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耀文



四部经部子目特征初探

□ 赵耀文

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观点，成为目录之学的指导理论。四部分类法形成之后，官私书籍分类中应用较为广泛，后世亦多有沿袭，变化不大。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涉及，但多集中讨论四部分类法的源流、形成以及四部之间的关系等，据不完全统计，此类文章达20余篇。四部各部分的讨论相当有限，四部之中的经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类目出现了分合，学界对其讨论则略显薄弱。现以经部为中心，对经部子目的特征略作分析。

一、《易》《书》《诗》《礼》《乐》的独尊

翻阅中国古籍目录的编排，不难发现，经部目录始终居于四部分类法之首，且前五类基本保持不变，这一现象在官私目录中不曾改变。《六艺略》为《经部》之后，此部居于独尊地位，而《经部》这一大类下，“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五类始终固定在前，而“易类”又统率全经。这种按经籍出现的时间先后排序，既体现了对古文经学家的尊崇，也折射出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稳固以及官方对儒家经典的尊崇。

《易》是占卜迷信用书，似应归入《数术略》中，但却入《六艺略》，即后来的经部。《易》居首的地位应该是《七略》通过《汉书·艺文志》确定下来的，此后的《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前有“总类”统率众经，但“易类”在经部居首）、《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除王俭《七志》外），几乎所有的官修、私修目录，无不为“经”专列一类而又以《易》为群经之首。

可见，《经部》并不是因书籍内容而定的学术分类，而是依据王朝思想统治需要而定的政治分类。经部居首的结果，无疑是儒家传统与社会结合，儒家伦理道德束缚下的士大夫和历朝历代的学者为统治阶级所收纳，为其缔造和平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

二、经的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在经学大盛的汉代，便已经有今古文经之争，因此经的范围不断扩大是很显然的。汉代之后，士大夫对经的理解出现了分化，宋代尤其显著，即便是对同一部经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学术潮流不再集中于传统的“皓首穷经”，而是走向了“解经”，不拘泥于一句一字的含义，这种转变，使得十三经内部又出现一个“四书”经典化的过程。汉唐社会以五经为主要流行文本，士大夫无不奉为圭臬，宋元明清则出现了以四书为主的情况。《明史》中明确确立四书的类目，《四库全书总目》沿例设《四书》类。

儒家经典原有六部，经秦焚书之后，《乐》亡。西汉时仅剩五部，即《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五经”之外，还有解释“五经” 的书，这些书称为“传”或“记”，地位低于“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本来属“传”、“记”及其他儒家典籍也升入了“经”的行列。东汉时，“五经”之外增加了《论语》和《孝经》，合称“七经”。唐代，先以《易》、《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 九经”；唐文宗时又增《论语》、《孝经》和《尔雅》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又增入《孟子》，成为“十三经”。从“五经”、“七经”到“九经”、“十三经”的变化，明确表明经部内容的扩展。

三、“谶纬类”的昙花一现及《五经总义》类和《四书》类的出现

从古代官私目录来看，“谶纬类”是变化较大的一个类别。《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均列此类，其他书目均不列，可见其变化之大。汉代“谶纬类”被视为经典，地位甚高。正所谓“谶纬附经”，由于君主的提倡，经学大盛，谶纬神学，用来预占吉凶、配合经书，在汉代学术空间里逐渐壮大。

钟肇鹏先生指出：“汉代的谶纬是儒学宗教神学化的产物，在汉代的著述中所谓的‘经谶’、‘图谶’实际上都包括纬书，而‘谶’‘纬’也往往互称，并无区别”。又认为“纬书是西汉末年的产物，纬以配经，故纬书中的经说都采今文经说。如《易纬》推演孟京易说，《诗纬》为齐诗说，《春秋纬》为公羊家说，这是最明显的”（《谶纬论略》）。

“谶纬类”以及纬书在一定的时候可以大盛，这与社会风气以及学术氛围是紧密相关的，对统治者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容易被用心不良的人利用，来制造混乱，煽动群众。因而，其本身的缺陷，即在内容上的虚假性，政治上的煽动性，使得其最终灭亡，从刘宋至隋代，谶纬之书遭到严厉禁绝。唐时已知谶纬虚妄，煽动人心，然因部分书目为民间占卜所必需，故而《隋志》单独列为一类。

《明史·艺文志》始设《四书》类，《四库全书》因之，并曾设《五经总义》类。《四书》类的出现，主要是宋以来，孟子的地位不断提高，位列“亚圣”，故而把《孟子》一书单列出来，以示尊崇，这当然是政治因素占据主要地位的缘故。而《五经总义》类的出现，可以看成是综合，同时也可以视为对众经的总汇。学者指出：

“五经总义”是一条界线，这条界线不是逻辑的界线，也不完全是崇儒尊孔的理学界线，而主要是时间的界线……可以认为：“五经总义”以前的类目是被认为是孔子生前的春秋以前已有的、“古来有是名”的古籍（以及后人诠解这些古籍的书），“五经总义”之后的类目则是后出的“经”……可以认为：《四库全书》的“经部” 是以尊孔崇儒为正统思想的封建王朝定为经典的先秦的特别是孔子编定的古籍， 以及后世诠解注疏这些古籍的书。“ 经部” 主要是政治分类， 但也有时代分类的因素。（楚庄：《经·史·子·集——我国的古籍及其分类》《天津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五经总义》类与《四书》类的出现，表明经的范围有所扩大，同时经部子类也发生了部分的调整，这是经部内部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金石类”从经部“小学类”剔除，入史部“目录类”

姚名达指出：“《隋志》收汉魏石经拓文于小学类，至《直斋书录解题》始收金石书入书目类”（《中国目录学史》）。《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经籍志》，《宋史》小学、目录混收，如《金石录》既收在小学类，又收在目录类。

金石类书籍由小学类入史部目录类，与宋代兴起的金石学有关。钟鼎、石刻最初应当是作为艺术品为世人所赏玩，同时兼具书法研究、文字研究的功用。因此，《隋书》与两《唐书》归入小学类。研究金石文献，宋之前只有零星记载，宋人则对金石文献专门研究，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完成及郑樵《通志》设立《金石略》为标志，形成了金石学。

宋人深刻认识到金石文献对于考订经史讹误的作用，并进行了考订的实践。欧阳修谈到作《集古录》的缘由时说：“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序》）。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也指出：“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又“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尔。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宋本金石录》）。郑樵述其作《金石略》之由：“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通志总序》）。

综上所述，四部分类发展源远流长，《中经新簿》始见其端倪，《隋书·经籍志》始定一尊，后世多所沿袭，《四库全书》吸收改进，终将其发扬光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因时制宜，增设《丛部》，分类体系愈加完善。同时，四部之经部的变化也明显呈现出诸多特征，如：经部的范围不断扩大；易、书、诗、礼、乐的独尊；“谶纬类”的昙花一现及《五经总义》类和《四书》类的出现；“金石类”从经部“小学类”入史部“目录类”等。从《经部》子目的发展演变与特征，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尊经”思想与社会现实对古籍分类的影响。

（作者：上海市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