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相诚，王永龙（宁波大红鹰学院金融贸易学院，浙江宁波315175）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行业联合对策
——基于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个案研究

朱相诚，王永龙
（宁波大红鹰学院金融贸易学院，浙江宁波315175）

摘 要：宁波具有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海陆枢纽之地理区位和加工制造之实体产业依托的优势，但分权财政管理体制和GDP考核体制造成交易市场的投资不当——数量过多、高度同质和分隔运行，形成目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总体格局，导致行业整体的交易清淡与风险高企。为充分发挥交易市场带动产业发展的作用，在面临浙江舟山交易中心和中国（上海）自贸区现实挑战的情况下，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应进行行业外部管理政策调整和内部组织结构优化，在战略制定、路径选择、机制设计等三个层面和发起动因、技术手段等两个维度，采取相应的行业联合对策，以实现对内做大与对外做强之目的，进而在新常态的“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中为中国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市场联合

一、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评价

许多大宗商品在国民经济中因具有必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特征而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福利。凭借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下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因此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联合的研究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价值，现对相关文献做扼要述评。

在交易市场内部结构方面，根据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供给的规模经济性（主要指交易业务而非会员业务）和罗尔夫斯（J.Rohlfs）需求的网络外部性（规模较大的市场将给新加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理论，交易市场整体存在特殊的先动优势规律；[1]在发展路径方面，霍夫曼和布劳（G.W.Hoff⁃man&G.Blau）坚持“标准现货→活跃远期→成熟期货”的三阶段常规发展路径，威廉姆斯（J.Wil⁃liams）则论证了跳跃式发展的逻辑可能，荆林波对中国交易市场进行了个案研究；[2]在市场效率方面，多数研究者认为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完全竞争市场效率最高，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科斯（R. H.Coase）[3]在给出交易成本概念的同时，也为市场效率的度量提供了重要指标；法码（E.F.Fama）[4]依据价格对信息的反应程度，提出市场效率的三分法——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威斯特和蒂尼奇（S.West&R.Tinic）进而将市场效率细分为内部运转效率和外部定价效率，市场效率的改进可以沿着阿罗（K.J.Arrow）主张的完整市场标准、符合丁伯根（J.Tinbergen）首倡的规模经济原理而实现，达到瓦尔拉斯（L.Walras）之一般均衡状态。[5-6]几乎所有的研究均认可交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地位，能够引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升级，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兼具商业和公益属性。[5，7]

在交易市场联合的发展趋势方面，李（R.Lee）[8-9]发现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决定了交易市场的国内合并，成熟而廉价的电脑网络应用则使之走向国际舞台，交易市场联合的重心正从欧美转向亚太；科特勒和明（P.Kotler&F.Ming）等提出的对口或利基市场理论[10-11]为交易市场联合提供了合理的逻辑解读。在联合绩效方面，施东辉[5]认为，联合市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交易业务而非客户业务，并可能导致“马歇尔冲突”；①朱相诚[7]认为，基于市场之间关联的密切程度，交易所联合包括交易对方的产品、开放对方的会员、参与对方的股份和彻底合并为一家交易所。在研究方法方面，周章跃、万广华[12]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除了Lele方法和方差分析法之外，主要包括相关分析法、Ravallion模型法、共聚合法及Parity Bounds模型法；新近引入的方法有DEA（数据包络分析法）、Grange检验法、ECM模型和改进的ARCH模型等。[13-15]

在中国大陆的交易市场分隔状况方面，陆铭和陈钊[16]、范子瑛和张军[17]、陈宇峰和叶志鹏[18]等认为，市场分割的动因主要缘于财政分权和产品的异质性，进而导致GDP攀比与地方保护；吴意云等[19]发现，大陆交易市场分隔的程度是内地高于沿海、省内高于区域；[18]在未来发展方面，周旭[20]等预测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大型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唯此方能对抗欧美定价权；范子瑛、张军[17]基于分权体制提出了经由上一级财政统一转移支付补偿的联合思路，郭骊、陈少强和孙艳丽[21]提出通过交易商品的标准研究与实际应用，凭借市场竞争的自发力量推进交易市场联合的外部路径；盛斌、毛其淋[22]认为，交易市场联合存在着显著的积极效应；刘再起、徐艳飞[23]发现，交易市场联合可以缩小省际经济增长的差距。

已有的海内外文献大多属于理论模型和统计实证研究，关注的是交易市场分割的成因、水平和联合的收益，极少数对策亦限于原则目标和可能路径，鲜见个案的系统对策研究。由于体制、环境和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的演化经验和转型国家的积极探索仅能为我国提供部分借鉴而不可照搬。本文选择宁波为对象，全面考察其地理区位、产业依托、体制特色和行业发展，从战略、路径和机制层面，系统构建交易市场联合的应用对策。

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现状及问题

（一）全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总体演进

根据运行体制的不同，新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演化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53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宗商品流通阶段；二是从1985年到1995年前后双轨制下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设阶段，其间极具中国特色的是1987年期货先于现货的率先推出；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统一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发展阶段。最新的发展格局为，经过2011—2012年新一轮清理整顿，行业协会得以成立并发布自律公约，电子商务普遍引入大宗商品交易市场。2013年我国有亿元以上商品批发市场近6 000家，传统现货批发市场约80 000家；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场所538家，其中处于运营状态的有513家。

中国大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1997—2013年间的数量变化可参见图1。

虽然中国大陆大宗商品的交易数量、活跃程度已经处于世界的前列，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与欧美差距极大，拥有的国际话语权很小。如作为国际运量40%目的地的中国大陆却只有大宗商品9%的定价权；中国大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为2.9次，远低于日本和德国9～10次的水平。②

就市场的组织结构而言，根据胡俞越[24]、张志刚[25]等人的研究，目前中国大陆大宗商品交易的各层次市场发展并不协调，各交易所网络应互联互通，整合同类市场；应向资本市场迈进，走规范发展与超常规发展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同时，凸显市场的公益性质，实行内外贸的并行开拓。

（二）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

浙江省宁波市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具有优越的条件：海陆枢纽——宁波-舟山深水良港、发达的国际贸易、强大的临港经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将推进国家物流节点城市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升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推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打造特色贸易中心品牌应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然而，目前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

图1　中国大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发展历程

一是组织发起不规范。宁波市现有宁波大宗商品交易所（简称“甬商所”）等13家交易所，除钱塘有色外，其他均由国有企业控股，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偏少且高度重合，而单一的行政监管方式容易造成行业的内在缺陷（参见表1）。

表1　宁波、舟山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结构的比较

二是运营效率低。源于组织结构的先天缺陷，受财政补贴和行政考核制度的影响，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普遍缺乏内在的市场创新动力，代表性的宁波大宗商品交易所目前只有7个交易品种，而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品种已多达21个；囿于相同的实体产业依托，宁波主要交易市场之间的交易品种高度雷同（参见表2），加剧了内部的资源浪费与恶性竞争。

表2　宁波市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品种比较

三是市场运转绩效差。与浙商所相比，甬商所虽然面临相同的港口条件，且拥有海陆联运的地理便利和实体产业支持（参见图2），但在60个最初交易日内的总成交量不及舟山大宗904.3808万张（182.2亿元）的50%，如今的差距更大，而后者注册资金仅为甬商所的50%。宁波的交易市场远未实现应有的外部市场绩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配置效率、引导实体产业、塑造可持续竞争力、打造区域定价权。

图2　宁波、舟山大宗市场的相关经济规模比较

三、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问题的成因解析与发展思路

（一）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问题的成因解析

一是在交易市场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财政分权制度和GDP考核体制的先天不足。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重复建设极易发生，而现有GDP考核体制则提供了交易市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实动力。根据此前的文献，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供给方面可产生规模经济性，在需求方面拥有网络外部性，在整体上遵循着先动规律，因此不尽合理的管理体制或许应为目前的制度锁定格局承担制度设计“原罪”。另外，GDP考核体制很容易导致交易市场的定位错误，因为交易市场应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为宗旨，其商业营利属性宜从属于社会公益属性，至少应基于服务内容的延伸与项目创新，而非简单的交易费用收取。

二是在交易市场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着政府直接建设越位和服务支持缺位的角色错位。经由行政体制，形成了少数地方国有企业为主的交易市场所有权结构和由地方各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组成的市场监管结构。以甬商所为例，其股东系3家国有企业，如此数量少、国有身份单一和持股数量悬殊的股东结构无疑提高了交易市场的内部控制风险，难以保障交易市场的内部高效管理与外部积极创新；鉴于交易市场单一的国有股份结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组成的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很难保障监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反观运转良好的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其股东涵盖省内外的国企与民企，数量多达12家，股权结构显然更为合理。

三是在市场环境培育方面，存在着行政服务效率偏低和关联行业协调的问题。宁波市政府虽先后颁发《关于对各类交易场所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和《关于加快我市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整合与发展的建议》，但交易市场内部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创新调整却相对滞后，市场环境较不成熟。相形之下，义乌市于2015年就已印发《义乌市商事主体“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办法（试行）》，舟山市更首创集交易、信息、通关、航运、金融和政务等六大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在2013年底即在政务创新的基础上，以创新取代优惠，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招收会员。

（二）宁波市场发展的可行思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和外资进入批发行业的步伐加快，把国内交易市场推进到整合提升的关键时期，区域联合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的介入将促进交易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结合。1993年欧盟（EU）、2008年芝商所集团（CME-Groups）的合并和2012年香港交易所（HKEx）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等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海外案例支持，而有效整合的舟山和全面创新的上海又给宁波交易市场带来现实威胁。2014年新华大宗托管兰溪汇丰和2015年青岛港大宗的股权转让表明新一轮的整合浪潮已经来临。[26]

因此，发展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有效对策之一是尽快推进各交易市场之间的有机联合，实现高效的规模化经营。宁波市政府在2012年曾发文明确提出加快交易市场的整合兼并，通过政策和股权手段，以甬商所和余姚塑料城为龙头，整合周边交易市场，以北仑为中心，整合大榭、保税区以及镇海的交易市场，促进“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但时至今日尚无实践举措。本文拟依托最新的理论成果，借鉴海外经验，考虑宁波的特殊因素，从战略制定、路径选择到机制设计等三个层面，系统地提出宁波各交易市场走向有机联合的对策建议。

四、宁波交易市场联合的对策建议

宁波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发展，必须走规模化即横向联合之路，同时兼顾专业化、集成化（纵向整合）、电子化和国际化。

（一）制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发挥交易市场的最佳效能

理论研究和海内外实践表明，唯有对内做大，才能对外做强。依据宁波交易市场发展的潜在优势，可制定宁波市内13家交易市场联合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宁波大宗商品交易所为核心平台，制定战略联盟协议，在短期内实现技术平台的相互接通，在中期内实现会员资格和交易品种的彼此开放，最终达到相互参股直至彻底合并为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之目的，走跨越式发展之路，对内提高综合实力，对外打造区域竞争力。③

宁波交易市场联合的总体战略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四项职能战略：一是技术平台的互联互通；二是股份结构的合理优化；三是治理结构的规范调整；四是监督管理的全新构建。无疑，政府政策和股权改革是交易市场联合的必要手段与基本抓手。

需要说明的是，大宗商品具有特殊的必需性如农产品、基础性如矿产品和战略性如能源化工产品（二者还具有特殊的数量稀缺性、分布的不均匀性），对社会福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交易所存在商业和社会利益的客观冲突，因此联合之后交易所的商业属性应服从公益属性，首要定位于公共机构，应特别关注其在第三轮国企分类改革、分类监管中的具体定位。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可以通过国家持股、交易章程、行业监管和多元股份进行调控。[5]

（二）选择高效特色的实现路径，助推交易市场的跨越发展

为实现宁波交易市场联合的战略目标，可选择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政府引导主要体现在发展规划和基础建设方面；市场机制则体现为以兼并收购促交易市场发展，在充分考虑行业、品种和主体不同的情况下，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尽量减少甚至完全规避成熟市场自发演化的漫长时间成本和新兴市场自觉主导的高昂试错成本。

纵观海外成熟市场的演化过程，多数经历了“标准化现货→活跃的远期→成熟的期货”的一般路径，然而，部分新兴市场如马来西亚甚至瑞典的经验④表明，经过政府科学、系统的规划和引导，乃至直接的主导参与，实现商品交易市场跨越式联合发展是完全可能的。[2]

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主要源于漫长的自发演进，其现有市场结构可以作为宁波制定战略目标的经验借鉴，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外市场环境尤其是管理体制的巨大差异。部分转轨顺利和转型成功的新兴市场在行业联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马来西亚由政府直接组建交易市场、瑞典政府促进行业联合），提示宁波在实现交易市场联合过程中政府的特殊重要地位和功能。

（三）设计有针对性的操作机制，确保交易市场联合的可行性

1.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发起功能以便形成有效的直接动因

需要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全面支持和统一协调的，由商务部门具体牵头的，由发展改革、国有资产、工业化与信息、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工商税务、财政金融、统计等部门分工参与的联合工作机制，特别关注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和单个部门内部对下属机构的垂直领导。

在市场环境相对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适当参与交易市场的联合可以发挥该行业的“后发优势”。况且，目前宁波市交易市场数量众多、品种单一、彼此分割恰恰是财政分权、政府创建的结果，因此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将市政府置于组织发起者地位是可行的，政府的功能可体现在规划引导甚至直接建设、监督管理和配套服务等方面。

为此，必须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部门衔接，努力为交易市场联合提供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亦可通过持有股份间接发挥联合的内部促进作用，使政府的主导地位、发起功能和有序退出一线业务与发挥市场的基础地位并行不悖。[26]

2.合理变革交易市场的股份结构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纽带

宁波市各商品交易市场亟需实行股份多元化改革，在初始阶段保持国有股份占据主体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可逐步引入海内外战略投资者，有效提高公司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维护交易市场业务发展的稳定性，增强交易市场创新的内在积极性。⑤不同交易市场的效率差异，会导致股价的涨跌和优胜劣汰，促进彼此参股甚至彻底合并。

宁波市目前的商品交易市场几乎都是在政府推动下组建的，缺乏所有者的有效关注。在股份多元化过程中，初始占据控制地位的国有股份转让应遵循方向性和渐进式安排，商品交易市场可以追求适当的利润，但必须以公正、透明、高效为前提。随着交易市场的日益成熟，国有股份的有序退出将为优化资本结构带来便利，因为国家控股是公益属性的保障，股份多元化将有利于追求基于商业利益的创新活力。⑥

另外，还应特别关注行业协会的独特功能。自发组建、规范运转的行业协会与一线市场紧密相连，行业协会发挥着人员培训、交流学习、行情研发和纠纷仲裁等重要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为各交易市场提供彼此沟通的联合平台。

3.促进交易市场的内部整合与外部竞合，建立适当的监管体制

一是各交易市场平台的互通开放。可由市级财政统一出资，相关部门组织研究开发或招标购买技术系统，折价或无偿转让给各交易市场，交易市场受利益驱动将自发互联，政府亦可倡议甚至强制命令执行。

政府提供的技术系统应注意其运转的稳定性、高效性、灵敏性以及容量的可扩展性、端口的兼容性和功能的可升级性。技术平台的互通便利了参与者在不同交易市场之间的转移，页面标准化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便利了套利者对不同市场的比较和选择，加速市场的优胜劣汰。

在平台互通的基础上，政府还应推进不同交易市场之间会员和品种的对等开放，以达到规避恶意竞争、稳定市场秩序的目的。合格的会员与成功的品种是交易市场的重要资源，品种开放可遵循从重复品种、关键品种、重要品种到利基品种的渐次路径。会员和品种的对等开放使得各交易市场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迫使每个交易市场强化管理和创新。

二是交易市场内部的股份整合。在政府政策的外部行政直接主导和国有股份的内部决策间接参与力量的联合作用下，在交易市场各自股份多元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各交易市场之间的相互参股，最后彻底合并为一家交易所。

数量众多的分割市场格局并非缘于市场规律或社会最优目标，而是财政分权、GDP考核体制和政府补贴的结果，使交易市场行业整体表现为对内缺乏效率、对外缺乏竞争力。彻底合并之后，通过规范的现代公司治理，交易市场分流出多余人员，有效降低业务成本，壮大交易市场创新能力。

单一交易市场将产生四个方面的积极效应。第一是收益增长效应。源于交易业务显著的规模经济性，重复品种的收益进一步提高，微利甚至亏损品种亦变得商业可行。第二是规范治理效应。经过人员和部门的优化与规范，交易市场的创新能力得以提高，可经由业务拓展如数据服务、会员开发以带动实体经济、打造新的收益增长点。第三是内部自律效应。在股份多元化和完善部门、人员及经费安排的条件下，短期过分的投机逐利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第四是外部监管效应。随着交易市场的逐步集中，外部有效监管所需的信息减少，搜寻成本降低，监管资源变得相对丰富。

三是与外地交易市场的相机竞合。在交易市场联合的同时，还应处理好与外地交易市场之间的联合关系。在做大做强本地交易市场的同时，率先开放对舟山交易市场的会员和竞争性品种，与之主动竞争。在积极参股上海市场的同时，加快开发周边的区域会员，推出比较优势品种，在其全面扩展之前，成为其区域或品种分中心。

舟山交易市场联合三大交易平台，整合六大功能，为参与者推出“一站式”便利服务，在综合绩效方面已经超越宁波交易市场，威胁已成现实。⑦因此，在发挥实体依托和海陆联运优势的基础上，宁波应借鉴其先进经验，抓紧制定和实施赶超战略。上海市场借鉴海外先进经验，全面创新政府管理，握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实体和政策资源，必将成为宁波交易市场难以撼动的竞争力量，宁波必须与之积极合作。被港交所收购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推出特别交易时段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展开竞争，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宁波的交易市场。

四是治理监管的结构重建。受确保社会公益性前提下的商业营利性原则约束，合并后的交易所内部需要建立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要有独立的风险监管部门、经费和人员安排，健全交易市场的一线自律功能；外部监管则由行业协会的监督仲裁、行政管理的检查提示、社会公众的补充监督和立法执法的调查惩处等有机整合而成。

目前各交易市场普遍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外部监管制度不合理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交易所股权单一国有之内在缺陷、管委会监管能力不足与行为不当。因此，应调整行政部门的介入方式，将其定位于交易市场联合的组织发起者，发挥规划制定、政策引导和检查提示功能，尤其要做好相关服务，将一线创新权还给交易市场，赋予交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推进宁波交易市场联合的一般性操作机制组合在具体应用于不同行业、不同品种和不同主体时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充分考虑股权结构的分散程度、交易品种的重复程度、参与主体的空间范围、所依赖的技术手段和计划实现的目标，确保联合变革实际可行、过程平稳与成本低廉。

五、结语

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联合对策的有效执行还须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殊影响。

第一，充分发挥宁波市作为计划单列市法律法规的灵活性、行政权力的统一性之积极效能，对交易市场联合进行独立、有效的推进。可以在市级政府的统一布局和领导下先行先试，对大宗交易行业相关的法规政策进行必要的清理、调整、补充和完善，辅之以积极的政务创新，为行业有效联合打造健康的发展环境，尽快实现行业结构整体的有序制度变迁。

第二，关注各交易市场在走向联合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员安排、收益分配和利益补偿问题，为行业联合目标的预期实现消除隐忧。关于被兼并交易所的利益补偿和联合后各方的收益分配问题，可以考虑短期内市级财政的一次性补偿和联合后交易所股权分配相结合的思路。至于联合过程中产生的人员分流问题，可以采取适度的财政补偿和市场化改革相结合的方式解决。

第三，注意交易市场与关联产业的协调发展，如登记与结算、仓储物流和资金融通的相互协调，实现从单一的交易组织向健全的综合服务平台转化。在充分借鉴舟山中心成功经验（联合交易、航运、船舶三大平台与整合六大市场功能）基础上，完善统一的电子信息网络，加快关联行业的协同，在努力对内做大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对外开放，包括会员拓展和市场联合，争取实现对外做强之目的。

第四，在新常态的“一带一路”战略参与过程中，宁波交易市场的联合应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做出必要的相机调整。如目前的宁波-舟山港口的硬件系统已由浙江省统一规划建设，宁波发展大宗交易市场的注意力应相应地调整到港口的商业租用方面；加之甬舟铁路建设的推进，如何妥善处理与舟山中心的竞合关系日益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话题；舟山已被确定为第4个国家新区，未来浙江省和国家的相关重大规划调整都可能成为上述对策的调整依据。

注释：

①马歇尔冲突：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自由竞争会导致企业扩张，继而凭借规模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难以避免走向垄断，而垄断反过来将阻止竞争、抑制企业活力，造成资源错配，社会由此面临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之间的两难均衡选择

②参见“首届自贸区与大宗商品高峰论坛（FTC）”（2013，上海浦东）、第四届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2014，浙江宁波）、首届全国大宗商品交易师资班（2015，浙江宁波）的会议资料。

③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的对策建议是基于特定的宁波视野，如果从浙江、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考虑的话，当然会有完全不同的建议。

④马来西亚和瑞典的案例表面上是证券交易行业变革，但海外市场多含商品期货，而期货交易是大宗商品交易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二者对宁波具有借鉴价值，况且中国大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是期现结合。

⑤伦敦交易所早在1993年曾经拒绝瑞典OMX的收购邀约，后者随之成功收购了另3家交易所并于2007年加入NYSE Euronext，2011年伦交所并购意交所是对NYSE Euronext并购德交所的被动反应，其早已失去市场先机，故交易市场不应存在“主权教条”。

⑥需要说明的是，甬商所的发展并非纯粹的所有权分散的私有化，亦非政府放弃监管的自由化，而是政府调整监管模式后的市场化，在市场发育到一定的成熟与完善程度之前，政府依然有必要在积极培养证券市场环境、依法事后管理交易所的同时，对交易所进行审慎的干预，这也是公益属性第一的社会福利要求。

⑦突出体现在其集中相关政府部门和市场机构同场办公和从业的“一站式”高效组织模式，充分发挥了关联业务之间的供给效应，极大地节约了不同环节之间的协调转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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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程

中图分类号：F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6-0102-08

收稿日期：2016-04-06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项目“浙江省‘海上丝路’服务贸易新增长点培育研究”（2015JDN04）；宁波市软科学项目“海路一体化导向下宁波大宗商品市场效率的创新提升研究”（2013A10062）和“宁波大宗商品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研究”（2014A10065）；浙江商业经济学会项目“浙江商品配置体系绩效的进化模拟与改进对策”（2014SJYB08）；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市场结构转型与宁波大宗商品交易竞争力提升研究”（JD15DZ06）

作者简介：朱相诚（1972—），男，安徽省滁州市人，宁波大红鹰学院金融贸易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证券市场、公司治理、理论经济；王永龙（1964—），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宁波大红鹰学院金融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宏观产业政策、农村金融。

A Probe into Industry-union of Chinese Commodity Exchanges

ZHU Xiang-cheng and WANG Yong-long
（Ningbo DHY University，Ningbo，Zhejiang315175，China）

Abstract：Though Ningbo has advantag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the support of real industry to develop commodity exchanges，the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fis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GDP assessment system lead to such problems as too more exchanges，higher homogeneity，and separated operation.The trading volume of this industry in Ningbo is very low and the related risk is very high.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se exchanges in lea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facing challenges brought by Zhoushan and Shanghai，these exchanges should adjust the external management policy，optimize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adopt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industry-union from such two dimensions as driving force and technological measures，and such three levels as strategic formulation，path choice and mechanism design.Only with the help of that will this industry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purposes in terms of both the trading volume and quality，and provide experiences for the great-leap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odity exchang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Ningbo；commodity；exchanging market；industry-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