeasantryandtheEnclosureofCommonFields[M]. New York: Aug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68：108-109，110.

[9]肯尼思·O.摩根主编.王觉非译.牛津英国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02.

[10][英]考特著.方廷钰等译.简明英国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4，23.

[11]R.Floud.EssaysinQuantitativeEconomicHistory[C].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4：121.

[12]A.Aspinall, E.AnthonySmith.English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Ⅷ 1783-1832[M]. London: Routledge, 1959：469.

(编辑：佘小宁)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tain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land use

Shi Qiang

(SchoolofHistoryandGeography,LongdongUniversity,Qingyang745000,China)

The British enclosure movement which lasted several centuries collapsed the feudalism open-field system prevailing from the middle age, changed the feudal land ownership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ed the moder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land ownership system. The enclosure movement had the grea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but also on the agricultur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size of the farm. More importantly, it changed the land use patterns, such as the reasonable use of land according to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production. The enclosure movement made the Britis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tisfy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grain and the demands of modern period whose feature is marke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ritain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Britain; Enclosure movement; Land use；Agriculture revolution

1671-816X(2016)09-0665-06

2016-05-21

石强(1970-)，男(汉)，甘肃宁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国史方面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XSS002)

K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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