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应 桃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盐业生产活动与地名形成研究
——以历史时期淮南盐区为例

徐 应 桃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作为语言的载体，地名反映着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淮南盐区作为古代重要的盐产地，其地名形成与盐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汉唐时期，地方设监置场，管理盐业生产。元代，设运盐司，场则专指食盐生产地域。明中后期，新增区域的命名亦伴随着盐业生产活动的进行而产生，并呈现多样化特征。反观历史时期淮南盐区盐业的发展，揭示淮南盐区地名形成的规律，为淮南盐区生产方式对区域命名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盐业；地名；盐业生产；淮南盐区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405.1125.02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5 11:25

所谓“地名”，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性实体的专有名称，这个名称所表达的含义即是其命名的缘由或依据。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名从早期的口头传诵演变为文字记载，并且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地名是人类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相互间交往的产物，与不同时代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语言的载体，它又反映着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在地名学领域，学者华林甫对中国地名的源流、地名考证及地名学理论作了详细探讨。而将盐业文化与地名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主要涉及两淮、两浙、河北、四川和内蒙等盐产地。论及两淮盐区的作者主要为盐城和南通的地方学者，他们通过对盐业生产和地名的研究展现区域内地域命名的特征，但对地名缘由及变迁探讨不够深入，并且研究范围多局限于淮南盐区的小部分区域。淮南盐区作为两淮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辖通州和泰州两司，共20场，皆在今江苏南通与盐城沿海一带。南接长江，北至今盐城阜宁境，东到大海，西抵范公堤一带(旧204国道)。该文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试就历史时期淮南盐区的盐业生产活动对地名形成的影响展开探讨。

一、汉代至元代淮南盐区的盐业生产活动与地名特征

有关淮南盐区的盐业生产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史记》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1]706自西汉以降，淮南盐区包括整个东南沿海的盐业生产虽有发展，但速度缓慢，史籍记载亦少。或以为“沿汉至隋，盖以彼时盐务、朝议详西北而略东南”[2]58，实为当时盐产主要来于池盐，而非海盐。

整个东南沿海的盐业生产在唐中后期迅速发展，这是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南移和榷盐制度建立综合效用的结果[3]133。人口的增加为盐业生产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第五琦和刘晏的盐业改革也促进了海盐区盐业生产的兴旺，尤其是淮南盐区的发展和大规模的生产使其相应的机构也逐步完善。《新唐书·食货志》载：“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宴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监的设置，可追溯到第五琦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并立监院官吏管理食盐买卖。后来经过刘晏的完善，逐步形成了4场、10监和13院，主要监管生产、负责集聚以及运销食盐。当时，在淮南盐区，主要存在海陵监、盐城监以及扬州院、如皋院和白沙院等巡院。宋时亦在此设置了3大盐监：通州利丰监、楚州盐城监和泰州海陵监。这些监的设置多以前朝的旧监为基础，在行政上隶于州郡，一度与县邑不相上下，或者由县邑改置而来[4]178。这些盐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地方名称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盐城监(盐渎)

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设盐渎县，属临淮郡，《汉书·地理志》中载：“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县二十九……盐渎，有铁官。”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易名盐城。唐李吉甫《元和志》载：“盐城，本汉盐渎县，州长百六十里，在海中。”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载：“盐城监，古之盐亭也，历代海岸煎盐之所，原管九场。以为盐城，周显德三年，平江淮之后，因之不改焉。盐场九所，在县南北五十里至三十里，俱临海岸。五祐、紫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四海。”唐时置监，宋因之。此后，名称基本没有变动。这是淮南盐区最早以盐命名的城市，自西汉始即为盐渎，时至今日，仍名盐城。

(二)海陵监(海陵仓)

《汉书》记载：“吴有海陵之仓，仓为吴王刘濞所建。”吴王刘濞所建太仓为存粮之所，而非存盐之所，地址在现泰州境内。而后来文献中的“海陵仓”所包含的意义多数为盐业的监管和存储机构。唐时“十监”中即有海陵监，宋时亦置，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载：“海陵监本泰州盐场。宋置监于此，亦曰西溪盐仓。在今泰州东北百里。”同时亦说：“海陵监，州东北百二十里，宋为西溪盐仓，州产盐，因置于此，已司其利。”由此不难看出，“仓”和“监”都具备着监管的作用，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存粮或者存盐之所。但两者具体行政划分的高低，从“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盐城监废为仓”[5]612可以看出，“仓”应低于“监”。

(三)利丰监

利丰监时隶属通州。宋代改崇州为通州，隶属于淮南东路，置两县，为静海与海门。同时置利丰监。管金沙、西亭、马塘、石港、丰利、利和、余庆和吕四等8场。得名于“劝盐利丰厚”之意，亦书“丰利”。

(四)仓

“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盐。”[6]383仓在监下，早期的仓主要是贮存功能，后期随着监的撤销，仓便成为监仓。其原有的收买职能逐步转由监仓办理，而敦促盐业生产的职能则转至盐场。淮南盐区早期以仓为名的有：西溪仓、如皋仓、广盈仓和盐城仓(后废监为仓)等，时至今日，盐城地区还有地名为“便仓”。

(五)场

早期为煎盐之所，用来命名产盐地域。唐乾元元年(公元756年)，第五琦进行盐法改革，设监制院。时海陵监下辖金沙、掘港、如皋、丰利、虎墩、小淘、东台及竹溪诸盐场。盐城监下辖五祐、紫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和四海诸盐场。至宋时，海陵监分出利丰监，两监共辖19个盐场。

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场的含义和职能亦随之变化。宋代分为负责煎盐的催煎场(因“见管亭户”而产生催煎制度，故而称为催煎场)、专事收购的买纳场和负责管理商人筹资购买淮商盐钞的务场。其中，与地名密切相关的是催煎场。《宋会要·食货志》载：“淮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监司言，近兴置泰州海安镇管下地名古窑盐场欲乞以泰州古窑催煎场为名；西溪镇管下地名小淘盐场欲乞以泰州小淘催煎场为名从之；泰州如皋县马塘创建盐场以泰州马塘催煎场为名从之。”可见，文中所言乞求改名的区域，即为传统意义上的煎盐之地——场，只不过随着职能的细化更名为催煎场。而买纳场多处在城镇和聚落相对集中的地方，距离催煎场相对较远，多数由盐监转化或分化而来。淮南盐区主要的买纳场有通州的“在城买纳场”和“海门买纳场”；楚州的“盐城买纳场”；泰州的“如皋买纳场”、“西溪买纳场”和“海安买纳场”。

表1　唐宋时期盐业生产地名关系隶属表

从唐至德年间始，随着第五琦及之后刘晏的盐业改革，淮南盐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地区内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完善，沿海滩地逐步开发。至建中年间，经刘晏完善，设4场、10监和13院。最初的场负责转运、贮存及粜卖等任务，至后期亦具备部分巡院的职能，不主生产。后期，场的含义专指盐的生产地域，沿海一带产盐之地皆命名为场。至宋时，淮南盐业经济更加发达。盐业的繁荣使行政区划更趋细化，譬如由海陵监析出利丰监，辖金沙、西亭、马塘、石港、丰利、利和、余庆和吕四诸场。以场命名的地域增加。

(六)堤堰

淮南盐区处于滩涂坦荡之地，整体海拔低，没有屏障，经常受到海潮的侵害，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生产。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淮南节度使李承筑海塘，堤内民众生产得以保障，谷物常有丰年，故而得名常丰堰。至宋时，海堰因日久陈旧，难以阻潮，终渐坍塌。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监西溪仓，力主重修建海堰，百姓因范仲淹之故，取名范公堤。常丰堰和范公堤是早期淮南盐区重要的捍海工程，保证了淮南盐区的盐业生产和民众生活。除此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宋庆历年间的狄堤、至和年间的沈公堤、乾道年间的皇岸以及淳熙年间的桑子河堰[7]。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即元军攻陷扬州的第二年，元廷于扬州设立两淮都转运使司(两淮盐运司)，全面接受淮南盐区诸场的生产和盐的流通。盐场亦增设，整个淮南盐区辖25盐场，包括：吕四、余东、余中、余西、西亭、金沙、石港、掘港、丰利、马塘、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及庙湾诸场。

二、明清时期淮南盐区的盐业生产活动与地名特征

明清时期，两淮盐区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两淮税课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损益赢虚，动关国计。而两淮之中，尤以淮南为重。由此，对于淮南地区的盐业生产、管理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置更加趋于完善。明清时期淮南盐区的盐场以及与盐业活动相关的地名分布较之前代有着明显变动。一是从空间分布上逐步向东推进。这种特征在黄河夺淮入海之后就逐步呈现，但不明显，直至明中后期才开始快速向东推移。二是与盐相关地名明显增加。

黄河南徙后，海岸线逐渐向海伸展，和黄河口延伸的情况一样，在宋、元直到明初的500多年间，海岸外伸并不迅速。据1936年版《盐城县志》载：“唐宋之世，范堤本为海岸，至明宣宗时逾堤而东已30里，明末更50里，迄清中叶遂在百里外，乾隆初去治百四十里。”[8]主要缘由为明中后期实行筑堤“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使黄河带来了大量的泥沙，于沿海集中堆积成陆，海岸东迁速度明显加快。自黄河夺淮入海之后，“海涂日扩，海岸线不断的东移，就其外推速度，明中期以前河口的延伸速率为54 m/n，其后至黄河北归前，河口延伸加快，为215 m/n；滨海平原的平均造陆速度也相应地有2.7平方公里/年增加到10平方公里/年”[9]。范公堤以东，海滩不断淤高伸长，港汊淤塞，渔事东迁，近海区域就成为了筑亭煎盐的良好场地。盐场的分布也逐步向东推移。

随着场地的东迁，相关的盐业生产人员、设施和机构亦随之东移，包括：煎盐的灶丁、制盐的盤鐅、盐业机构和盐业官员等。新形成的地域伴随着民众的迁徙和盐业生产活动的进行，多数被赋予了与盐业相关的地名。

(一)由盐业生产建制单位演变而来的地名

1.场。场是盐业生产和管理体系中的建制单位。淮南盐区，包括国内其他的古代海盐生产区域中都存在以场命名的地域，即为盐场。“两淮盐场自宋元以来，迭有增减，清末存二十三场，淮北三场，淮南二十场……民国元年合并十五场，近以淮南盐产日微，民国二十年后复将淮南各场并废，现存十场而已。”[10]22清末民初随着盐垦政策的推行，盐场变成新的垦地，含“场”的地名逐渐减少，但现在仍然有以场为名的地域。在研究这些地名的时候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场”的本身含义不是指“盐场”，而是指“农场”。“农场”的出现主要是在废灶垦荒的过程中，譬如“新曹农场”和“小海农场”等等。

2.亭。即为盐亭，亦称亭场，煮海得盐之地即为亭，与“场”的意思相近。比如东台盐场曾名为“东亭”。

3.团。团亦是盐业生产的建制单位，隶属于场。“每盐场有团有灶，每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每团有里有总催，即元百夫长，数亦额定。一团设总催十名，每名有甲首户丁。”[11]548盐区灶户采用“聚团聚煎”的生产形式，“归并灶座建团立盤，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合一团”[12]340。每个团有若干灶户轮流煎办。在地域命名中多数地方便以这种生产建制单位命名，如团北、东团和小海团。

4.舍。包含两种类型：一为生产煎办容纳之所，一为贮存之所。另外，还可以理解为渔民休息之地或灶民聚集居住地。多数隶属于“团”或者“仓”，盐业文献中常作“亭户场舍”中的“舍”应为“灶舍”。元陈椿的《熬波图》载曰：“既立团设灶，自春至冬，照依三则火伏煎烧，晨夕不往，必须于柈上盖造舍屋，以庇风雨……夏月多起东南风，故其屋俱朝东南，风顺可烧火，灶丁则免烟熏火炙之患。”灶民聚集居住区域也可以称为“舍”，作此理解时应为“民舍”。关于含“舍”的地名，淮南盐区目前还存在很多，譬如“花舍”及“杨舍”等。

5.甲。灶下的一种建制单位。明代《盐政志》载：“一团设总催十名，每名有甲首户丁。”明时，灶下分甲，每灶一般为十甲。譬如南通的六甲与一甲等地。

6.丁。丁即为村民煎盐之地。多与姓氏连用，譬如南通“汤家丁”。

7.总。为盐场灶民的聚居单位。为了对散居在海边的灶户实施管理，各场设“总”若干，以次为序。譬如“一总”和“二总”等地。

8.灶。大致分为两类：一为煎盐设施；二为灶民聚居单位。淮南诸场多为“煎盐”，而煎盐的主要设施即为灶。所谓的灶就是由土垡砌成，灶台有圆形和椭圆形，具体灶台的形状根据鐅的多少来决定。灶台周围有火门和出灰门。随着盐业生产的聚集和灶民的增多，聚集区域便以灶命名。譬如头灶、徐灶和六灶等地。

(二)由盐业贮存演变而来的地名

1.厂。一作盐厂，二由于方言谐音，可以同“仓”与“场”的意思来理解。在“不许设厂砌盘煎烧私贩”中“厂”应为盐厂的意思，即为容纳煎盐的场所。与“仓”和“场”的部分功能相似，加之淮南盐区通泰方言的影响，厂、仓及场的音类似，不排除3者之间文字表述的通用。

2.仓。上文中已说明“仓”有监管、收纳和贮存的意思，如海陵仓与西溪仓。明清时期淮南盐业生产活动中，仓多为贮存之地，多数用来存贮盐。这些贮存仓可分为总仓和便仓。总仓即为各灶户送运贮盐的总容纳所。便仓形成稍晚，形成原因多为“各团所办盐额，多寡不同，多者万引，少者不下五七千引”，往来运输到总仓，近者七八十里，远者二百余里，于是“盖仓房或五间或七间，以便收贮，公私皆便，故以便仓名之”[12]340。当然贮存的物品不仅是盐，亦可以是草。古时煮海为盐，以牢盆、盤鐅和锅煮熬海水，需要大量的燃料。虽然随着制盐技术的发展，多数海盐生产区域采用晒盐法制盐，但淮南盐区仍然采用煎盐法，需要蓄草供煎，这些“蓄草”之所亦为“仓”。以仓为名的地域在全国海盐产区很常见，淮南盐区亦非常多，如东台的三仓和南通的黄仓等地。

3.舍。一为生产煎办容纳之所；一为贮存之所。在海盐产区，除了设仓存盐之外，亦作舍存盐，其功能大致相同。

4.垛。一为沿海地区凸起的高地；一为成盐之后入仓堆垛。以“垛”命名的地域在全国来看多出现在江苏北部。江北沿海地区多低洼之地，凸起的高地可命名为垛。此外，为便于农业生产，民众往往挑濬土泥形成垛田，这种垛田景观在江北目前仍然很常见，多集中在范公堤以西地区。范公堤以东多为盐区，历来严禁私垦，故而形成垛田的概率比较小。但堤东地区仍然有大量的以垛命名的地域，包括以垛命名的盐场，比如梁垛盐场和何垛盐场。除了自然形成的“垛”和人工造成的“垛”之外，还有盐成之后形成的“盐垛”。作为盐垛时，“垛”可理解为“仓”。《宋会要·食货》中载：“从下排堆垛，以千字文为号，从上支给，不得点检。违者，杖一百。”文献中对于“堆垛”的程序有严格规定，并指出“违者，杖一百”，可见堆垛入仓十分重要。故而，不能完全排除有关含“垛”地名的形成没有受“盐垛”的影响。此外，有些学者将淮南盐区的“垛”解释为草垛。

(三)由盐业生产时间和工具演变而来的地名

1.盘。煎盐的工具，通“盤”。淮南盐区行煎盐之法，煎具尤为重要。煎盐的器具汉代称之为牢盆，唐宋称为盤铁。在此之后，随着煎盐技术的改进，明清时期，逐渐由“盤铁”变为“盤鐅”，深者为盤，浅者为鐅。盤鐅的多少决定了盐的产量。淮南盐区的兴盛，加之范公堤以东大片煎盐之地的兴起，使以盘命名的地域随之出现。

2.鐅(丿)。煎盐的工具。通“丿”。地域命名可参考“盘”。“鐅”的地名在淮南盐区，多集中在泰州分司，通州分司相对较少。概其缘由，主要是泰州分司盐场产量盛于通州分司，所用盤鐅数目较多，以此命名概率较大。以“鐅”命名的地域，包括潘丿、华丿和曹丿等。

3.角。角是盤的计量单位。每盤中间的铁块称为主铁，旁边的称为月铁，剩余部分称之为群铁。盤铁以角数来计，在淮南盐业生产中，随着盤鐅的大量使用，出现了以角命名的地域。

4.灶。一为煎盐设施，二为灶民聚居单位。参考上文，此处不再赘述。

5.火伏。煎盐生产的时间计量单位。“‘火伏者自子时至亥时谓之一伏火，凡六乾烧盐六盤，盤百斤。’……自雍正五年巡盐葛尔泰之请而法始备，其法于通泰所属各场，按灶地亭鐅之繁简，酌设灶长灶头、巡商巡役……以煎烧一昼夜为一火伏，每一火伏得盐若干为定额，造册立案……”[13]629不难看出，火伏是煎盐的一种时间计量单位，也是防止私盐的一种重要考量手段。在淮南盐区少有用火伏来命名的城镇，但有用此来命名的河流。譬如“火伏沟”。

(四)由盐业生产原料命名的地名

1.荡。即为草荡。光绪《两淮盐法志》卷十五“引荡刈草图说”：“煮海之利，以草为本，灶荡故皆官地。”淮南盐的制成采用的是煎盐法，“而煎盐必资荡草，草多则煎办有具，盐自丰盈”。因此，作为制盐生产原料之一的草荡必须保持一定规模，严禁私人开垦。随着黄河夺淮导致的陆地新增，范公堤外草荡面积也随之增加。这些草荡的形成为淮南灶户制盐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为了保证盐的产量，“堤外之地悉令放荒，仍为草荡，以供煎办，违者按律科罪”[14]230。故而，堤外之地多草荡，地名亦多含“荡”字。譬如天鹅荡、高阳荡和九里荡。后来，随着盐区的衰落和垦地的增加，荡地逐渐减少，含“荡”字的地名也随之减少。

2.总。草荡的划分单位。荡为草源，草为盐母，沿海各场将草荡分割成若干块，给灶民用以煎盐，这种划分区域便称之为“总”。总多靠海，近草荡。如南通“十总”。

(五)由盐业监管机构演变而来的地名

1.壩(坝)。运销过程中的检挚机构。光绪《两淮盐法志》载曰，“旧时淮南引盐，自场达扬设专官于壩，司其掣挚”，“壩场大使先以官称校准，上屯船至泰壩每引连包索卤耗重六百八十八斤”。故这些掣检地即为壩(坝)。譬如泰壩。但以壩(坝)命名的区域并非都与盐业检挚有关。淮南盐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河流众多，为了保证民众的生活、盐业的生产和运销，多修筑壩堤以维水利。

2.所。即批验所。如通州分司盐公所。

3.闸。与坝类似，食盐行销，需过闸检验，验证合格才会过闸放行。淮南盐区水网众多，为保证盐产和防止走私食盐，常在河流交汇处设闸。如南通“港闸”。

(六)由盐业运销演变而来的地名

1.串场河。淮南盐区重要的水系，沟通各盐场，是运销盐重要的水路。

2.运盐河。盐产运销的重要水系，沟通泰、通及扬三地。“(扬州)东北二十里，汉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谿，此即运盐河之始。”“运盐河自江都湾头，东行七十里至斗门入泰州界，又东行一百六十里至海安镇入如皋界，又东南行一百一十里入白蒲入通州界，又东行七十里至新塞入海门界，又东行八十里达吕四场。”[15]696其支派通各个盐场，皆为运盐河。

(七)由保障盐业生产设施命名的地名

1.墩。淮南盐区“墩”的含义主要有3种：潮墩、烟墩和界墩。潮墩即沿海高地(多为人工修筑)，为抵御海潮之用。淮南盐区东临大海，常有海患。沿海一带的民众生产生活皆赖潮墩以自全，堤固则场灶固，堤坏则场灶坏。为保证海西民众的生产生活，历朝每有修堤筑墩。至清嘉庆年间，淮南通泰两司20场所存潮墩数为239座。烟墩为军事场所。明嘉靖年间屡有倭患，俱设军官灶勇分营防守。清朝亦设，沿海各场添设烟墩，每墩置兵2名，以时瞭望海上。至嘉庆年间，烟墩存数为98座。界墩即筑墩为界。为防止民众私垦荡地，政府立墩掘沟以为界。除此之外，界墩还存在于场与场之间，是划分产盐场地的标示。

2.堡。一为军事设施，主要针对明时倭患。二为看堤护墩之地，多集中在范公堤以及潮墩附近，设堡夫以看护修补。堡和墩有着类似的功能，其中一项功能就是为了保障盐业生产，使其不被海患所侵。淮南盐区以堡命名的地域很多，多数集中在通州分司管辖的场域。因为通属各场多与海近，遭遇倭患以及海患较多，故而堡的设置多于泰州分司所辖地域。

3.堰。与垛和堡相近，淮南盐区以堰命名的地域现今仍存很多，比如时堰和草堰等。

三、清末民初淮南盐区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对地名的影响

至清末民初，淮南滨海地区新淤日涨，旧时亭场去海日远，潮汐不至，卤气渐淡，盐产遂绌。灶亭废弃，盐产下降，大片草荡闲置。加之，灶民生活日艰，私垦日众。清廷对于社会基层的控制已大不如从前，基于形势，开始放禁。民国初年，政府特设淮南垦务专局，委派专员专办放垦，淮南盐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垦殖。政府的放垦使淮南盐场灶地收垦成为合法，盐区掀起了兴办盐垦和垦殖公司的热潮。除了规模式的垦殖公司外，还有大量的民垦，即传统的地主庄园或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开垦方式。由此，历史上著名的淮南盐区的土地利用从清代朝廷的“例禁私垦”变为民国政府的“一律放垦”，生产活动从主要的盐业生产转为农业生产。

随着淮南盐区盐业生产的衰退以及废灶兴垦的实行，与盐业相关的地名逐步减少。同时，地名的形成和变更与农业生产活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

淮南盐区自汉开始，至唐中后期迅速发展。地方设监置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监转为仓，场亦分为催煎场、买纳场和务场。到元代，设运盐司负责盐的生产和流通，从此场专指食盐生产地域。明清时期，场或有增减，但管辖面积较之前代不断扩大。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得淮南盐区沿海陆地面积增加，海岸线不断东移，场灶随之东迁，新增区域的命名亦与盐业生产活动联系密切，并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职能细化、运销规范及管理机构的完善而呈现多样化特征。

促使区域内盐业生产活动兴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临近大海，便于制盐；另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干预。朝廷为了维持盐纲，专以盐赋之利，例禁私垦，导致整个淮南盐区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盐业生产，而非农业生产。因此，地名形成深受盐业生产活动的影响，直至盐业生产衰退并被以“废灶兴垦”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所代替。

淮南盐区从盐业生产活动到农业生产活动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历史时期淮南盐区长期的盐业生产活动造就了大量与盐业相关的地名，尽管随着区域内生产活动的转变，与盐业相关的地名逐步减少，但现存相关地名对研究历史时期淮南盐区盐业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土地利用形态，记录了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历史时期区域内生产活动的反映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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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志清)

A Research on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Salt Industry and the Formation of Place Names—Taking Huainan Salt Region in History as an Example

XU Ying-tao

(Research Center of Geo-history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70,China)

Abstract:Place names,as the carriers of language,reflect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a certain area.The formation of place names in Huainan salt region,an important salt producing region in ancient times，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salt industry.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there are regional monitoring fields;in Yuan Dynasty,salt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is established;in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new regions are named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salt industry and the formation of names takes on a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A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industry in Huainan salt region in history reveals the regular pattern of the formation of place names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s some experience for studies on naming places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ve patterns of salt.

Key words:salt industry;place name;productive activity of salt industry;Huainan salt region

收稿日期：2015-12-08

作者简介：徐应桃(1989-)，男，江苏东台人，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所中国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号：K 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2-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