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庆典“集体欢腾”的形态、阐释及其反思<br/>——以奥运庆典仪式为例

体育庆典“集体欢腾”的形态、阐释及其反思
——以奥运庆典仪式为例

2016-07-18叶欣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3期

关键词：奥运会

叶　欣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2.河海大学体育系，江苏南京　210098)

体育庆典“集体欢腾”的形态、阐释及其反思
——以奥运庆典仪式为例

叶欣1，2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1100;2.河海大学体育系，江苏南京210098)

摘要：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成为世界关注度高、国家参与度高、文化融合度高的重要话题。费孝通先生所秉持的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当作人类共同生活的社区这一态度，视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欣赏，是日益多元的世界所必须的。试图探讨：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呈现的形态，并进行阐释及其反思。因此，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呈现出“集体欢腾”的形态，对庆典仪式的过程进行述描，考掘体育庆典仪式的意涵并予以阐释，与此同时，理性反思体育庆典仪式这一研究对象。

关键词：体育庆典；集体欢腾；奥运会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数学者以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时代的开启[1]。我们长期处在世界社会，没有哪个国家、哪个集团和外界互相隔绝[2]。当下，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中，尤其类似夏季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盛大赛事的庆典，常常被誉为典范。其中，关注度极高、庆典极为盛大的奥运会，拥有典型的体育庆典仪式以及历史沿革，它较于一般社会庆典，具有更为丰富的结构形态与实践内涵。因而，笔者以奥运会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体育庆典”这一社会事实，考察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的形态并阐释其深刻意涵，对我们认清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的“集体欢腾”本质具有重要价值，为丰沛现有的仪式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探讨空间。

一、“集体欢腾”：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的形态

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规模宏大、参与人数多、持续的时间较长，一般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并且依据庆典活动调集民众及其相应的公共资源。在全球化时代，奥运会深得其利，不断发展，继而作为全球化体育活动的缩影，表征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其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体育庆典的发展历史，体育庆典的全球化程度和仪式变迁足以在奥运会的发展历程中得以管窥。究其客观实在性，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凝聚集体意识，制造世界性的社会记忆，试图构建与全球体育相关的“共同体”。群体、组织或相关团队“为着特定目的聚合在一起”[3]，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然后依据某种方式和社会规范凝结成相互关联的集体，其成员间持有共同的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相同的利益与需求，以及非常强烈的认同意识[4]。恰如奥林匹克宪章中所阐释，所有人都拥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不遭遇各类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5]。

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仪式的形态在本质上可以纳入“集体欢腾”的范畴。“集体欢腾”是涂尔干后期宗教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在集体欢腾的视角下，涂尔干凸显了日常生活状态之所以突然断裂的必然性，并借表征某种社会时刻的降临所集聚的道德力量的基础，以此作为对现代性与人性条件之迷思的一种探问。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欢腾”指涉的不仅是涂尔干宗教理论的主题，更是他社会理论的一个面向。也就是说，集体欢腾不仅是初民社会的一个场景，还在现代社会中存有踪影，涂尔干所认为的集体欢腾根源于社会生活，以“凡俗事物”与“神圣事物”为基础形成相应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是神圣的，对于个人来说是个人的元气，对于社会来说是社会的元气。恰如胡塞尔所认为，信仰这一对象是“真实显现”与“空乏指示”的统一。“就整个被意指的对象而言，对象意义在每一瞬间都相同，并且在瞬间显现的连续序列中是相合的”[6]。藉此，可以认为，全球化的体育庆典仪式借助宏大叙事和精良制作，通过节目的编排让观众处于亢奋状态，强化体育庆典仪式的各类符号象征，形成集体意识，继而对个体产生影响。奥运会的庆典仪式，沿袭了古奥运会的规程，借由相关仪式来完成庆典的全过程，制造全球范围的“集体欢腾”，这种集体的尺度不拘泥于宗教、也逾越了某种禁忌，将世界人民凝聚其中，实现民众的普遍认同和集体归属。

二、述描：奥运庆典的仪式过程

现代奥运会的庆典仪式源于古奥运会，在古奥运会时期，其竞技会庄严而神圣，是为了靠近神灵并成为神灵所喜之人而从事的仪式化活动。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倾向于“完美思想寓于健康体魄”。在赛会的第一天大多举行庄严的祭神仪式，次日开始竞赛活动。运动会中的获胜者被授予橄榄枝织就的花冠，含有神灵钟爱的寓意。这种意识与古希腊的宗教密切关联，种种仪式行为均体现宗教信仰。古奥运会成为宗教祭祀性赛会，其仪式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仪式在漫长的古奥运会历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现代奥运会的庆典仪式以开闭幕式为典型。沿袭传统，整个奥运会庆典的仪式过程必须蕴含某些固定内容。比如说，开幕式常常由这些内容构成：开幕式庆典的主题表演、不同国家参赛队员的入场仪式、国际奥委会和承办国奥组委主席的精彩演讲、承办国的最高领导人致词并宣布正式开幕、会旗入场仪式、参赛队员的代表和裁判代表宣读誓词、圣火入场仪式等等。与此一致的是，奥运会闭幕式也包含必要的环节。

在奥运庆典仪式中，倍受人们关注的核心部分是开、闭幕式的主题表演。对其主旨进行抽取，能够分析出社会权力在具体语境中如何得到描述、表达、认可和掩盖，从而揭示人们组织、理解话语的规则。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先秦唐宋的灿烂辉煌，古老中国的伟大文明与新中国的伟大复兴宏愿，体现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文化精髓[7](见图1)。

图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文本语意图解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文本的语意勾勒出完整的叙事结构。文本记叙中，以画卷完成为主线，在不同时空领域出现不同的绘画者，呈现与回顾不同的事件，推动着叙事的发展。成了一个由政治话语、全球化话语、文化价值话语等错综交织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可以理解为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为了达成体育庆典的“集体欢腾”之义，聚合诸多话语元素，让参与体育庆典的个体在不同时空、不同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中产生归属感，形成认同，实现“共同理解”，表面看来关联并不密切，实际上与权力、叙事、话语、想象、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之间有着复杂的理论关系[8]，共同维护、建构、互为注解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系统。

三、考掘：体育庆典的仪式意涵及其阐释

体育庆典仪式作为某种团结的“超常态行为”，诉诸实践，是特定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古奥运会或者现代奥运会，其庆典仪式依然秉承了对“神圣事物”的集体膜拜。涂尔干把原始部落的图腾当作人们在宗教活动中的神圣事物[9]47。他认为，原始部落的本身并无可能提供凝聚人心的能力和功能，需要借助介质联结。这一说法与奥运会的庆典仪式本质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去魅化”的理性世界中，社会赋予了神圣事物本身属性的重大要义，现代奥运会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庆典仪式，面临超越神圣化的命运来验证“超常态行为”。

1.制造集体共识

奥运会以奥林匹克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实践继而成为体系，是面向未来的设想与信念。其中诠释体育文化的被称为奥林匹克理想，核心部分是奥林匹克主义，由运动来实践理想，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渗透奥林匹克精神。顾拜旦在1894年巴黎国际体育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奥林匹克理想”的概念，自此，为世界人民搭建了“集体欢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沿着“体育不止于体育”的思路不断探索和实践。如萨马兰奇所认为，顾拜旦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者们深信，体育运动有益于年轻人乃至整个人类，不仅强健体魄，对提高道德水准也是有益[10]。奥林匹克主义继承发扬了传统，通过体育活动推动人们的身心发展，积极推进体育和文化的融合交流，使之成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而运动实践在诠释奥林匹克理想时显得朴实而从容，相互套接的五环象征着覆盖五大洲的奥林匹克活动普遍而经常，其最高层次的活动是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相聚一堂[11]。奥林匹克运动在国际奥组委的领导下，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思想指导，开展经常的、普遍的体育活动，彰显奥林匹克精神，影响青年和人类的深远发展。可以看出，活动广泛的奥林匹克运动，让大众体育体现参加者的集体性；与此同时，奥运会作为全球体育的盛大节日，其庆典及相关仪式也彰显了全球化时代的集体共识。

2.表征文化符号

符号的产生和使用让人们“不再生活在单纯的物理宇宙当中，而是生活在符号宇宙当中。”[12]符号对特殊能指和所指的连接来说存在着社会理由，它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13]。奥运会借助相应的符号构建“美与尊重”，从仪式内容看，奥运会的开、闭幕式极其典型，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各个环节几乎都蕴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比如说，参赛国家均设计象征本国队伍的标志，节目展演与运动员的誓词也颇有象征意义，同时裁判代表也立誓公平公正。奥运火炬这一符号表征意义同样深远，用奥运会的发源国希腊的太阳光点燃火炬，经由许多象征意义上的人员一路传递，抵达举办国并持续燃烧，直到奥运会正式启幕。从仪式语言来看，奥运会中的仪式话语也具有高度的表征力量。比如说，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小姑娘柳波芙的梦境开启为象征，导引出“俄罗斯之梦”。然后依照俄语字母表的顺序道出精心设计的一个个单词，这些单词极富俄罗斯特色，体现承办国历史的辉煌成就。2008年，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的北京奥运会上，张艺谋团队巧妙地选择了画卷这一载体，以时间为主轴，用中国美学的“写意”精神描述东方文明的底蕴。正如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伊文思·皮蓬所说，外国人最感兴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而是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这需要我们回溯昨天，探寻中国科技与历史的演变[14]。奥运会的仪式内容、仪式行为、仪式语言等文化符号对奥运会的庆典仪式实现表征，这些符号的表征见证了跨历史和超地域的社会事实，联结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团结和集体认同。

3.聚焦现实感与合法性

体育庆典仪式聚焦现实感与合法性，这种聚焦形成一种强化，借助不同的庆典仪式从既有的“集体欢腾”走向新的“集体欢腾”，制造认同，强调归属感。就现实感而言，它指向现实中体育庆典的存在及其相关活动的思考，是与历史感紧密相关的另一向度，离开现实的历史没有任何价值[15]73。体育庆典作为时代的产物，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本质与时代勾连，自觉反映现实的需要，与此同时，完善庆典仪式的变化可以对现实加以指导。每个时代的庆典仪式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蕴含的内容各异，因此，体育庆典仪式应具有现实感，与现实相联，又不止于固有的、程式化的庆典仪式本身，它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16]。

而从合法性来看，体育庆典并非保持一成不变。自古希腊竞技运动的典礼开始，到如今全球化时代的庆典仪式，体育庆典的合法性经历失而复得的过程。在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深入影响，体育遭到人们的排斥，庆典仪式自然也就不受重视，近年来，伴随思想解放运动的萌芽和兴起，在工业化的大环境下，体育庆典重新获得认同，重申其合法性。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这部著作中提出“体育”这一概念，并视其为身体教育的方法。他强调在人们一生当中的每个阶段都应接受体育教育，与此同时，他重申了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理念。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也认为，竞技活动不仅仅锻炼体格，也是为了教育人。竞赛可以磨炼身体，培养坚强个性，继而增强和发展思想、能力，塑造相对完善独特的个性[17]。可见，体育和教育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而体育庆典仪式也在合法性中充分体现，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综上，体育庆典的仪式功能本身就是“集体欢腾”的展现，它不仅通过集体共识的制造和文化符号的表征来体现既有“集体欢腾”的存在，还借助现实感的强化和合法性的赋予制造新的“集体欢腾”。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体育庆典建立于社会现实，也勾连特定的历史。它通过提供与社会现实有关的历史线索，定位和解释现实，同时，其丰富的历史线索赋予真正的“集体欢腾”以内涵和功能。

四、反思：作为“集体欢腾”的体育庆典仪式

1.社会事实的展演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提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固定或者不固定，凡事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都作为社会事实，它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客观性、强制性与集体性[18]。参照相关特征，体育庆典实现了社会事实的展演，首先，从客观性来看，体育庆典虽然是一个全球覆盖，众人参与的盛会，但是它外在于个人而客观存在，不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其次，体育庆典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从某种角度看，它体现了相关的国家意志，从宏观辐射微观，对关联个体的行为构成一定约束；第三，体育庆典具有集体性，它不是个体现象的总和，而是具有集体属性的表征，作用于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在这个整体环境中，个体具有归属感，能够达到“共同理解”。

涂尔干关注了社会事实的横剖面，从历史的横断面总结出社会事实的特征。其实，体育庆典仪式要显得更为复杂，它有别于一般的物，复杂于一般的物，它以人类为载体和表现形式，这三个特征可能无法诠释全部，有诸多问题值得学者们探讨和思考。比如说，体育庆典的载体是具体的人，又确实外在于每一个人，对个人有外在的强制力和约束力，那么，在体育庆典作为强制力作用发挥时，制造者和参与者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在接受后体育庆典如何演化？谁推动了这些演化？等等。以上问题的提出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对体育庆典进行探索和思考，在历史的纵坐标上考量其固有的属性和判断的依据。

2.历史责任的担当

“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他们并不是在自己能够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面对的、既定的、沿袭过去的条件下创造。”[15]603纵观体育庆典的历史进程，体育人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赋予了历史创造者沉重的责任。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行为主体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相对后人都是“既定的、继承过去的条件”，产生无法逆转的影响。在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看来，体育能够培养人们思想品质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正义、勇气和荣誉”，从庄严肃穆的开、闭幕仪式，到比赛发奖仪式和比赛本身，在他看来都是教育的一种手段[19]。可以看出，体育庆典的有效性不止于庆典本身，而在于该活动的责任意义，这种责任意义在时间的长河中累积为历史的责任，推动社会的进步。对于历史责任引发社会进步，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三个方面提出看法：只能设想在某个部分的进步，而非设想整体的社会进步；从古至今的社会进步不能成为历史规律，而只能看作是历史事实；这期间进步的是结构，不是作为内容的具体方式[20]。

历史责任担当的美好愿望是实现社会的进步。于是，让我们回到历史责任的担当本身，体育庆典如何担当历史责任？通过什么方式何种途径完成担当？在涂尔干看来，仪式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和途径。仪式让人们结合为集体、继而建立社会联系，形成社群，甚至，可以认为仪式作为增强社群凝聚力的必经之路。“任何社会都能够感到它有必要定期地强化与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义，惟有这种情感和意识能够使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重新铸造这种精神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能够实现。”[9]262庆典仪式基于这些缘由应然而生。庆典的意义超出纪念和展演的本身，演变为对事实的强化与认同。

3.结构的独特性

以奥运会为主体的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可以被看作一种地位逆转的仪式，经由民族国家作为主体构成“全球社会结构”。借助特纳“结构-反结构-结构”的仪式过程分析模型可以考察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的过程。全球的社会结构由民族国家构成，各民族国家类似社会个体，存有差异和不平等，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实现了结构化，导致各民族国家存有相对应的结构性权利与义务。依据特纳的理论，体育庆典前阈限阶段*杰内普认为，所有的通过仪式或“转换仪式”都具有标识性的三个阶段：分离阶段、边缘阶段[或叫阈限]以及聚合阶段。的全球社会结构中，各国家拥有自己相应的位置，有强大有弱小，有富也有穷，这样相对稳定的全球社会状态，即结构化。到了阈限阶段，也就是现代奥运会的进行过程，不论富国、穷国，强国抑或弱国，所有参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因为差异的消失而同质化。虽然并未发生像特纳所说的明朗化的地位逆转，也就是在奥运会期间出现强国和弱国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地位逆转，但是，他们的同台竞技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证明了地位逆转。因为现实中的穷弱国家没有实力和富强国家在全球社会结构中一争高下，但是奥运会可以为它们提供机会和平台。所以，奥运会期间出现富强国家的地位降低，穷弱国家的地位提升，可以视作地位逆转的异化和表征。奥运会过程中，现实世界中全球社会结构的民族国家差异象征性的消失，消解了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即出现特纳所认为的反结构。不同国家的同台竞技贯穿体育运动始终，因而，在整个阈限阶段持续着这种反结构。特纳以为，社会结构在进入后阈限阶段，也就是奥运会结束后又重新组合。人们回归原位，虽稍有变化但结构相对稳定，体育庆典对该结构实现了巩固。奥运会的结束意味着体育庆典的结束，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参与结束，各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似乎也印证了民族国家位于现实全球社会结构中的坐标，即在全球社会结构之中，较高地位的国家在奥运会期间的表现优于较低地位的国家。假设奥运表现是一个结构，可以看出，各国在这一结构中被分层和等级化，这种分层和等级化等同于民族国家在全球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样一来，两种结构之间的契合得到印证并再次强化。换句话说，体育庆典作为地位逆转的仪式在活动中强化了全球社会结构。同时，部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中提升了地位，所以，庆典也可能成为某种地位的提升仪式[21]。

五、结论

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世界性的社会联结，体育庆典置身其中，展现在人们面前更多的是多样性的庆典文化、不同的庆典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对全球化、民族化体育庆典仪式的不同书写。本文继承了费孝通先生所秉持的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当作人类共同生活的社区这一态度，研究体育庆典仪式。笔者以为，费孝通先生在文化自觉中所崇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2]，可以书写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仪式，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形成对话并进行反思，探寻在多变的世界里全球性体育庆典仪式所应持有的态度和实践之道，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应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相互欣赏的态度，是日益多元的世界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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