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道　明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蜀王名号考

李道明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典载蜀史语焉不详，唯蜀王名(含国号)勉强能成序列。这些名号隐含不少古蜀史实，向为学界瞩目。从语言学的角度探求其义，则可考证出“蚕丛”即“贵异”，“柏濩”即“白盍(氐)”，“鱼凫”即“鱼巫”，“杜宇”即“籍田”，“鳖灵”即“巴虎”等，藉此可钩蜀史、蜀语之沉。

关键词：蜀王名号；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

左思《蜀都赋》“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句，刘渊林注云：“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拍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地理志》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1]75刘注告诉我们，蜀语在秦前是不同于汉语的“左言”，直到秦灭蜀后才逐渐被汉化。

古蜀语既为“左言”，那么蜀王名号就更应该是“左言”了。正如蒙默所说：“至《本纪》所载之蜀王名称，无疑亦皆蜀之左言，故多不可以汉字之义释之。”[2]从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不难看出，蜀王名号所反映的蜀语情况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我们难解其义的“左言”，也有一目了然的汉语，还有貌似汉语的“左言”以及半蜀半汉的杂语。对于其中的“左言”，我们大概只能从现存相关的少数民族语言中推求其含意了。

一蚕丛

由上引《蜀王本纪》可知，蜀国的第一位国王名叫“蚕丛”。“蚕丛”何义？学界大率有如下异说。1.“蚕事”说。任乃强认为是“聚蚕饲养”[3]50-51；任新建谓“聚人为蚕市”[4]；贾雯鹤谓“蚕宗”[5]。2.“居所巉棱如簇蚕”说[6]59。3.“崇蟾”说[7]。4.“冉駹(古部族名)”说[2，8]。5.“武洛撮(彝族先祖)”说[9]。6.“‘蚕’为汉语，‘丛’为蜀语”说[10]。

今按，“蚕丛”一语应为貌似汉语的蜀语，因按汉字字义以蚕事说之，缺乏考古实物的佐证。学界公认，蚕丛所处的时代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有关这一时期的直涉蚕事的考古材料，我们迄今只能见到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家蚕丝织”绢片[11]、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丝似的半个茧壳”[12]35等寥寥数宗，而巴蜀地区却还没有任何发现。巴蜀考古所见的最早蚕事材料，或许是三星堆铜器纹饰中的蚕纹。巴家云就说：“据参加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的陈显丹同志称，该遗址的铜器纹饰中，有蚕的形象出现。”[13]三星堆青铜立人服饰有“简化的虫纹”[14]315，这个“虫纹”或许就是“蚕虫纹”。确定无疑的巴蜀“蚕形图像”，则是在成都交通巷出土的西周铜戈上发现的[15]。但是，这些蚕纹都只是商周时期的产物，比蚕丛时代晚了数百上千年，它们不能支持“蚕丛”与蚕事有关的说法。至于蜀锦的驰名，则是晚至秦、汉以后的事了。因“蚕事”说缺乏实物佐证，故童恩正认为，蚕丛“和养蚕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6]59。

蚕事说之外的其他说法，或佐证不足，或音理有碍，皆可争鸣。笔者认为，“蚕丛”的意思应该是“高贵奇异”，即“贵异”。

“蜀侯尚丛”既为“蜀侯蚕丛”，则“尚”当通“蚕”。但是，“尚”、“蚕”二字的古音别说相同，就连相近都成问题。“蚕”，从纽侵部；“尚”，禅纽阳部，其声虽为旁纽，其韵却相去甚远。此二字读音既异，为何又能相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蚕”为蜀语音译，“尚”为汉语义译，言者或取蜀音，或取汉义，故形成了异音通用，犹今之“拜拜”与“再见”。由此可见，“蚕”的意思应该就是“尚”，也就是“高贵”。《集韵·漾韵》：“尚，贵也。”[19]598

至于“蚕丛”之“丛”，也应是蜀语的音译，其义为“奇”。《华阳国志·蜀志》：“开明位(立)，号曰丛帝。”[18]185《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20]3945“丛帝”又称“奇帝”，是知“丛”就是“奇”的意思，其为蜀语自明。蜀语“丛”训“奇”，可获得氐羌语的佐证。羌语(羌族无文字)“奇”音[utu][21]313,与蜀语“丛”音近。蜀人多源自氐羌，童恩正就说：“氐和羌原来可能是一种民族，所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往往氐羌并称……在远古时代，有一支这样的氐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了。”[6]56-57然则蜀语“丛”显应是氐羌语“[utu](奇)”的流变，其义为“奇异”。《说文·可部》：“奇，异也。”[22]101

综上所述，“蚕丛”的意思就是“高贵奇异”，亦即“贵异”。“蚕丛”的得名，或许与“其目纵”而异于常人有关。

蚕丛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提及的名号，那就是“青衣神”。《蜀中广记》卷六十《方物记第二》引《寰宇记》：“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23]7所谓“青衣神”，实即“青衣君长”。蒙文通认为：“旧说青衣神即蚕丛……《国语》‘禹致群神于会稽’，神是君长。《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七千’，也是说神即君长。可知青衣神即是青衣君长。”[17]82蚕丛为“青衣神(君长)”之“青衣”，应该是就典载之“青衣氐”即“青氐”而言的。《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鲞《魏略·西戎传》：“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24]858《魏略》之“青氐”是就“服色”而言的，蚕丛源自氐人且被尊为“青衣神(君长)”，其为青氐无疑。

至于《史记》之“白马氐”，则应是《魏略》之“白氐”的异称，也就是文献所载蜀人先祖之一的“柏濩氏”。详见“柏濩”条。

二柏濩

蜀国的第二代国王叫“柏濩”。《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20]3944“柏濩”又作“拍濩”[1]91、“狛護”[16]106、“柏灌”[18]181、“折权”和“柏雍”[20]808。“柏濩”的诸多异文，当如贾雯鹤《柏濩考》所析：“作‘柏濩’和‘柏灌’者是，余者为形近而讹……濩，古音为铎部匣纽，灌，为元部见纽，韵为通转，纽为旁纽，可见‘濩’和‘灌’字之间并非字误，而是音近字通。因此，二字在典籍中多有通作之例，如《山海经·西山经》松果之山所出的‘濩水’，郝懿行疏云：‘《水经注》作灌水’。”[33]

与异文的情况相类，解释“柏濩(灌)”的异说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四种。1.神人说。邓少琴认为是“柏高”[34]213；李盛铨谓“伯鲧”[35]。2.神鸟说。杨正苞等及贾雯鹤认为是“大鹳”[36，33]；刘少匆谓“百灌鸟”[37]94；何崝谓“雕类”[38]。3.“白马氐”说[35]。4.“‘柏’指柏叶或柏树，‘灌’为蜀语‘柏’”说[39]。

上述诸说，或音理有碍，或说解宛曲，唯“白马氐”说近是，今张其论如次。

《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郝懿行笺疏：“互人即《海内南经》氐人国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40]10李盛铨据此认为：“‘柏濩’的‘濩(hù)’古音同互……是知‘柏濩—柏互—柏氐’乃同一氏族名……在今南坪、平武、文县交界区域，现今仍然生存着‘白马’氐人。”[35]其谓“柏濩”之“濩”即《山海经》“互人”之“互”，可从。“濩”有hù、huò二音[41]1752-1753，其hù音与“互”同。《广韵·暮韵》“濩”、“互”二字同注“胡误切”[42]348-349，音同故通。《山海经》郝疏之“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似以“互”为正字，而“氐”为俗字。袁珂《山海经校注》谓：“经文‘互人之国’，王念孙校改‘互’作‘氐’，是也。”[43]474似以“氐”为正字，而“互”为讹字。其实，“互”、“氐”二字并不存在正俗或正讹的问题。从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不难看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氐语的不同音译罢了。

《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鲞《魏略·西戎传》：“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自相号曰‘盍稚’……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24]858氐人自号“盍稚”之“盍(hé)”的古音为匣纽叶部；“柏濩”之“濩”的又音“huò”为匣纽铎部，二字双声，其韵虽隔，但在巴蜀语中却是可以通用的。今巴蜀语e韵仍多混为uo而无别，如“贺(hè)”与“货(huò)”无别、“乐(lè)”与“落(luò)”无别、“胳(gē)”与“郭(guō)”无别等皆其证。蜀人源自氐羌，是知蜀语“柏濩”之“濩”实为氐语“盍稚”之“盍”的音译。换言之，“濩”就是氐语“盍稚”的省称“盍”。“濩”又音hù，而与“互”通，此“濩”及“互”显然也应是氐语“盍稚”之“盍”的转语。

既然氐语“盍稚”可省译作“盍”，并衍为“濩”及“互”，那么，它同样也可省译作“稚”，并衍为“氐”。其演化情况当如任乃强所说：“魏晋人所谓氐……并非他们自称为氐，他们自称为‘盍稚’，当然是氐语。是何取义，无人能说。问过许多此区土著，亦莫能知。我想……‘稚’在羌语应是同一音义，即是古氏字(也就是氐字)的音变。”[3]177“稚”，定纽质部；“氐”，端纽脂部；二字旁纽韵转，近音通用。由此可知，汉语“氐”实为氐语“盍稚”之“稚”的音译；“氐”之又称“濩(互)”，乃“盍稚”之音的不同省译。

总之，“柏濩”之“濩”应该就是氐语“盍稚”之“盍”，其意思就是“氐”。至于“柏濩”之“柏”，由前引《魏略》之“白氐”可知，应与“白”通。“柏”，帮纽铎部；“白”，并纽铎部；二字旁纽叠韵，音近可通。《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会楚之白喜来奔。”吴琯校：“《史记》作‘伯嚭’。”[44]45《穆天子传》卷一：“河宗之子孙蒯柏絮。”郭璞注：“古伯字多以木。”[45]2这些都是“白”、“伯”、“柏”相通之证。由此可知，“柏濩”就是“白濩”，亦即“白盍”，也就是“白氐”。其之所以称“柏(白)”，当如前引《魏略》所言，乃“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

“柏濩”又作“柏灌”，其“濩”及“灌”皆与岷江上游羌人传说之“戈人”的“戈”相关。正如贾雯鹤所说：“‘濩’和‘灌’……音近字通”；“戈基人的名称也和柏灌族有关……《史记·夏本纪》：‘斟戈氏’，索隐：‘《左传》、《系(世)本》皆云斟灌氏。’可证灌、戈相通。”[33]耿少将认为：“在羌语南部方言里，‘ɡue(戈)’或‘ɡɑ(葛)’是一个族群的名称……传说中被称为‘戈’的人群，其实就是‘蜀之先，名蚕丛’的人群。”[46]据此，“戈人”即蜀人，亦即“氐人”；所谓的“羌戈大战”，实为“羌氐大战”。“戈”既通“灌”，“灌”又通“濩”，则“濩”、“灌”、“戈”皆为氐人自号“盍稚”之“盍”的转语，其义都是“氐”。

综上所述，“柏濩”即“白盍”，亦即“白氐”。这个词应属汉蜀杂糅。考羌语“白”音[phixu][21]11，与“柏濩”之“柏”相去甚远，是知此“柏”应来自汉语。若然，则蜀语早在柏濩时代就已渗入了汉语。

柏濩(白氐或白马氐)的居地，据《史记》的记载，应在“蚺氐”和“駹氐”的东北边。“蚺氐”即赤氐；“駹氐”即青氐，亦即蚕丛氏，说详前“蚕丛”条。由此又可知道，蜀先祖之“蚕丛氏”和“柏濩氏”虽同为氐人，但却有“青氐”与“白氐”之分。

三鱼凫

蜀国的第三代国王叫“鱼凫”。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拍濩、鱼凫。”[1]75“鱼凫”，又作“鱼易”和“鱼尾”[20]808。“鱼凫”的这两条异文，应如文鹤《鱼凫考》所言：“显然是形近而误。”[47]

解释“鱼凫”的异说主要有以下八说。1.“鱼和凫(鸟)”说[48，49]。2.“鱼”说[50]194[47]。3.“凫(鸟)”说。任乃强认为是“鱼老鸹”[3]68；高大伦谓“鸬鹚”[51]；管维良谓“巴凫”[52]43。4.“鱼复(人死复生化为鱼)”说[53]。5.“鱼服(征服)”说[54]。6.“武洛撮(彝族先祖)”说[55]427。7.“《山海经》之‘附禺’等山名”说[47，56]。8.“‘鱼’为汉义，‘凫’为蜀音”说[56]。

上述诸说，扞格者甚多，如“鱼和凫”说。正如文鹤《鱼凫考》所言：“鱼凫作为一个氏族名，却被分开来解释为由鱼氏和凫氏结合而来，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不但在蚕丛、柏濩、杜宇、鳖灵等巴蜀氏族名号中找不到相似的例证，就是在我国上古时期的其他氏族名号中也难以找到同样的例证……将鱼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身是正确的，但将鱼凫和鸬鹚划上等号却缺乏文献证据。”[47]相较而论，“鱼”说显然更近情理，尽管它也存在着一些瑕疵。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43]476此文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鱼妇”就是“鱼”。而这个“鱼妇”则当如李远国所说：“所谓‘鱼凫’，当即《大荒西经》中的氐人之国‘鱼妇’。”[50]194文鹤《鱼凫考》还进一步从音理上论证了此说的合理性：“妇，古音为之部并纽；凫为侯部并纽，声为双声，韵为旁转，可见……鱼妇就是鱼凫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考虑到鱼凫一词，鱼字始终不变，而凫字多有异写，我们认为鱼凫是一个与鱼关系密切的部族……和鸟没有任何关系”[47]。

但是，“鱼”说也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它未能释出“鱼凫”之“凫”义。文鹤《鱼凫考》甚至认为：“鱼凫可能是鱼的缓读，或者说凫字是个没有实义的词缀。”[47]这就纯属臆断了。其实，“鱼凫”之“凫”义可说，应该就是“巫”。

《山海经·大荒北经》：“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郝懿行笺疏：“《海外北经》作务隅，《海内东经》作鲋鱼，此经又作附禺，皆一山也，古字通用。《文选》注谢朓《哀策文》引此经作鲋禺之山。”[43]478“附禺”及其异文“务隅”、“鲋鱼”、“鲋禺”等，当如文鹤《鱼凫考》所言，“并为鱼妇(凫)之倒称”[47]。在这诸多异文中，有一个异文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务隅”。“务隅”之“务”，其实就是“巫”。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李贤注：“《代(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57]2840巴国的开国国王廪君又名“务相”，其先人则出自“巫诞”，这已隐约透露出“务”应与“巫”有涉。《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43]352文中的“巫相”，管维良认为就是“务相”：“巫诞即巫山中的诞部落，同样，巴部落其它四姓中的相为‘巫相’部落衍生出去，亦称务相。”[52]42其说极是。“务”，明纽侯部；“巫”，明纽鱼部，二字双声韵转，属近音通用。

“务”既通“巫”，则《山海经》之山名“务隅”就应释“巫隅”。前面谈到，“务隅”是“鱼凫”的倒文，然则“鱼凫”就应释“鱼巫”或“巫鱼”。“巫”，据上引管维良文应指“巫山”，则“鱼凫”的意思就应是“巫山鱼人”，亦即巫山地区以鱼为图腾的人。推而论之，前引《山海经》中的“鱼妇”、“鲋鱼”、“附禺”等，据郝懿行“古字通用”之说，都应是“鱼巫”即“鱼凫”的异文。

有关“鱼人”及“鱼国”的史事，典籍大率有如下记载：

《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唯裨、鯈、鱼人实逐之。”杜预注：“裨、鯈、鱼，庸三邑。鱼，鱼复县。”[28]1859

《逸周书·王会解》：“长沙：鼈；其西鱼复：鼓钟钟牛。”孔晁注：“鱼复，南蛮国，贡鼓及钟而似牛形者。”[58]84

《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59]2815

《通典·州郡典·古梁州上·云安郡》：“夔州(今理奉节县)，春秋时为鱼国。”[60]188

文献中的这个“鱼国”地处巫山地区的夔州，即今奉节县，此地应该就是鱼凫王朝的发源地。正如管维良所说：“古巫山中走出的再一支巴人就是鱼凫部巴人……至迟武丁时代到西周中叶都是鱼凫巴人统治川西蜀国的时代。”[52]44

巫山鱼国在考古材料中也有印证。1959—1975先后3次发掘的巫山大溪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残骸，以及大量长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砾石制网坠等渔猎工具[61-63]，“用鱼随葬很普遍，如M3(中年男性)，口咬两条大鱼尾，鱼分两边放在身上”[64]。如此倚鱼重鱼，显系鱼人所为。

文献“鱼国”又作“鱼复国”。从古音上看，“复”与“凫”应无关联。“复”，并纽觉部，“凫”，并纽侯部，其纽虽同，其韵却相去甚远，不能通转。从“鱼国”又称邑和县的情况来看，“鱼复”应为鱼国消亡后的称谓，“复”的意思应为“恢复”。无论如何，“鱼复”与“鱼国”相关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鱼凫”既为“鱼巫”，而“鱼巫”地处巴境，这就告诉我们，学界有关“鱼凫”与其前二位蜀王“蚕丛”、“柏濩”同为蜀人的说法值得商榷。

鱼凫史事可说道者有三。

一是今重庆、四川沿长江、岷江流域有很多与“鱼国”相关的地名，如奉节县鱼复浦、南溪县鱼凫关、南安(今乐山市)鱼凫津、彭山县鱼凫山、温江鱼凫城等等。不少学者都曾予以过梳理。前举管维良文就详细罗列了十数处之多，并据此认为：“巴族鱼凫部从古巫山出发，沿长江西上，经涪陵、合江、南溪、宜宾、再转岷江至乐山、彭山而到达成都平原。”[52]44-45

二是考古学界在湖北宜昌中堡岛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与广汉三星堆所出形制相似的陶制“鸟首形勺把”、“细长豆柄”等物，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说：“有些器物与成都平原广汉县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物也很相似，如鸟首形勺把、细长豆柄等，有的同志……认为它属于巴人遗物。”[65]还有学者根据这些器物的“鸟首形”而认为它们是鱼凫族的器物[66]。这些器物虽不一定专属于鱼凫族——巴蜀域外也有崇拜鸟的部族，如《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玄鸟”与“商”等等，但它们由鱼凫族从渝东带到川西却是很有可能的。

由上述可知，鱼凫王朝的版图是相当可观的，它囊括了今四川、重庆的大部及陕西的一部，堪称古蜀五王之冠。鱼凫前的两位先王蚕丛和柏濩的版图都很有限，典载及现存与蚕丛相关的地名只有“蚕陵”、“蚕崖”等寥寥数个。如任乃强说：“《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亦蚕丛之故邑也……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叠溪。”[68]221童恩正说：“在汶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境内尚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如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之类。”[6]58这些地名都只在今都江堰市至茂县境内。前面谈到，“蚕丛”又被尊为“青衣神”，还会留下一些与“青衣”有关的地名。如蒙文通说：“旧说青衣神即蚕丛，青衣神应在青衣水，或蚕丛建国亦在此。”[17]82即使如此，与蚕丛有关的水、地名也只多了“青衣江”、“青神县”等数个而已，其地仍不出今川西。与柏濩相关的地名虽多一些，但其地域也不大。据贾雯鹤考证，与“柏濩”相关的地名有“和夷”、“桓(和)水”、“涐水”、“峨和山”、“诺城”、“观坂”、“观上”、“灌口”等[33]，其地还是不出今川西。至于鱼凫之后的望、丛二帝以及巴王廪君的领地，因有巴、蜀分治，也不可能超过鱼凫。由版图的大小可知，鱼凫王朝应是一个比较辉煌的王朝。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明被不少学者(如前引高大伦文等)认为是鱼凫王朝的产物，从版图大小所反映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情况来看，创造这一文明的主人确实非鱼凫族莫属。

四杜宇

对杜宇的这些名号，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类。

1.关于“杜宇”：(1)“姓杜名宇”说[1]81；(2)“(杜鹃鸣而起耕事之)地域”说[3]83；(3)“夏禹”说[69]155；(4)“荼与(神人)”说[70]206-207；(5)“笃慕(彝族先祖)”说[71]；(6)“撮朱渎(彝族先祖)”说[55]；(7)“鸟名和族名”说[72]。

2.关于“杜主”：(1)“烈山氏之子柱”说[69]207；(2)“社(土)主”说，如丁山认为是“社主之别字”[69]210-211，任乃强谓“土主”[68]119-120；(3)“人主”说[73]55。

3.关于“望帝”：(1)“望舒(神人)”说[70]202-208；(2)“‘望’为‘仰望’说[74]；(3)“上帝”说[75]；(4)“‘望’、‘帝’皆祭名”说[74]。(5)“‘望’为族名”说[76]；(6)“‘望帝’是蜀语之‘王’”说[72]。

4.关于“蒲卑”：(1)“鸟名”说[77]；(2)“濮郫(濮人郫邑)”说[17]42[73]53；(3)“蒲邑、郫邑”说[78]；(4)“濮君”说[75]；(5)“‘蒲泽’之讹”说[3]70；(6)“‘卑(水名)’的缓读”说[72]；(7)“毕摩(彝族宗教首领)”说[79]427。

5.关于“蒲泽”：(1)“泽名”说[3]70；(2)“‘蒲卑’之误”说[17]42。

6.“皆民族语之记音”说[2]。

上述诸说见仁见智，可谓百花齐放，今忝为续貂。

“杜宇”貌似汉语，实为蜀语，因为它的源头能在羌语中找到。羌语“土籍”一词音[tuzgu zp][21]390，其省称“[tuzgu]”正与“杜宇”音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所出器物中有很多“虎头纹”戈和“竹叶”形短剑，而“这一带分布许多异族……如姞姓的密须就在白草坡西南30里的百里镇附近”[80]。古密须国的“虎头纹”和“竹叶形短剑”都与巴蜀密切相关，正如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所说：“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使用的短剑……应是受早期巴蜀文化柳叶形短剑，以及中原晚商文化短剑之影响，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短剑系统。”[81]此外，与灵台县毗邻的甘肃庆阳市李沟还出有带“‘蝉’、‘手’等纹饰、符号”，“与四川犍为县巴蜀墓出土的完全一样”的铜矛[82]。这些材料充分证明，密须与巴蜀确有关联。

杜宇既出密须，而密须又为“异族”，则“杜宇”一词显应源自氐羌语之“[tuzgu]”，亦即“土籍”的省称。氐羌语“宾语……在谓语的前面”[83]162，“土籍”就是“籍土”，亦即“凭籍土地”的意思，近似于汉语熟语之“籍田”。由此可知，“杜宇”的意思就是“籍田”。

“杜宇”之义为“籍田”，文献不乏其证。《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8]182杜宇擅长农事的史事，无疑是其名号义为“籍田”的最好注脚。

前面谈到，“杜宇”又称“杜主”。“杜主”，当如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所释：“杜，古与土同音。解放前四川各县城乡皆有土主庙……由巫师传其为保护农牧之神，盖即杜宇。”[68]119-120这也是“杜宇”应释“籍田”的又一佐证。“杜”、“土”通用，典籍习见。《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杨倞注：“《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84]267-268《诗·大雅·緜》：“自土沮漆。”[85]509“自土”，《汉书·地理志》引作“自杜”[26]1547。

“杜宇”又有死后化作杜鹃鸟的传说。《禽经》张华注引李膺《蜀志》：“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86]691-692“杜鹃”在这里又称“杜宇”、“子规”，此外它还有“布谷”[87]157等称。“杜鹃”的这些异称都或多或少地与氐羌语“[tuzgu]”相涉，或许氐羌语“[tuzgu]”的语源正是催耕之杜鹃鸟。正如《本草纲目》卷四九《禽部》所说：“杜鹃出蜀中……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候之，以兴农事。”[88]1576这也说明，“杜宇”的意思应与田事有关。

杜宇又称“望帝”，其“望”的意思应是“到来”。《广雅·释诂一》：“望，至也。”[31]8《玉篇·至部》：“至，到也。”[89]478《世说新语·言语》：“蒲柳之姿，望秋而落。”[90]52由此可知，“望帝”就是“来帝”，准确地说是“外来帝”。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20]3944这段文字颇奇异，学界异说也很多，但参之《华阳国志》，基本能通。《华阳国志·蜀志》：“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18]182由此可知，《太平御览》“从江源”之“从”应为“游”的讹字。“从”为“從”的简体；“游”为“遊”的异体(《玉篇·辵部》：“遊，与游同。”[89]197)，“遊”、“從”二字古皆从“辵(辶)”，形近故讹。唐《工部尚书崔泰之墓志》“從”作“从”[29]158，其形正与“遊”近。据此，《太平御览》文可正作“朱提有一女子名利，游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游”在这里是“游走”、“移徙”的意思。

杜宇的“从天堕止”，显然只能理解为“外来”，这无疑是其“望帝”名号当训“外来帝”的有力佐证。这位外来帝应如前述贾雯鹤所说，是来自密须的氐人。同理，那位“地井中出”的女子利，显然也只能理解为土著。杜宇与女利的联姻，其实就是外来户与土著的结合，这当是《蜀王本纪》所传信息的核心内容，今人或附以“天地”、“男女”、“阴阳”之类的玄虚概念，无异以玄张玄，纯属画蛇添足。

其实，朱提女利也是一个“游江源”的外来户，只是比杜宇早到了一点而已。女利所冠之“朱提”二字，应如蒙默所言：“古朱提今云南昭通，据今可考者论之，其地自古即为濮僚民族所居。”[2]朱提女利既是来自云南昭通的濮人，其非真正的土著自明。由此可知，杜宇和女利的联姻，其实就是外来氐人与早到濮人的政治联盟，其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合力对付真正的土著——蚕丛、柏濩和鱼凫的遗民。

杜宇称帝后，又改名为“蒲卑”。“蒲卑”，《文选·左思〈蜀都赋〉》载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作“蒲泽”[1]91。“蒲卑”与“蒲泽”，诚如任乃强所说“应是一人”[3]70，唯“泽”实为“卑”的讹字。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已指出：“《本纪》之‘蒲泽’，《国志》作‘浦卑’，并以字形相近致讹。‘泽’即‘皋’，‘皋’与‘卑’形似。”[91]286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则详述了其讹变轨迹：“古睾字往往作皋，太皞，《潜夫论》作太曎可证……卑误为皋，又误为泽字。”[17]42

“蒲卑”之“蒲”应通“濮”，指“濮人”。正如蒙默所说：“蒲、濮同音……为族称。”[2]“蒲卑”之“卑”则应如贾雯鹤所说：“‘卑’古与‘辟’相通，《国语·齐语》：‘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管子·小匡》‘辟耳’作‘卑耳’。辟为君王之义……《诗·周颂·载见》：‘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郑笺：‘诸侯始见君王。’辟、王即为同义连文。因此，‘蒲卑’就是‘濮辟’，也就是濮君。”[75]杜宇本为氐人，称帝后更名为“蒲卑(濮君)”，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向他的濮人盟友示好，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杜宇除有上述名号外，在宋后著述中还有“西海君”、“天隳”等称谓。这些称谓多属附会，姑置不论。如《全蜀艺文志》卷四八载宋人罗泌《杜宇鳖令考》：“后有男子从天隳，曰杜宇，为西海君，自立为蜀王，号望帝。”并注：“‘天隳’，人讹为‘天回’。”[92]1494-1495其实，此“隳”也是“堕”的借字，罗泌原文《路史·余论一》“杜宇鳖令”条“隳”即作“堕”[93]168。此所谓“西海君”，实为汉后才出现的道家称谓。正如李家晔《道家文化》所说：“据道书上记载：‘……西方白帝，西海君也’。”[94]66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一《神仙记》引《蜀本纪》：“杜宇自天而降，为蜀人主，称望帝，号曰天隳，言自天而隳也，今成都北三十里天回山是其处。回、隳音同。”[23]9其“号曰天隳”，显系《路史》“从天堕”的推衍。

五鳖(鼈)灵

第五代蜀王叫鳖灵，他也有下述诸多异称。1.鳖灵。《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援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20]3944-3945“鳖灵”又作“鳖令”[95]428、“鳖泠”[96]1458、“鄨令”[59]2771-2772、“鄨灵”[59]2771-2772、“弊灵”[16]112。2.开明。《文选·左思〈蜀都赋〉》载刘渊林注引《蜀王本纪》：“蜀之先，名蚕丛、拍濩、鱼凫、蒲泽、开明。”[1]91“开明”又作“俾明”[20]808。3.开明奇帝。《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20]39454.丛帝。《华阳国志·蜀志》：“开明位(立)，号曰丛帝。”[18]185

“鳖灵”及其异称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四种。

1.关于“鳖灵”：(1)“鄨地首领”说[59]2771-2772[97]；(2)“鳖族首领”说[36]；(3)“神鳖”说[98，54]；(4)“兵兰(栏)”说[99]；(5)“李冰”说[100]；(6)“炳灵公(火神)”说[101]；(7)“比兹(巴人)长官”说[102]171-172；(8)“王”说[103]96-97。

2.关于“开明”：(1)“夏启”说[69]155；(2)“八恺(神人)”说[69]206-207；(3)“启明星”说[104]91[3]98；(4)“北斗星、启明星”说[54]；(5)“开明兽”说[34]304[6]127；(6)“太阳”说[98]。

3.关于“丛帝”：(1)“取义蚕丛”说[3]95；(2)“丛社(地神)”说[69]206-209；(3)“崇伯鮌”说[98]。

4.“皆民族语之记音”说[2]。

我们先谈“鳖灵”的含义。

前面谈到，“鳖灵”有鳖令、鳖泠、鄨令、鄨灵、弊灵等诸多异文，这些异文所记录的应是同一个词。正如《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所说：“鳖令，蜀王名也。音灵。”[57]1925《水经注·江水》杨守敬疏也说，“卢文弨《钟山札记》：‘……鳖泠或为鳖灵，灵、泠音同，令为泠之省，故三字错出’”[59]2772。这些异文“音近字不同，皆因译语之故”[97]。

“鳖灵”何谓？学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神说和人说两类。

神说者认为，鳖灵“是神灵的称号，语义就是灵鳖”[98]，并由其表征与某位神人或先贤相似而推论他们就是一人，如前述炳灵公、李冰等等。有人甚者认为，鳖灵“是凭空杜撰的一位人物”[100]。笔者不敢苟同此说，因为鳖灵王朝的存在有着大量的客观物证，如新都马家、成都商业街等许多地方发现的该朝墓葬。阐释“鳖灵”，毋需比附，更不用神化。

人说虽较可信，但其将“鳖”释为与鳖鱼有关的水、地名或族名，释“令”为“长官”等也有问题。正如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所说：“古代蜀人的传说里有一个‘鳖令’，是鳖邑的长官……《太平寰宇记》(卷139)说蓬州仪陇县(即今川北仪陇县)西北三十里也有一条鳖水，据说因水中产鳖得名，这当然是望文生训的解释，试问哪一条水不出鳖呢？”[102]172至于“兵兰”等说，则更缺乏佐证了。

今按，“鳖灵”应释“巴虎”，其详如下。

“鳖”的意思就是“巴”。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说：“鳖令”之“鳖”、“大别山”之“别”等“都和巴人或‘比兹’人分不开。‘别’就从‘比兹’之音而来，‘别’字古读，据语音学家告诉我们，尾巴上带有t的子音，所以一字之音就大致相当于‘比兹’了”；“今日湘西北的‘土家’自称为‘比兹卡’，‘比兹’是名称本身，‘卡’等于‘族’或‘家’……巴人有可能自称为‘比兹’的迹象是不一而足的……《龙山县志(卷首)》引清人洪亮吉《贵州水道考》说：‘今之湘江，即汉之鄨水。’……同一条水，名从全族的鼻祖(巴务相)或其主姓之一(相)便成湘；名从全族本身，而全族名为‘比兹’，就成鄨。”[102]167-173其谓“鳖”是巴人自称之“比兹”的音译，堪称灼识。但需补充一点，即“鳖”不仅与“比兹”，而且与“巴”也有语转关系。今巴蜀语谓“瘪(biě)”为“bià”、“掰(bāi)”为“piè”等，皆为“鳖”、“巴”语转之证。潘文谓：“巴字之音显然与‘比兹’之音相去很远，中间是找不出关系来的。”同时又游移其说：“(巴)是中原族类称他们的……巴人之称与‘比兹’的自称……不能说丝毫没有关系。”[102]188-190其实“巴”与“比兹”是存在着语音系联的，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由“比兹”及“鳖”，再及“巴”。无论“鳖”是“比兹”，还是“巴”的转语，其义为“巴”则是可以肯定的。

“鳖灵”之“灵”实为巴语“虎”的音译。今土家语“虎”音[li35][105]127，与“灵(líng)”音近，其主要区别在于鼻音韵尾的有无。但是，韵尾的有无往往只表示了语音的演变，而无任何其它意义，这也就是音韵学上所谓的“对转”。“对转”是古今汉语和巴蜀语都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如巴蜀语谓“砸(zá)”为“záng”、“黏(nián)”为“niā”、“岩(yán)”为“ái”等，皆属其例。由此可知，“鳖令”之“令”应该就是巴语“[li35](虎)”的转语。

巴语称“虎”为“[li35]”，典不乏其载。扬雄《方言》卷八：“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106]51潘光旦认为：“从西汉到唐代，虎称‘李’或‘李耳’”，“‘李耳’原是巴语称虎……土家语称公老虎为‘李爸’(Li-Pa)，母老虎为‘李你卡’(Li-ni-Ka)。‘李爸’显然的就是‘李父’，而‘李你卡’就是‘李耳’；‘父’与‘爸’、‘耳’与‘你’在声音上原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在土家语分别了公与母，而流传在河南、湖北乃至江淮流域的其它部分的同样的话就不分了”[102]224，223。这不分公母的“虎”，显然就是“李”了。

与“虎”称“李”的情况相类，巴蜀及周边又称“虎”为“班”或“斑”。《汉书·叙传》：“楚人谓虎‘班’。”[26]4197《太平广记》卷四二八引《广异记》：“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107]3480-3481洪迈《夷坚志(戊)》卷一：“罗源观坑村有一岭……(田妇)过其处，见一虎蹲踞草中，惧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爷娘，与尔无冤仇，且速去’。”[108]1055陈继儒《虎荟》卷三：“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百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109]37这些称“虎”为“班”或“斑”的情况，也应如潘光旦所言：“楚语即一般的称虎为‘於菟’，而似乎这一段却又称老虎为‘班’，显然是受了和巴人比邻与杂居的影响。由于这笔资料……也可知‘班子’原是‘比兹’单纯的音讹。”[102]178这里需补正一点，与其说“班”或“班子”是“比兹”的音讹，不如说是“巴”的转语。白贵喜《“巴”义新解——兼释“板循”》就认为：“‘巴’即是虎……巴与斑(班)音近，均为巴族对公虎图腾的讳称。”[110]在巴人的发祥地湖北长阳县都镇湾流传的许多民间故事中，老虎就被称为了“老巴子”[111]82-94。无论“班(斑)”是“比兹”，还是“巴”的转语，都可说明巴人与虎关系密切，以至于将虎作为了其族(国)之称。

综上所述，“鳖灵”即“巴虎”。由此，我们至少可获得两条信息，即：“鳖灵”是巴人，巴人崇虎。

关于巴人崇虎的情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如下记载：“巴郡南郡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57]2840巴国的开国君长廪君“魂魄世为白虎”，这充分说明巴人廪君部是崇虎的部族，“虎在巴人生活里的中心地位发达到一个程度，终于与巴人合而为一，巴人就是一种‘虎人’……巴人最初可能是一个虎图腾的族类”[102]197。

其实，巴人的崇虎在“廪君”这一称谓中就已有所反映。当下有关“廪君”的异说甚多，或释“廪”为“仓廪”[112]43；或释“水君”[34]81；或释“灵君”[113]35；或释“乘釐(神人)”[114]；或释“廪”为“虞”的讹字[70]213；或释“廪”为“王”[103]96-97；或释“虎君”[115]。上述诸说，当以“虎君”说为长。“廪君”之“廪”，显然也应是巴语“[li35](虎)”的音译。正如彭武一所言：“土家称‘虎’为‘李’……(‘李’、‘廪’)有阴阳对转的关系，所以‘李’、‘廪’均可指虎，‘廪君’也就是‘虎君’。”[115]所谓“虎君”，也就是“巴君”。

鳖灵为巴人，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已从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巴蜀文字的使用及事理推论等诸多方面作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证[6]70，但也有学者认为鳖灵不是巴人，而是夜郎人、僰人、荆人等。如蓝峰、李尚义说，鳖令是一支濮人前后产生出来的首领的通称，这支濮人就是夜郎人[116]。冯广宏认为：“鳖灵当是僰人……鳖、僰二字发音也相近。”[117]又认为：“濮、巴、僰、鳖这些古族，活动在长江南岸的乌江、赤水、沅江、汉江等流域……被中原人称为‘荆蛮’之地，很白(自)然地统称其人为荆人。”[97]这些说法都依据了“鳖”与“濮”、“僰”等字的谐音，但却略显勉强。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鳖”应为“比兹”或“巴”的谐音。童说不误，唯可补证以出土之鳖灵王朝虎纹器。

学界公认，虎纹器多为巴器。如曹定云就说：“巴人纹饰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纹饰——‘虎纹’。它几乎无处不在……虎应是巴人之图腾。”[118]53但是，蜀国的鳖灵王朝也有大量虎纹器出土，如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的铜戈“两面均饰虎纹”，其时代“当不出秦举巴蜀的前后”[119],该器属鳖灵王朝无疑。类似的例子还有：成都三洞桥战国墓出土铜剑“剑脊上有虎纹”[120]；峨眉山市出土的战国铜矛“圆筒骹上饰有人虎、虎、蝉、手蒂、心、鸟等纹饰和符号”[121]。凡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情况当如吴怡所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蜀地的‘虎’图形明显地多于巴地，时间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它很可能就是与开明氏密切相关的一种图形。”[122]虎为巴人图腾，鳖灵王朝器物多见虎纹，则鳖灵属巴人自明。

“鳖灵”又号“开明”，并以此作为其王朝的国号，故有“开明某世”之说。

“开明”属纯粹的汉语，《史纪·五帝本纪》便有：“嗣子丹朱开明。”[25]20此语虽属汉语，却不能一目了然，因为它是个多义词。

如前所述，有关“开明”的异说，撇开神说，主要有“启明星”、“开明兽”和“太阳”三说。“太阳”说认为：“蜀开明氏在被秦国灭掉以后，其王族的一支曾经南迁建国，其王号为安阳王……显而易见，开明……即太阳。”[98]此说以建国于南粤的开明氏后裔“安阳王”的称谓为推论基础，但“安阳”之“阳”虽似可解为“太阳”，而“安阳”则肯定不会只有“太阳”的意思，至于“开明”就更不会是“太阳”了。此说的问题在于颠倒了“开明”与“安阳”的关系，即“安阳”可能与“开明”有关，但“开明”绝不会是“太阳”。

考虑到开明氏是巴人，而巴人崇虎，则类虎之“开明兽”说当属可信。当然，据《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43]349-350之“东”，释“开明”为“东方”(“启明星”也有此义)也是合乎情理的。

“开明”又作“俾明”，“俾”当通“捭”，此二字皆属帮纽支部，音同故通，其义也是“开”。《广雅·释诂》：“捭，开也。”[31]107是知“俾明”即“开明”。

鳖灵又号“丛帝”，“丛帝”则应为汉蜀杂语。“帝”显系汉语，义为“君王”；“丛”则应是蜀语，义为“奇”。《华阳国志·蜀志》：“开明位(立)，号曰丛帝。”[18]185《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20]3945“丛帝”又作“奇帝”，是知蜀语“丛”的意思就是“奇”。蜀语“丛”应来自氐羌语之“[utu](奇)”[21]313，说详前“蚕丛”条。

鳖灵除上述名号外，在宋后著述中还有不少其它名号。如“西州”，《路史·余论一》“杜宇鳖令”条：“时巫山拥江，蜀洪水。望帝令(鳖)令凿之，蜀始陆处。以为刺史，号曰西州”[93]168；“西州皇帝”，《太平广记》卷三七四引《蜀记》：“后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107]2967；“万通”，《路史·余论一》“杜宇鳖令”条：“是为蜀开明氏，年号万通”[93]168。这些称号多系后人附会，姑置不论。如《太平广记》引《蜀记》之“刺史”和“西州皇帝”就显系附会，因为“皇帝”是秦始皇之后才出现的称谓，此前的鳖灵是绝不可能有此称谓的，而“刺史”则是晚至汉武帝时才设置的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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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普]

Names and Titles of Emperors of Shu

LI Dao-m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The recorded history of Shu is quite obscure in which only the names and titles of Emperors of Shu are almost complete in alignment. Those names and titles provide with many historical facts of ancient Shu and are thus highly emphas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textual research from linguistics, one knows that “Cancong” is “guiyi”, “Baihuo” is “Baihe(di)”, “Yufu” is “yuwu”, “Duyu” is “jitian”, “Bieling” is “bahu” and etc. All those names and titles helps to compile and explore lost materials of ancient Shu.

Key words:names and titles of Emperors of Shu; Cancong; Baihuo; Yufu; Duyu; Bieling

收稿日期：2015-09-01

作者简介：李道明(1953—)，男，重庆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1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