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丰, 孙文浩, 费　强

(烟台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新型城镇化的选择模式与驱动机制

张益丰, 孙文浩, 费强

(烟台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产城融合”。城镇化建设并非只有“放弃农业，发展制造业”唯一出路可供选择，依托农业产业链构建，发展精品农业和生态农业，以涉农制造业与涉农生产性服务业为“增长极”形成区域内产业优化、环境保护与新型城镇发展协同演进，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方向。基于3个具有典型性城镇化演进案例的比较研究，证实以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为主旨，以“产业引导”与“生态友好”为发展导向来驱动新型城镇发展，有可能成为传统农业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可行途径。同时，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化良性发展依靠市场选择和产业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主导者和决策者。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农业产业链； 生态农业； 产业集聚

一、引言

实现城乡“发展趋同”是突破城乡两元结构制约的重要途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是发展城镇化的重点与难点。2013—2015年这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新型城镇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与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城镇化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1-3]。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6.1%。按当前增速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超过60%*城镇化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1-19/doc-ifxnqrkc6642982.shtml; 预测数据转引自陈云松、张翼的论文[4]。。在城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背后，学者们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在农业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发展支点的作用[5]。目前，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力流动、产业定位以及政府规制设计这4个层面的理论解构与实证检验。

在土地制度改革与城镇化关联研究中，研究者认为土地从资源—资本—资产的转化，使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6]。城镇化发展直接导致农业用地规模的收缩。实证结果也显示城镇化发展与农业用地的使用呈负相关[7-9]。虽然政府提出“占补平衡”与“增减挂钩”等手段来降低城镇化对农业用地的负面影响[10]，也创造出了如“地票制”和“包干制”等土地制度创新形式[6]，但是实际绩效尚待进一步检验。在劳动力转移层面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城市化的演进并非完全由工业化来主导，与工业化伴生形成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才是后工业时代城市吸纳第一、二产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与动力源泉[11-12]。只有劳动力得到有效吸纳，城镇发展才能保持活力[13-14]。在城镇化产业定位方面，研究者认同城市作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载体[15-16]，城镇化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空间、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和资源禀赋的有效集聚[17]。从政府政策层面来看，研究者认为城镇化由市场主导，受到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双重作用，应该表现为自发推进、自下而上的发展轨迹[18]。而我国的城镇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质，城镇化发展与规划设计带有行政干预特质，易于形成大规模、成片开发的新城(镇)，但社区功能发育不足[19-20]。

纵观城镇化的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内尚未就传统农业地区如何发展城镇化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涉农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并未明确。因此，本文意在通过对涉农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驱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证以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为主旨，以“产业选择”与“市场构建”作为目标来构建新型涉农产业型城镇的可行性，并且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理论探讨。

二、农业产区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可行路径

实现城镇化的良性发展，关键在于促使劳动力就业、产业结构优化、公共产品投入在城镇化建设框架内形成协同互促。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对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行准确辨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就城镇化发展的可行路径进行有效研究。

(一)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1)产业完备性与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是城镇化成功的关键因素[17]。众多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的提速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有研究证实工业化为农业资本深化带来发展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容量[18]。在此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实现自由流动，同时，产业集聚导致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多，为农业剩余人口在城市(城镇)定居提供生存保障，而农业人口的精简反过来又有助于形成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21-22]。

(2)市场的自我选择与产业定位异质性决定城镇化发展形式的多样性。良性发展的城镇化，需要形成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的自我强化，促进二、三产业发展，为劳动者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23]。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是城镇化的引擎，很难想象没有产业集群城镇化会形成一个繁荣的城镇群落，会真正地吸引农民从农村流向城镇。城镇化的路径一定是沿着主导产业—产业集群—人才集聚—健全的城镇群落逐步攀升。缺乏上述条件的城市(镇)化只能称之为“粗放式”城镇化或“半城市化”，政府指令型的造城运动不是城镇化良性发展的理想路径[7]。

通过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近郊地区形成大城市带动型城镇化；原本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通过强化工业投入，发展公共服务配套，形成市场选择型城镇模式；传统农业地区，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和与之配套的涉农二、三产业，以农业为核心形成涉农型城镇化。这些成功的城镇化案例都是顺应市场规律而形成的。相反软硬件环境均欠缺的农业地区，企图利用政府指令以基建造城、移植工业项目的形式来进行城镇化建设，盲目的投入往往带来失败的结果[13]。

(3)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城镇化良性运转的保障。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非均等化，重在城镇化建设的软件设施投入。由于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高，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进行大规模拆迁和建设新型社区。这样做既能够实现土地增值与地方收入的增加，又能在短期内通过“基建驱动”来拉动当地经济建设。加之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缺乏对具体的城镇化公共服务投入量化考核指标和考核机制，导致了重“基建”、轻“服务投入”的乱象频生，城镇化发展绩效较差。

(二)涉农地区城镇化发展路径

由于农业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盲目通过“去农业化”方式来改造当地的产业结构，试图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与实现产业优化显然不切合实际。农业产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重在结合自身发展特点，通过农业产业创新形成第一产业的优化，以农业产业链构建为主线，促进一、二、三产业围绕“高效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大目标形成产业联动，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特色镇。

图1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与农村发展交互影响示意图

城镇化、农业发展、农民培育及农村发展之间存在“四位一体”双向发展形态。高效农业将为城市/城镇带来优质和安全的农产品，城镇化的发展则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生产要素。而具有规避市场与经营双重风险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则成为高效农业的实施者。传统农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以全产业链构建来带动涉农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并形成产业集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就业安居。现代化城镇将为农民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生活理念，最终实现城乡居民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统一。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农村社区的发展物质基础也得以夯实。农业社区的发展也增强了农业就业者发展的信心，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事涉农二、三产业的转移农民进入新型城镇谋求发展，传统农村人口降低，人均占有公共服务比率上升，进一步促进农村建设有序发展。农民、农村、农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形成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的发展形态。

要构建这一互动链环，首先需要实现农业产业优化，即通过发展涉农制造业与涉农类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产品供应链的链条，形成“1+2+3”产业联动。在此基础上才能围绕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农业产业化城镇，将农产品的育种、销售、物流、质保、售后、旅游等环节搭建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集聚核心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实现农民增收的同时，促进农业社区发展与城镇建设的同步，为进一步工业化和农业规模化赢得时间与发展空间。在这一链环中，驱动主体的差异性将会导致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绩效，因此对涉农地区城镇化驱动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非常关键。

三、城镇化驱动模式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本文将以江苏常州嘉泽镇、山东德州乐陵梁锥村、山东蓬莱马家沟村为典型案例，针对“市场选择型”“企业驱动型”与“资源利用型”3种不同的城镇化驱动模式，就其发展路径、驱动机制、发展绩效的差异性以及政府功能定位进行比较研究。

(一)江苏嘉泽镇“市场选择型”城镇化

嘉泽镇地处江苏常州武进市，当地经济以苗木花卉特色农业产业为主，花木种植户达18047户，实际花木种植面积达92527亩*相关种植面积数据源自2011年6月常州嘉泽镇编制的嘉泽镇花木信息管理系统数据，种植户数数据来自于2014年对嘉泽镇党政领导的访谈记录。。以嘉泽镇为中心的苗木与花卉种植产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近40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享誉全国的苗木、观赏类花卉种植规模化产业集聚区与交易集散地。嘉泽镇以发展苗木种植起步，逐渐将产业重心投向以花木周边产品设施生产、花木运输、服务中介、金融管理、园艺技术转化、园林景观设计等二、三产业，形成以涉农第三产业为核心，专业花木市场为纽带，周边乡镇种植为基础的农业特色城镇。嘉泽镇农业特色小镇成功经验主要可以归结为3点：

(1)以花木特色农业为突破口，构建完整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嘉泽镇的初期产业发展思路也与“长三角”地区诸多乡镇一样，在政府鼓励下，上马了一批粗放型乡镇工业项目。但由于发展定位低、工业基础薄弱，无法形成产业规模与技术优势，乡镇企业在80年代末逐渐走向衰落。作为农业产业为主导的嘉泽镇在偶然的机会接触到附加值高、产业链长、吸纳劳动力多的花木产业，通过引进和实施“内源式”发展，形成以夏溪花木市场为产业集聚内核，以1600家商铺和近万家花木经纪人为销售主体，带动近14万农户从事花木种植、运输和配套服务。在周边镇域和农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花木产业供应链体系，功能齐全的花卉特色小城镇应运而生。

(2)规范农产品供应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嘉泽镇花木产业的兴起和形成产业集聚，是从花木供应链“产中”环节做大做强开始的，当其种植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综合实力增强，嘉泽镇逐渐将产业重心向农业产业链的“前向”和“后向”拓展，以发展大型的花木交易商场、花木龙头企业与产业基地为手段，促使镇域范围内的外部资源“内部化”，实现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也通过产业创新(花木品种、种养技术、交易信息共享、围绕花木园艺产业形成特种制造业集聚)，获得二、三产业的增值利润，提高整个乡镇的收益，使得城镇化基建投入和公共产品服务资金获得保障。

传统种植逐步向农资供应、良种引进和培育、市场供求与经营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品牌包装、市场拓展和建立稳定购销关系等产业节点延伸，覆盖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通过发展涉农生产性服务业，涉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投资回报率，吸纳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围绕特色农业形成产业集聚，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产城融合”。

(3)工农互促，促进城市功能提升与就地城镇化。嘉泽镇通过涉农一、二、三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形成种植、商品交易、物流、加工、园林工程为代表的特色园区，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发展和组织化运营，夯实了城镇化的产业基础。随着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需要，截止2014年底嘉泽镇有2142余户拆迁农户，拆迁总面积489995平方米，形成较为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嘉泽镇通过组建劳务合作社和组织农户就业培训等形式，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花木交易与运输服务项目)，实现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同时特色农业与高端制造业向园区集聚，土地向规模农户集中，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化服务向农村覆盖，镇域范围内公共配套设施配置也趋于合理。

(二)希森模式与“产业驱动型”城镇化发展

山东省德州市乐陵梁锥村作为适度规模化农业经营与就地城镇化的典型一直备受关注。希森集团通过产业驱动实现了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其成功经营可以归纳为：

(1)希森集团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实现产业主导的农业资本深化与乡村社区建设的“互嵌”。通过投资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和社区宅基地改造，先后两期投资4200万元与8000万元对梁锥村和许家村进行宅基地改造，腾空整合利用约750亩规模化农业用地(其中350亩用于鲁西黄牛养殖基地，400亩用于脱毒马铃薯培育)，在实现统一规模化种植(养殖)的基础上，为农户统一免费兴建农民别墅和单元楼，解决了农户的居住问题。同时通过投资兴建敬老院、实验小学、文化健身设施等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来服务村民，使得村民的生活便利程度超过城镇生活标准。

企业通过向农业社区投资释放“置信承诺”，获得农户的信任，解决了契约交易过程中的互信问题，降低了企业与农户的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企业与农民的互信关系有助于减少制度摩擦，为希森集团快速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提供了实质性的内源动力。

(2)希森集团主导的农业产业链的构建，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就业保障。希森集团形成了鲁西黄牛育种—繁殖—屠宰—生物制剂—副产品利用(沼气生产、蚯蚓养殖、有机肥生产)—品牌营销的循环产业链和紫芯脱毒马铃薯的“种—养—加—销”产业链，并且围绕这两个资本与劳动力“双密集”型产业链形成了一、二、三产业的众多就业岗位，实现农户就业的保障*据了解，希森新村共有农户136户，共计457人，其中361人成为希森集团的产业工人，从事涉农类相关产业；在周边村落吸纳劳动者就业人数达2400以上。相关数据来自于2015年烟台大学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的实地调研。。农户通过宅基地置换，以土地入股形式来参与企业建设，达到了企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利益趋同*农户的收益由1985年的人均172元上升至2015年的1.4万元以上。，实现农民富裕、企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

(3)希森集团主导的涉农型全产业链和新型城镇化具有政策扶植优势。希森模式在进行农业全产业建设与优势农产品产业集群打造的同时，发展“一村一品”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其背后是各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扶植与大量的资金投入。众所周知，希森集团投资新型城镇化的硬件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其目的是为了获得“鲁西黄牛”全产业链以及“紫芯马铃薯”全产业链的有序推进，通过规模化种植、系统化管理以及组织化的运营形成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的贯通以及经营规模层面上的范围经济优势。正是看到了希森集团所实施的农业产业化方案的可能性，各级领导对梁锥希森新村的发展倍加关注，通过政策倾斜和优先提供商业银行贷款，促进希森集团主导的地区农业全产业链构建的顺利推进。因此，涉农型产业集聚的形成与配套服务业的兴盛，其发展初期有可能是龙头企业主导或者市场主导，但是在发展中后期，政府规制与政策引导作用将会显现。

(三) 蓬莱马家沟村“资源利用型”城镇化

山东蓬莱马家沟村位于蓬莱市刘家沟镇，全村共有236户，人口608人。马家沟村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突出休闲农业、乡村观光旅游品牌优势，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度假小镇，马家沟村也由于特色农业的发展而摆脱了过去债台高筑、贫穷落后的落后村的面貌，成为了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成功样本。

马家沟村就地城镇化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

(1)对本地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其就地城镇化成功的基础。将“青山、绿水、有机、休闲”贯穿在休闲小镇的建设中，形成农业生态农场、休闲度假、乡村旅游、民俗文化产业相融合的新型城镇。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马家沟村通过村民集资和贷款方式，共投资1200万元用于道路硬化、村内住房改造、村容村貌整治；收回荒山3000余亩，种植苗木10余万株，总投资达1000万以上。通过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使得当地乡村的基础硬件条件已经具备了城镇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民俗文化元素，将蓬莱传统家宴“八大碗”、胶东锣鼓表演、胶东花馍馍等项目引入到特色旅游中，将乡土文化和旅游产业、村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文化为魂、以乡土为根、以公共服务为突破、以生态农业为支柱”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2) 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者是就地城镇化推进的动力源泉。20年前的马家沟村是远近文明的落后贫困村。村庄虽然地理条件优越，但村集体经济发展却不理想，曾经投资办过养猪场、养蝎厂等村办实体，但均因管理混乱出现资金链断裂，最终倒闭并留下近千多万的外债。当时马家沟村的村容村貌极差，乡村治理几近瘫痪*1998—2004的6年间，马家沟村两次村委会直选均因为无人担任村干部而被迫取消。。2004年7月，在外经商事业有成的村民马继业回到村内担任村两委领导，在其治理下村委追回了原本拖欠村集体多年的外债200余万元。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充分发掘本村地理区位优势，建立有机蔬菜培育基地与有机水果采摘园，合资建设金山罗斯兰温泉葡萄酒酒庄与温泉旅游度假村。马继业在市场开拓、商机把握、引资筹款能力上有着优于常人的企业家才能和团结农户的能力，使村委在带领村民创富过程中组织成本降低；同时马继业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有助于马家沟村在基建项目融资方面获得外部的资金支持。

(3)以农业发展为主线形成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生产，是马家沟就地城镇化成功的保障。马家沟村委下属的马家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有机蔬果合作社、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均是围绕乡村休闲游产业链而展开业务，通过打造有机蔬果种植、垂钓、木屋度假村、温泉葡萄酒庄，既能发展乡村经济，同时积极吸纳本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产业引领、就业保障、生态友好的新型农业型小城镇。

(四)案例的总结与比较

本文的3个涉农城镇化案例在4个维度上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1)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形成农业的全产业链运作，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嘉泽与希森的全产业链运作的痕迹更为明显，嘉泽镇已经形成了涉农生产性服务业、涉农制造业、园林苗木花卉种植“层层嵌套式”产业集聚。城镇内产业门类齐全，功能定位明晰，完成了农村集镇向多功能城市的转变，实现城镇化的深层次发展。而梁锥村的城镇化带有更多的希森集团产业化的印记，梁锥村在整个希森集团全产业化运作模式中仅仅担任产业基地的角色。乡村的公共服务升级、居民生活条件感受和农民就地获得就业机会也都是因为希森集团的产业发展规划而获得改善。因此像梁锥村这样以企业主导的农村就地城镇化会造成产业门类相对欠缺，通过企业投入和政府关注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势必依附于企业的发展。马家沟城镇化是通过充分挖掘村域自身资源优势，抓住生态农业和休闲度假这两条主线，并通过乡村综合治理来将其有机串联。虽然马家沟的城镇化与梁锥村、嘉泽镇的城镇化相比规模较小，但是通过发掘自身资源优势，以农业来发展生产、以生态文明来保证城镇化质量，可以说其城镇化的可持续性要优于梁锥村。

(2)依托农业产业链发展，形成劳动力的就地安置，实现产业发展与人口就业的互嵌。梁锥村、嘉泽镇以及马家沟的城镇化均属于就地城镇化的范畴，其发展均是通过构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促进产业链各节点的协同发展来吸纳劳动者就业，做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妥善安置。

(3)通过旧村改造，实现人居环境的现代化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投入，形成宜居的新型小城镇。3个案例中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它们均具有整洁的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尽管投资主体具有差异(嘉泽镇的政府投入、梁锥村的企业投入、马家沟的村集体与社会共同投入)，但是最终资金均落实到了当地的城镇化建设上，起到了促进城镇发展的积极作用。

(4)产业发展决定了城镇化能否实现，政府则起到了农业产业链构建与新型城镇化成功过程中的保障作用。在3个案例中，嘉泽城镇化是产业选择的结果，该地区所具备的涉农“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产业基础，是嘉泽城镇化得以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而梁锥村的城镇化得益于希森集团的投资推动，企业构建自己完整的产业链，村庄发展被产业链所俘获，村集体与村民被动参与到产业链构建中。马家沟村的就地城镇化则是村集体经济向集团化企业过渡，以产业发展来带动村庄经济发展和特色小城镇建设。马家沟的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和村民是产业链的链主，他们成为了特色生态农业发展的主导者。政府只在产业发展上规模以及需要政策引导的时刻，通过政策扶植和资金优惠来对城镇化实现“助推”，政府并非是城镇化与产业链构建的主导者。

表1　涉农城镇化建设产业特质与发展成效

3个案例所代表的产城联动模式都可能成为未来农业产区城镇化的可行方案。未来农业产区城镇化发展示意图参见图3。

四、结论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居城镇化，更是产业城镇化。城镇化的推进，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来提升地区产值，更不能以牺牲第一产业的发展空间来人为“堆砌”城镇化指标。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是人、土地及环境和谐共存的结果。3个成功的城镇化案例体现了新经济地理学所认定的城市产生的三大条件：(1)共享性(Sharing)：通过做大农业产业，形成产业规模效益和“人、财、物”的向心凝聚力，促进产业链各环节参与者的有效协作，实现对投入品的共享，促使参与者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强化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2)匹配性(Matching)：通过市场选择，发挥地域资源优势产业，促进与优势产业相关联的产业链在本地区形成集聚效应，使生产者、消费者在小城镇范围内快速高效地获得其需要的最终产品或者生产要素与用工机会，配套服务均能在镇域内实现快速匹配。(3)学习性(Learning)：3个案例所代表的农业特色产业集聚，是通过本地农业产业分工细化，促使农业产业链各节点的参与者通过相互协作达到知识在产品内与产业内的快速传播，推动参与者不断攀升产业链的高端，通过三产联动有序推进涉农型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与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功能应更多集中在产业发展的中、后期的政策扶植和服务配套以及资金供应上，涉农城镇化发展初期，主导权应该交由市场或龙头企业(社会力量)来完成，政府不是城镇化项目的选择者和决策者。

在此，本文对传统农业产区和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发展新型城镇化提出4点政策建议：

(1)形成农业产业创新亮点，发展区域内产业集聚优势。通过农业产业创新(与农业生态相关产业)的优势来形成构建农业产业链体系的动力源泉，形成产业增长引擎；通过农产品供应链的构建与优化，来形成涉农类三产协同，以产业互动来发展地区的核心竞争力，达到农业附加值和特色专业镇的形成。

(2)通过涉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动传统服务业、旅游产业、休闲文化产业在城镇范围内形成集聚效应，通过区域品牌建设来打造宜居型生存环境和乡村旅游度假地。鼓励和引导农民从事涉农服务项目，通过产业引导来形成服务业集聚，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人口向城镇中心区的集聚。

(3)实现“市场选择+企业参与+政府扶植”三位一体，通过建立区域形象品牌来打造农业产业特色镇，在农业专业特色镇这一大品牌下形成主导产业做强、配套服务完备、环境治理改善、特色旅游跟进的产业发展递进式发展，打好“人居牌”“农业牌”“文化牌”与“服务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优质的发展基础。

(4)增强政府制度规范合理性，发展项目应最大程度地避免过度干预，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与地区产业化的模式选择应交由市场与社会力量来主导，强制性政府行为未必能形成适宜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政府减少对驱动城镇化各行为主体的干预力度，将工作重点放在通过政策调控来规范整个市场的运作上，如在项目审批、环保测评、项目融资层面做好把关审批工作；努力保障城镇化过程中低资源消耗和低环境负荷相结合，保持本地优质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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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Choice Model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ZHANG Yi-feng, SUN Wen-hao, FEI Q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The found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The method to develop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s to build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s, develop quality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dustries. Meanwhile, agricultu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which are collaborating with industry optimizat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urbanization，is based on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and population. Base on the study of three different cases of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holds that one of the feasible ways, which can develop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optimize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To promote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leading force can be the enterprises or marketing activities; government imperative shoul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urbanization procedure.

Key Words：new-type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收稿日期:2016-04-18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4.0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群重点项目(713330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3063)

作者简介:张益丰(1973—)，男，江苏无锡人，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E-mail：yifzhang@ytu.edu.cn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4-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