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凌，王志章,陈丹丹

(1.四川农业大学 旅游学院，四川 都江堰 611830；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旅游影响下城市历史街区的空间再生产研究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视角

郭凌1，王志章2,陈丹丹1

(1.四川农业大学 旅游学院，四川 都江堰 611830；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以时间为轴线梳理了都江堰市西街历史街区空间变迁历程，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对旅游影响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与再生产动力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都江堰西街街区空间的再生产既反映出权力、资本与日常生活语境下居民的抵抗，也形成了旅游影响下历史街区历史变迁与空间再生产的动力。揭示这种空间再生产的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其他城市历史街区在复兴与旅游发展过程中传承好历史文化记忆、协调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旅游；城市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

城市历史街区指保存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遗存，具有比较重要景观价值和相对完整的城市历史肌理，至今仍有着一定城市功能和生活内容的城市地段[1]。历史街区作为城市的文化基因，既承载着城市的集体记忆，又保存着城市的历史遗存，也呈现出城市的鲜活生活，是城市这部“石刻的史书”中重要的篇章。我国历来重视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并逐步得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认知，但也有不少历史街区在城市的“大拆大迁”和旅游开发中遭遇不幸。有鉴于此，系统梳理和研究旅游开发过程中城市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方式、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以实现城市历史街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导入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索雅(Edward Soja)、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哈维(David Harvey)等西方学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拉开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空间转向”的序幕[2]230-242。在重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意义的同时，一种结合空间性的批判性视角开始为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考和诠释的新模式[3]。毋庸置疑，列斐伏尔是研究“空间转向”的集大成者，他在《空间的生产》(1974年)一书中出于对城市的关注而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体现其对全球化实践过程中城市问题的批判与对效应日益暴露的现代性构思的理性反思，成为其构建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支撑。空间生产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及“城市问题”紧密相连，这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不仅意味着要通过社会空间视角展开城市研究，也意味着要将现代性因素纳入到城市空间的解析中，并从城市空间的维度反思来研究现代性，更意味着要在探讨城市空间利益中重视空间正义与空间权利。实际上，在现代性以现实性的表现干预、改造、统治着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作为一种与现代性相关的现象，同时也是现代性扩张的重要同盟的旅游业，正在以一种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现代性卷入方式对城市空间发展发挥着影响力[4]。拥有丰富文化资源与历史建筑的城市历史街区，一方面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作为文化资本的汇聚地，在城市的改造和旅游开发中因其区域原有安排的局限而受到当权者的青睐，首当其冲地纳入城市空间的再生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开发方兴未艾，城市历史街区作为旅游开发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对街区空间形态的改变与空间功能的重置，也是对城市空间的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因此对旅游开发与城市历史街区空间的互动关系的探讨备受学界关注。就文献来看，目前主要集中于旅游开发对城市历史街区物质形体的调整与对城市历史街区社会文化影响两个方面，前者如旅游开发对城市历史街区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规划实践、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模式等[5]，后者如旅游活动对城市历史街区居民的影响、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主体关系协调、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文化保护与价值重构等[6]。由于城市历史街区发展与旅游开发的互动集中体现在社区与旅游的联结[7]，相关研究也多关注城市历史街区的居民感知，并普遍认同城市历史街区旅游要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力。

上述研究成果为对旅游开发与城市街区空间变迁互动关系的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铺垫。然而，笔者发现，由于学者长期对旅游现象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使得对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大多停留在对微观层面的问题探讨，很多都忽略了空间生产这一研究城市问题的新理论视角。本研究尝试借用空间生产理论，将目光聚焦旅游影响城市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与机制，希望以空间生产理论拓展既有旅游影响的研究视角，并以旅游影响城市街区空间再生产的实践，验证和发展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和适用范围。

(二)理论导入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在被社会关系的建构、运作与实践过程中彰显自身存在[8]。就其构成而言，有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 )、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个层次，由此搭建起空间唯物论(spatial materialism)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建构出“空间—社会—历史”的空间研究三元辩证法[9]46-53。在空间唯物论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空间实践对应着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活动，既涉及物体和事物的空间，也是人在其中行为和移动的空间；空间表征对应着对精神空间的构想，是为规划师、技术官僚、科学家等通过语言、文本、意识形态而设计、指导、统治、支配的空间；表征空间更多则是居民运用意象、象征与社会生活隐秘联系的符号体系在生活中生产出的社会空间。在空间研究三元辩证法中，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重合一，辩证统一。规划师等“构想”的“空间表征”与居民“使用”的“表征空间”在主体活动中形成鲜明对照；“空间实践”既是“构想”与“生活”之间的中介，也是规划师、居民等展开空间生产的全过程。

在对旅游开发与城市历史街区空间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一种有着解释力与适用性的理论视角。首先，较为成熟的“空间三位一体分析框架”串联起旅游发展中居民、政府、游客、经营者等多元利益群体，构建的“空间研究三元辩证法”也为系统分析多元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逻辑。其次，根据空间生产理论，旅游是现代化生产力，必定会生产出新的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旅游无疑为深入分析城市历史街区空间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其搭建的“空间唯物论三位一体分析框架”，遵循以下研究思路：(1)以时间为轴线回顾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的旅游开发历程；(2)以旅游开发为切入点解读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过程；(3)探讨旅游影响都江堰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

二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概况与研究方法过程

(一)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具体情况

本研究选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的西街历史街区为研究对象。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坐落在都江堰灌县古城的西南部，2003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街区。街区由西街、南街、宝瓶巷三条传统街巷组成，其范围形成于明初都江堰古城修筑城墙后。西街东起今玉垒山脚，西到今南街；南街北接今幸福大道，南至现南桥；宝瓶巷有内外两巷，内巷背靠西街，平行延伸至西街地势起坡处，外巷起南桥头，沿河西至宝瓶口[10]164。目前，在整个都江堰城市旅游开发的带动下，该城市历史街区已成为四川旅游开发的典型代表街区之一。

(二)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历程回顾

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萌芽期(1998年前)。20世纪90年代前，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为居住型街区，街区商业也仅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服务的需求。2.起步期(1998—2008年)。都江堰城市旅游开发带动了西街历史街区旅游的发展。《都江堰旅游开发总体规划(98年版本)》把南街规划为步行购物街，主要零售一些服装鞋帽等日常用品。3.重建期(2009—2012年)。在2008年汶川震后都江堰城市重建中，街区被纳入城市历史文化旅游区建设范围。4.发展期(2013年至今)。2013年，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正式对游客开放，如今已经成为大批游客参观游览主要聚集地。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选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希望通过对个案的剖析，提炼“集中体现”旅游影响城市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全部过程，并据此“解释性理解”旅游开发影响城市街区空间生产的逻辑[11]12。作者采用抽样访谈为主的资料收集方式，在2010年至2015年间利用住家并工作在都江堰灌县古城的便利，多次深入西街历史街区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街区旅游发展的基本现状。此外，作者于2010年5—7月、2011年9—10月、2013年4—6月、2014年1—3月及2015年7—8月，分五次共选取12名原住居民(包括退休居民6名、公务员1名、教师1名、经营者4名)和9名非原住居民(包括经营者2名、游客3名、导游1名、社区工作者1名、公务员2名)展开深度访谈。上述被深度访谈对象有着不同的职业、年龄、民族、居住地与文化程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见表1)。

表1.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被访谈者基本信息

围绕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次的现状及之间的关联设计访谈提纲。访谈关注受访者对街区的建筑、功能、文化、主体角色和社会关系变迁的直观感受。然而，针对不同访谈对象，访谈交流的重点也有所差异。对原住民的访谈关注其对旅游发展前后街区空间变化的纵向对比；对非原住民的访谈关注街区空间与其他类似街区的横向对比，以及受访谈者对街区空间的直观感受。此外，文章还采用文献法广泛收集地方志、规划文本、政府文件和图片等基础资料，作为研究的重要支撑。根据上述文献资料，作者清晰梳理出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现状。

三旅游影响下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

(一)街区表征的空间再生产

1.街区建筑的再生产

建筑最能反映历史风貌和建筑特色。旅游开发前，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除保留明代古城墙、清真寺等历史遗迹外，还有大量民宅和商铺。其中，砖混结构商铺粗糙模仿川西建筑，木结构民宅年久失修、外观破旧，街区建筑风格迥异且风貌混乱(见表2)。旅游发展后，街区在保护历史遗迹的同时，精细提取“青瓦、褐柱、门板房”等川西建筑符号，改建了大量满足游客服务功能要求的建筑群。整个街区建筑形态与风貌的统一，与旅游开发前形成了强烈落差，彰显了旅游影响街区表征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结果。

2.街区功能的再生产

历史街区的变迁只有在与其历史文化价值相匹配的条件下才能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新的功能。旅游开发拓展了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的空间功能，让原本承载居民生活功能的生活空间向承载游客活动的生产空间转变(见表2)。西街居民过去喝茶聊天的门前，如今是游客的集散场地；过去街区经营者租住的南街院落，现改建为接待游客的宾馆；宝瓶巷的回民也开办起家庭酒店，在旅游旺季常常“满客”。对比过去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公共设施的不足，如今街区卫生服务站、垃圾站、公共厕所等一应俱全，功能也从单纯的服务街区居民向服务游客拓展。

表2.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表征的空间再生产

(二)街区空间表征的再生产

1.传统文化的衰退

传统文化因受到功利主义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无疑会式微，甚至衰退。旅游开发前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多代同堂的聚居方式，让知足常乐、悠然闲适、尊老爱幼等文化传统与社会道德较好地嵌合于街区的表征空间。随着旅游开发，街区居民的外迁破坏了传统文化土壤与其环境的联系。街区部分传统文化的符号也在旅游开发中面临规划者与游客的审视，成为“附和他者的口味、依附性极强的旅游符号”[12]。如南街的清真寺曾是穆斯林聚集礼拜的重要场所，如今在旅游开发中也同时成为街区游客参观的“景点”(见表3)。

2.异质文化的介入

文化符号是高度浓缩的文化表征，规划师善于以物质空间为基底、以精神符号为介质，通过文化编码赋予文化意义以表征性，并构建出具有消费价值的表征空间。通过旅游开发，以西门町、coco都可、上海故事等为代表的外来品牌酒吧、港式甜品、台式饮品等商铺纷纷入驻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政府、规划师等在旅游开发中对“把西街打造为能与丽江酒吧文化媲美的休闲娱乐之地”的街巷功能定位，以及游客对西街“是酒吧文化一条街”的形象认知，无不是异质文化在街区表征空间的投射，隐喻着异质文化对街区传统文化的渗透(见表3)。

表3.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表征的再生产

3.异质文化融合的文化构建

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是文化表征形象逐渐形成、塑造、定型的过程。旅游开发在推动异质文化塑造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表征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和相应的空间符号表达。例如，遍布街区的咖啡、酒吧、甜品、餐厅等休闲空间，根植于街区居民“散淡”“悠闲”的“文化内里”，而赋予休闲文化以“当下意义”。传统街区的藏、羌、回等民族文化也以新的形式得到展示。如西街39号就里酒吧，在设计上提取藏羌文化符号，在酒品开发中呈现民族传统。因此，通过异质融合的文化构建，旅游开发“再生产”出街区新的“时代文化”。

(三)街区的空间实践

1.空间主体及其角色的变更

空间生产的主体，指参与空间生产实践，能够做出影响空间生产关系的人或组织。旅游开发导致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经历了从单一居民主体，到政府、游客、旅游经营者等多元主体参与空间生产的主体转变。伴随建设资本介入、经营进入、居民外迁、游客涌入，街区居民原有的生活场所与场景被转化为空间生产的“原材料”，居民也从旅游发展前街区空间生产的主体向今天的客体角色转变，并因没有手握权力与资本而最终沦为旅游空间生产的依附者(见表4)。

表4.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的空间实践

2.空间主体社会关系的转变

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在“解构”街区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再生产”着空间主体间的社会关系。随着街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相邻状态的打破，原社会结构中的“血缘”、“亲缘”纽带也被切断(见表4)。政府、居民、经营者等主体间的商业关系，游客与服务者之间的消费关系，很快演变为维系街区社会结构的“业缘”纽带。同时，伴随多元主体参与街区空间生产的是街区空间主体社会关系的“异质性生产”。街区空间主体通过形成“服务—消费”与“竞争—合作”的社会关系，在旅游开发中谋取优势资源并实现其自我利益。

四旅游开发影响下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的动力

2008年到2015年期间，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完成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最终走上旅游发展的道路。与桂林西街、云南丽江、江南周庄等历史街区选择旅游道路更多基于对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或对旅游消费者诉求回应相比，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的演变动力更多体现在由突发性事件(如地震)带来重建的制度安排，这种权力作用于空间再生产而产生的动力不仅投影到“制度—政治”层面，也贯穿着“社会—经济”层面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层面。

(一)权力作用于“制度—政治”层面

1.制定法律政策

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是在系列法律政策调控下进行的。国务院于2008年6月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提出“调整定位”、“凸出特色”、“重建旅游”总体要求，是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政策依据。成都市政府在2008年11月下发《关于5·12地震灾后城镇居民住房重建的实施意见》，明确居民住房异地置换、原址重建等产权变更方式。基于上述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都江堰市政府也相继出台系列政策以管控历史街区旅游开发，实现预期目标。这种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是历史街区空间有序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保证。

2.编制规划文本

规划一直以来是政府参与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空间、土地、历史遗存等资源高效配置利用的导航仪，也是政府、规划部门、评审中介和社会的智慧结晶和博弈产物。在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各类规划从两个层面着力于街区的空间实践。在宏观层面，土地规划决定着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由此操控了街区物质空间的再生产。在微观层面，各类旅游规划通过设定旅游设施与产品，决定着街区旅游产业的空间分布与生产秩序[13]；各类城市建设规划更是直接对街区建设的空间结构、尺度与风貌做出操作性规定。政府作为各类规划审批、许可证发放等行为主体，由此直接控制和左右着街区空间实践的过程与预期结果。

3.执行法律、政策、规划

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是在都江堰市政府、古城办、城投公司、旅游局、规划单位等多主体合力推动下的实施过程[14]51。其中，都江堰市政府提供街区旅游开发的政策依据，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古城办负责街区建设的政策指导，政府控股的城投公司作为业主在古城办领导下负责开发建设。除了城投公司是国有企业外，其余参与街区建设的均属政府；街区旅游开发资金又全部来自国家。据此，“政府权力”+“国有资本”+与生俱来“关系资本”所构成的“利益链条”，在折射时任地方官员“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所扭结的隐形“价值链条”的同时，也构建起街区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权力”作用于“制度—政治”的行为逻辑(见表5)。

表5.“权力”作用于“制度—政治”层面

(二)资本作用于“社会—经济”层面

1.创造旅游消费空间

亚当·斯密曾认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的终点和目的”[15]482。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的旅游开发，促使了其由传统的居民区向有商业价值、旅游价值、文化价值的复合功能街区转变。街区在重置整体功能的同时，也表现出消费空间的特征，各类商业消费场所随处可见。除了旅游纪念品商铺等传统业态，有着异质文化符号的酒吧等新业态出现在街区，既强化了消费主义对街区空间的生产与控制，也提升了旅游产品体验的愉悦性，还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获得感。旅游的消费逻辑开始在街区空间生产中主动创造游客的消费需求，资本透过消费，有力地主导了街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

2.加快空间再生产进程

对于空间建设与资本的关系，卡斯特尔斯认为，“政府投资主导空间更新，例如居住空间建设、城市环境改造、基础社会建设等，其实是政府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集体消费方式’”[16]。政府对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投入巨资，打造街区旅游景观，发展公共事业，修建并出租商铺，不仅改善了街区的物质环境，也拉高了街区及周围的地价，致使整个街区空间在旅游开发中成为直接的生产对象。街区在处处被贴上新的文化符号、打上各种商品烙印、服务于旅游消费市场的同时，也刺激了城市旅游地产市场，由此实现“再生产”中的不断增值(见表6)。

表6.资本作用于“社会—经济”层面

(三)居民在日常生活的“抵抗”

1.争取政策空间

德塞图把“分类、划分、区隔”等视为统治者操控空间实践的“战略性”手段；将“创造机会、时间换空间”等视为空间使用者抵抗统治者的“战术性”策略[17]165。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一直伴随着政府、居民对汶川震后重建政策的博弈。最初政策仅简单规定按1200元/m2的标准给予自建补贴。对此，自建居民不仅“战术性”地结成“联盟”，以通过集体合作争取更多利益机会，还积极配合规划专家调研来寻求社会帮助。面对居民诉求，政府组织规划专家与居民协商，并“战略性”地“划分”出“拆除”与“保护”两种重建方式，对前一种情况给予1200元/m2补贴，后者共给予1400元/m2补助和奖励。此外，政府还选择宝瓶巷何家大院7户居民作为自建试点，通过“区隔”后的“示范效应”，有效推进了重建顺利开展。

2.抵抗旅游开放模式

表7.居民日常生活的“抵抗”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模式是其为了发展旅游而形成的一种可以直接运用、成形的开发体系，是街区基本形态与要素在旅游开发中的综合体现。总体而言，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采用了功能置换模式，其核心是保留街区独特文化内涵与特色建筑形态后进行功能置换，即将原有的居住等功能经过旅游开发置换成旅游商品销售、酒吧、餐饮、住宿等功能[18]58。对于这种模式，居民认为功能置换后街区整体已不宜居：街区商铺淡季关门、旺季营业，淡季萧条、旺季嘈杂；西街酒吧白天关门、晚上营业，白天惨淡、旺季喧闹。据此居民先是采取“积极抵抗”，要求政府限制酒吧、平衡淡旺季、有选择性招商，但这种“微观抵抗不能取代资本和制度的影响”[19]73，因此效果甚微。于是，居民出租住房后大量外迁，以此表达对非正义的空间生产与日益扩张的资本力量的“消极抵抗”(见表7)。

五结论与思考

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生产方式，推动了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的历程。通过“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元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街区表征的空间经历了建筑景观与风格这一符号层面的变迁；空间的表征经历了传统文化衰退、异质文化介入与异质融合的文化构建；在街区的空间实践中，街区空间主体角色发生变更，社会关系出现转变。这一结论无疑以空间生产理论拓展了既有旅游影响的研究视角，并以旅游影响城市街区空间再生产的实践验证和发展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和适用范围。然而，旅游仅仅作为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形式，在其背后交织着全球化所具有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口流等特点，衍生出新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生产方式。这些后现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决定了权力是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产生的根本驱动力。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过程、动力和影响，正是这种特征的实践和充分体现。本研究进一步将未来的关注点引向如何协调好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发展中权力、资本、居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在城市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谋求空间正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旅游发展的价值取向，需要在空间生产理论指导下继续得到关注与探讨。

参考文献：

[1]郭凌，王志章.历史文化名城老街区改造中的城市更新：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7)：61-68.

[2]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2009，(1)：27-33.

[4]杨慧.马康纳(Nean Mac Cannell)及现代旅游理论[J].思想战线，2005，(1)：97-101.

[5]宋捷.浅析历史街区更新型RBD与城市CBD的有机互动——以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更新规划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1，(1)：39-43.

[6]孙利坤.历史街区文化旅游开发初探——以长江路历史街区为例[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S1)：117-121.

[7]SAARINEN J. Local Tourism Awareness: Community Views on Tourism and Its Impacts in Katutura and King Nehale Conservancy, Namibi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0,(5)：713-724.

[8]李小敏.国外空间社会理论的互动与论争——社区空间理论的流变[J].城市问题，2006,(9)：89-93.

[9]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10]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1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郭文，王丽.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J].地理科学，2015，(6)：708-716.

[13]景秀艳，TIMOTHY， TYRRELL.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基于福建省泰宁县五个乡村社区的实证研究[J].旅游科学，2012，(5)：20-29.

[14]寇怀云.都江堰西街历史街区保护性重建的多维度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10.

[15]〔英〕斯密.国富论[M].谢宗林，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6]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409-413.

[17]〔法〕米歇尔·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8]张萍.上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模式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19]FOUCO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Translated by A. Sheridan. London： Allen Lane，1999.

[责任编辑：钟秋波]

Space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Stree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nri Lefebvre’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GUO Ling1， WANG Zhi-zhang2，CHEN Dan-dan1

(1.College of Tour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ujiangyan, Sichuan 611830;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Henri Lefebvre’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mbs the changing of West Historical Street of Dujiangyan diachronically, and analyzes the whole process and impetus of reproduction of West Historical Street of Dujiangyan from histor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pace reproduction of West Historical Street reflects not only residents’ resistance under power, capital and daily life context, but also forms the impetus of historical changing and space reproduction at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of such space reproduction can be very helpful in inheriting positive cultural memories, negoti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exploration i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urban historical streets in other cities in China.

Key words:tourism; urban historical streets; space reproduction; west historical street of Dujiangyan; Henri Lefebvre’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收稿日期：2016-01-1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旅游开发与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的协同路径研究”(14CSH049)及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我国西部地区旅游社区治理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TYEPT201447)的支持。

作者简介：郭凌(1981—)，女，四川成都人，管理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社会学； 王志章(1956—)，男，湖北当阳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陈丹丹(1995—)，女，重庆万州人，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0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