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珉

(南京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农民政治意识文明考察

——基于江苏20个行政村的调查

杨珉

(南京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需要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政治意识与之相适应，文章以江苏省20个村庄1001个案调查为例，从政治信任，政治认知、政治参与意识三个层面考察农民政治意识文明状况，观察其中显示出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农民；政治意识；农村政治

政治意识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应，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动机和政治价值观的复合形式，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驱动和指导政治行为，促进或制约政治发展，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1]

目前涉及到农民政治意识及其相关方面研究的，可以分为政治文化、政治认知、政治参与意识等三个方面。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学者对农村宗族问题[2]、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文化心理障碍[3]、村民自治与农村政治文化的关系[4]、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文化与观念[5]等课题展开了颇有建树的讨论与研究；在政治认知研究中，其中较具规模与特色的研究主题，是有关政治信任、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研究。关于政治信任，肖唐镖、王欣等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模式与结构特点[6]、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7]、对政治信任后果[8]等进行了探讨。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态度方面，肖唐镖、余乱波[9]的《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张光等[10]的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郭正林[11]的《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定量研究》等文章是这方面的力作；关于政治参与意识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陈晓莉的《政治文明视域中农民政治参与》，论文有郭正林[12]的《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万斌、章秀英[13]的《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路径》，刘传华[14]的《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民政治参与的关联分析》等，上述研究对农民政治参与意识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讨论。

为把握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意识状况，笔者在江苏省全省范围中组织了相关调查，文章选定了政治信任、政治认知、政治参与意识等三个层面内容，了解江苏农民政治意识概况，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状况，观察其中显示出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一、农民政治信任现状及解释

政治信任在微观上主要指公民对政治体系相信和托付的心理，在宏观上表现为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合作及趋近的关系。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历来是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治体系获取其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基础。[15]

在村庄政治的视角下，我們測量的政治信任的客体主要是针对各级政府组织以及村庄自治组织。我们选取了5 种置信对象进行测量，分别是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镇政府以及村组织，对每一类置信对象，请调查者谈论他们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分为5个等级，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16]在影响因变量政治信任的自变量的选择上，考虑了制度因素。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取决于政府能否为公众提供好的服务的能力，因此，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它是政治信任的前提。[17]问卷选择了两个问题作为制度因素的自变量：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您所在的乡镇目前整体经济形势如何”，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如何”，由此来测量政治信任与政府绩效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调查显示，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较高，如果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合计为基本信任，选择对中央政府基本信任的人数百分比为93.9%；其次为省政府、人数百分比为89.8%；接着依次为县市政府、村组织、镇政府，人数百分比分别为86.8%、84.0%、82.9%，上述数据说明，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总体上处于较高的水平。

之所以中央政府所获得的信任度最高，原因之一是农民将中央政府视为比较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中央政府具有权威，更可信的形象。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对农民减负，并实施了一系列助农政策，获得了农民高度信任。

与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相比，农民对于县、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信任度则有所下降， “不信任和非常不信任”的人数都有所明显上升，其中苏北的上升程度最明显。这表明，农民对地方政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导致对其政治信任度降低。

在中国基层政治的运转中，一些地区官民矛盾比较突出。[18]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当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日趋减少，当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惠民政策日益赢得民心，而基层政府却还得为繁琐的事务不停“骚扰”村民生活时，必然会引起基层官民矛盾。在苏北某乡镇访谈中，乡镇干部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怨言甚多，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与省政府没有体会到他们基层工作者的难度，所有讨老百姓欢心的事情都让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做了，而同时给基层政府下达的任务并没有减少。例如农村“一事一议”制度，上级政府往往给村民筹集资金的相应配套，而乡镇和村级组织往往没有资金配套，由此还要向村民征收“一事一议”筹集款，这给村民的印象就是基层政府什么事都不做，只会要钱；而上级政府就是好，给他们钱。

因此，村组织所获得的信任度排在倒数第二位，而镇政府排在最末一位，这两者是离农民最近的基层组织，如果农民认为其不作为，或者不能很好地执行中央政策，就会降低对其信任水平。

关于各级政府信任度与制度变量关系分析如下：

1.关于中央政府信任度与制度变量关系。在回答“您觉得您所在的乡镇经济形势怎样”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有91.6%对中央政府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有78.4%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有85.0%选择信任，总体上看，乡镇经济形势这个变量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在回答“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如何”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有93.5%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有78.8%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有89.7%选择信任，总体上看，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这个变量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可能和农民认为中央政府和上述问题关联度不高有关。

2.关于省政府信任度与制度变量关系。在回答“您觉得您所在的乡镇经济形势怎样”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有89.6%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中有72.7%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有65.0%选择信任，这表明，农民对省政府的信任与其对乡镇经济形势的看法有一定关联。在回答“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如何”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92.7%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中有73.8%选择信任，回答“不好”人群中有70.6%选择信任，由此可见，农民对省政府的信任与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有一定相关。

3.对县市政府的信任与制度变量关系。在回答“您觉得您所在的乡镇经济形势怎样”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83.6%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中有54.9%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有26.3%选择信任，这表明，农民对县市政府的信任与其对乡镇经济形势的看法有较大相关。在回答“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如何”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87.8%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有57.7%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有48.4%选择信任。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对县市政府的信任与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也有较大相关。

4.对镇政府的信任与制度变量关系。在回答“您觉得您所在的乡镇经济形势怎样”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79.8%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中有42.4%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只有5.0%选择信任，这表明，农民对镇政府的信任与乡镇经济形势这个变量有显著相关。在回答“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如何”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85.2%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中有46.1%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有33.3%选择信任，由此可见，农民对镇政府的信任与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这个变量有显著相关。

5.对村组织的信任与制度变量关系。在回答“您觉得您所在的乡镇经济形势怎样”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84.2%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中有46.2%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中有22.7%选择信任，这说明农民对村组织信任与乡镇经济形势这个变量有一定相关。在回答“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如何”的问题中，回答“好”的人群中有90.8%选择信任，回答“一般”的人群有48.8%选择信任，回答“不好”的人群有34.3%选择信任，由此可见，农民对村组织的信任与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情况这个变量有一定相关。

二、政治认知状况及分析

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政治客体，即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和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19]，个体的政治认知水平越高，个体的政治参与能力也越高，相应地会在政治上投入较多。

通过调查发现，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实践教育，农民的法治观念、人权观念、主人翁意识等已经具备，对于法理型的民主政治意识也已经基本具备。例如：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选举权的实现不仅需要一整套完善的选举制度，而且还需要公民具有基本的选举权利意识，选举权利意识体现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

调查设计了“你认为村干部应该选举还是上级任命”的问题来考察村民的民主选举意识，有73.2%的人回答“应该选举”，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具有良好的民主选举意识，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调查数据还显示，65岁以上人群有90.7%“赞同选举”，这个人群百分比最高，依次是46～65岁人群，有75.7%“赞同选举”，18～45岁人群，有74.2%“赞同选举”。之所以65岁以上人群“赞同选举”的百分比最高，这可能和他们生活中心主要在村庄，对村庄管理比较关注有关。

民主选举意识与教育程度也有一定关联，回答“应该选举”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百分比为69.2%，初中至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人群百分比为75.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百分比为83.3%，这说明，文化程度越高，民主选举意识越强。

不过，调查也发现，农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距。

农民对相关法规知识的认知较为缺乏，如对“您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的调查显示，回答“十分了解”的人数仅占总数的10.8%，回答“了解大部分”占总数的20.5%，其它为 “了解一点”或者 “完全不了解”，这说明，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本不了解或不甚了解，对相关法规知识的认知水平有待提高。

在农村，依赖政府、相信家族力量的传统思想仍然占据一定市场，部分村民依赖权威的倾向比较浓厚。例如在回答“如果您需要帮助，您首先想到的办法是”,有33.9%人选择依靠自己；有57.8%人选择向政府与村委会等村庄正式权威或者向亲戚、长辈家族网络等村庄非正式权威求助，其中选择等待政府公平解决的人数百分比仅为16.9%，选择希望村委会帮助自己的人数百分比为26.9%，选择家族为主要求助对象的人数百分比为14.0%的，而只有6.6%的人选择有同样需求的人联合起来解决问题。这些数据表明，改革扩展了农民的角色与功能，一部分农民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开始学会自主生存，生产的自主性，国家对农民的政治控制减弱，促使农民自主意识开始增强。但是在农民群体中，依然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希望依赖权威来帮助解决问题，权威依赖性较强，村民联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不强，合作意识较弱。

威权主义价值观依然影响着村民的政治情感、态度与认知以及政治参与行为，近半数的村民普遍推崇能人治村。例如在关于问题“您是否同意如果村干部的道德品质好、有才能，我们就可以让他来决定所有的事”的调查中，回答“是”的人数的百分比为43.9%，这说明，农民尊崇精英管理的人数占有一定的比例。

年龄越大，尊崇权威的倾向越明显，表示同意村干部来决定所有的事的18～45 岁人群占41.0%，46～65 岁人群占49.5%，65 岁以上人群占54.8%，按年龄递增人数逐渐增加。

尊崇精英与文化程度也有一定关联，表示同意的小学及以下人群占50.4%，初中至高中、中专占46.7%，大专及以上占31.7%，由此看出，文化程度越低，尊崇精英管理的倾向越明显。

依赖权威、推崇精英治理的心理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在家族中是父权至上，在国家中是君权至上，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取向，具体表现为缺乏政治独立意识，希望由别人来代表自己，期待开明君主、清官廉吏的降临，这种依附性政治心理，对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农村发展典型村，它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基本上也都是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力量，依靠能人政治。地方社会的良性运作，往往都同彼时当地领导者个人的权威密不可分。在调研的诸多明星村中，如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泰兴县黄桥镇祁巷村、邳州市陈楼镇院许村、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等等，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带头人”拥有高度的权威，村民对“带头人”高度信赖。但是，这种主要依靠最高领导者能力及个人觉悟的推进，村庄发展是不稳定的，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权力的加强而不断弱化，或者随着人事的更替而被摈弃。这些使我们对农村基层政权和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以及乡村民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能人政治是不是具有深厚土壤的、唯一有效的模式？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建立怎样的制度？这种制度如何规范或协调个人权威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

三、政治参与意识及解析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20]，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认为：“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符其实的民主。”[21]在中国农村，农民政治参与是实现农村善治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只有通过农民参与，农村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吉登斯坦言:“仅仅依靠白上而下的方式并不能建立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还需要白下而上的公民文化的回应。”[22]可以说，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农村的民主，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民主，发展人民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政治关注是指公民对政治关注的程度，也称作政治兴趣，是政治参与的基础，通过对江苏农村村民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比较关心时事，有73.6%人经常收看或收听新闻节目，这说明农民对政治有一定的关注度。

调查数据还显示，65 岁以上人群平时收看或收听新闻节目频率最高，依次是46～65 岁人群，18～45 岁人群，这可能与65 岁以上人群闲暇时间较多有关。

对时事的关注与所教育的水平有一定关联，文化程度越高，收看或收听新闻节目频率最高，在更高的受教育的级别上，注意政治的比例较高。

农民虽然对政治有一定的关注度，但是公开谈论的频数却不高。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6.1%的人经常谈论政治、时事”，其他人很少谈论，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在政治传播中，自我限制的比例数很高。

农民对大众传播媒介所转达的公共事务报道，其注意频率很高，但谈论政治的频率要低，这说明，与他人谈论政治和在大众传播媒介中接触政治是两回事情，谈论政治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积极方式，而和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则相对消极。农民在消极接触方面频数较高，在积极的传播方面，频数似乎是急剧下跌。

上述事实可能与中国农村政治传播不外露看法的政治文化有联系，如果公开谈论政治意味着冒风险，人们是不愿意去谈论政治的。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集权系统之下，政治传播受到严格控制，即使是温和的批评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些历史沉淀的习惯和看法依旧停留在现代社会中，即使现代政治系统中具有自由，农民也依然不习惯于公开与他人谈论政治，长期的政治文化传统积淀，使农民在政治传播中缺乏安全感。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爱谈论政治问题，文化程度从初级到中级到大学级，“经常谈论”的人数比例逐步增加，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为29.50%，初中至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人群为36.80%，大专及以上人群为47.60%，文化程度越高，谈论政治问题的比例就越高。

政治参与意愿是测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最直接的指标，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8.6%的受访者表示在近五年参加竞选村干部或地方人大代表，81.4%的人则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问其关于参加竞选的原因，只有59.4%的参选者表示是自己想参加，在没有参加竞选的受访者中，有38.2%人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参加”，这说明，在政治竞争方面，农民参与意愿总体偏低。

调查还用了“您觉得身边的人参与村民小组讨论或其他会议的积极性高吗”这个问题来衡量政治参与意愿，回答“非常高”的人数百分比为15.6%，“比较高” 的人数百分比为42.4%，其他人则表示了比较低的参与意愿。

在进一步分析为何积极性高时， 63.7%的人认为原因最有可能是认同“村中事村民管，村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开会讨论”，20%的人觉得积极性高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参与会议和讨论，10.4%则认为因为是领导分配的任务必须参加，2.6%认为是别人怂恿参加，3.4%回答不知道。

在积极性为何不高的原因方面，37.4%的受访者认为是因“都是领导说了算，参加会议不重要”，33.7%的人认为“村民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讨论什么”， 12.8%的人认为这类活动“影响村民工作，耽误挣钱”， 8.4%的人则认为村民没有能力来参与讨论或开会，7.7%则不置可否。

从上述数据得知，农村政治参与意愿强或比较强的人数百分比为58.0%，但联系政治参与动机的数据分析，这个人数比例要略低些，约有42.0%的人数是真正属于政治参与意愿强的，余下基本可归为政治参与意识弱类，这部分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动力，在享有依法进行政治参与的权利时，主观上不愿意或消极参与，在行为上采取被动应付、不认真行使自己政治民主权利，这说明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调查组在访谈中也发现，有相当多的村民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对参加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投票、参与村中事务管理等活动，这些村民表现消极、被动，甚至抵触，特别是农村社区中的流动人口由于与社区利益关联度小，参与积极性更低。而较之于男性，女性的表现则更不乐观。

关于政治参与动机，在回答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原因时，有80.9%的村民认为是为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有22.6%村民表示是为响应领导号召，还有4.0%村民选择人情关系，2.0%村民选择获得误工补贴。被问及参加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原因时，有38.0%村民选择“为了解本村的各种情况”， 有33.2%村民选择“为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21.3%村民选择“参与本村集体事务”，还有7.4%村民则随大流。

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在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时，有多种选择和考虑。其中，对政治权利的追求是推动其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力；利益动机是村民政治参与的直接诱因，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他们关注村庄事务，了解政策方针，参与村庄管理，进行政治参与。

四、结论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赋予了农民自治的民主权利，这种直接广泛的民主实践，塑造着当代农民的政治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形成了对各级政府的较高政治信任度，尤其对中央政府，农民对其信任度非常高，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民对地方政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导致对其政治信任度降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镇一级应该加强政府绩效的提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农村居民满意度，村组织应该加强政务公开，注意提升农民政治参与。

农民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民主意识，掌握了进行政治活动的基本知识，大多数具有良好的民主选举权利意识，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的遗留，自治和合作意识不强，在此次调查中，仍然可以发现，当前农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文明的要求有一定差距，部分农民较普遍地存在依附观念、缺乏合作意识，缺乏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威权主义价值观依然影响着村民的政治情感、态度，这一因素已成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阻碍。

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为明晰，对政治有一定的关注度，大多数农民比较关心时事，但是农民经常谈论政治、时事的比例不高，这说明农民对政治的关注度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在实践层面上则表现出比较消极的态度。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愿，但也有部分农民参与积极性低。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日益多元化，其中权利和利益追求是主要动机。

总之，农民政治意识水平在村庄民主实践中有一定提升，但与当代民主政治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就当前农村实际情况而言，较为可行的途径就是加强村民自治实践，使农民普遍接受进一步的民主训练，在这一实践中，农民通过自身行为逐渐养成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摆脱臣民意识、依附观念。具体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培育农民现代政治意识：

(1)民主意识培育

民主意识是基于民主价值基础之上的情感立场或心理倾向，要使农民群体产生对于政治民主的正向情感，需要创设富于民主意义的情境，要在村庄治理的场域里，基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确认，真正实施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使农民在尝试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过程中，在受惠的结果中，不断积累情感上的体验与收获，产生观念、情感上的变化，逐步培植出发自内心的“情感民主”，形成政治民主意识。

(2)参与意识培育

一直以来，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动员性的的参与，即农民只是执行中央政策、响应党的号召的工具，而没有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必须真正实现村庄事务的自治作用，使所有的村民真正参与其中；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引导农民从社区性的事务到国家性的事务的转换。目前农民所能参与的政治内容的范围既不触及最低级的乡镇国家权力，也与国家政策与政府管理无涉，农民基本上无法参与国家权力的运作，被排除在整个国家事务管理的进程之外。因此，应当把自治扩大到县镇一级，并且切实保障其自治权利，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3) 法治意识培育

农民还必须有法治意识，即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决定，要围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热点难点进行政策法律法律宣传，通过区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法律信息，从法律角度答疑解惑，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视频与基层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从中提升农民法律认知。同时要进一步转变基层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和民主管理，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创建法治和谐社会。

总之， 要培育农民群体对于政治文明的主动的、成熟的适应性，必须从农民群体的观念、情感、态度等方面入手，在利益关系的作用下，建立起政治民主与农民群体的政治态度共同生成的发展机制。必须加强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培育农民现代民主意识，形成公民政治文化，提高其民主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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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武云侠)

Investigation on farmer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wenty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Yang Min

(CollegeofPoliticalScience,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needs a democratic and progressive political awareness to fit in with it. Taking 1001 cases of 20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for exampl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ndition of farmer'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civilization a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the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observing the adaptability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ivilization.

Peasantry；Political consciousness；Rural politics

1671-816X(2016)09-0616-07

2016-05-24

杨珉(1966-),女(汉)，江苏淮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政治方面的研究。

F249.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