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永远的尹雪艳》与《世纪末的华丽》的内在延续性

2016-07-16李延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名作欣赏 2016年26期

⊙李延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李延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塑造了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舞女尹雪艳形象。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中的女模特儿米亚形象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时隔二十五年的两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策略上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本论文将对两部作品进行对照阅读，进行内部影响研究。

《永远的尹雪艳》《世纪末的华丽》人物塑造叙述策略延续性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尤其是交际花形象，其中以《永远的尹雪艳》中的舞女尹雪艳最具代表性，因为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谜团一样的人物，具有可读的无限性。而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中的女模特儿米亚，性格大胆，叛逆而另类，为世纪末的情绪增添了一抹色彩。细细对比，不难发现两部短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

一、人物性格的相似性

1.自主选择的独立意识尹雪艳原是上海百乐门的舞女，来到台湾后成为知名交际花，她的尹公馆也很快成为她旧友新知的聚会所。作为公馆主人，她热情好客，照顾周到，每个人都视访问尹公馆为一次享受。然而，“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移，影响到她的均衡。”作为交际花，她不因留恋奢靡生活而迷失自我；作为别人口中的“煞星”，她从不澄清自己，依然扮演情场高手的角色。面对不同人群的或奉承或抱怨，她总能妥帖地机智应对；面对情人的相继逝去，她总能得体地处理后事。可以说，在一片奢靡颓废的气氛中，尹雪艳着一身素白打扮独立于世，她的独立意识极具超越性，使她有别于20世纪中国文坛呈现的一系列交际花形象。米亚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十八岁时她成为一名模特儿，对嗅觉和颜色的敏感，使得她对于台湾对于自身的记忆总能与当时的各种时尚元素结合起来，她的记忆是一幅斑斓香艳的画作。二十五岁的她对于金钱和爱情有着自己的主张，她“同意，她们（米亚和她的朋友们）赚自己的吃自己的是骄傲，然而能够花用自己所爱男人的钱是快乐，两样”。米亚不拒绝做物质女郎，她拜物、拜金，也好崇拜自己的身体。在20世纪末受西方影响深刻的台湾时尚圈物欲横流，米亚的爱情论金钱论无疑契合了这一社会环境；稍有不同的是，米亚并非全然依附于男性，她的内心极具强调自我存在、自我付出的独立意识，她的这一追求从侧面透出当代女性自我价值的认知。

2.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 “诸行无常”是佛教的三法印之一，是说一切世间法无时不在生住异灭中，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将来终归幻灭。它常用来比喻万物变化多端，人生无常。整日混迹于俗物之间的尹雪艳却熟谙这一佛理。每当宋太太对着尹雪艳倾诉衷肠，掩面而泣时，尹雪艳便递上揩脸的毛巾，用怜悯的语调劝慰：“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对于用来消遣的麻将游戏，尹雪艳尚且可以表现得豁达超脱，自然，对于人生尹雪艳更是持有一种参透一切的哲学态度。白先勇本人曾谈及：“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越来越深……”尹雪艳凭借其淡然的人生智慧，坚守着对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继承，同时，也承载着白先勇浓重的佛教情怀。师承胡兰成的朱天文在“三三社”及办《三三集刊》时曾有“唤起三千个士”的社团标语，这所谓“三千个士”正是源于胡兰成的教诲，他说要做天下士，写出来的是一个士的文章。在朱天文的创作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对儒家“士”情怀的追求。在日新月异的世纪末的台湾，有太多的新鲜事物等待着人们去认识去接受，遗忘同样日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关键词。米亚选择对人类的记忆能力做感性却切实的挽留。小说最后，米亚大胆幻想“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这种停留在意识中的解构与重建是米亚不满现实社会的情绪爆发，同样也暗含着一种博大的拯救意识；一定程度上，与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士”的思想，即表露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类整体的忠诚感，是相一致的。

二、叙述策略的延续性

1.叙述立场：女性主义立场的指涉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美丽却也可怕，她“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着人亡”。尹雪艳难逃红颜祸水的宿命似乎是众人料想的结局。然而，白先勇却宽容地赋予尹雪艳“长存”的魔性，她那重煞八字不断祸害她的情人爱人，她用顽强的生命力解构着传统男性权力社会的处死令，红颜依旧，毁灭的是无数男性。白先勇借尹雪艳的传奇性，进行女性主义立场的书写，颠覆并控诉着封建社会中女性悲剧的最大杀手：男性强权。著名学者王德威先生曾评论说：“作为张爱玲的忠实信徒，朱（天文）在创作《世纪末的华丽》时或许牢记了张爱玲的一段话‘衣裳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女模特儿米亚走在世界时尚的前端，她用身体诠释各种入时的剪裁、各式新颖的搭配。她的身体跟随流行趋势变换装束，她的情感伴侣也跟随心情浮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86年，十八岁的米亚着迷王子时期雌雄同体的打扮，与她的男朋友们耽溺于整夜扮吸血鬼的游戏。此后一年，米亚又由制服改穿军装式，帅气男生一样的打扮，展开一段同性恋之旅。二十岁她不想再玩，改回女性打扮，深陷与中年男人老段的恋情。作为T台宠儿和情场高手，米亚自有一套关于衣服与情人的新逻辑：情人之于自己，无异于衣服之于身体。当“情人”与“衣服”之间画上等号，女性主义立场便鲜明显现：消解传统一夫多妻的制度，打破男人玩弄女人于股掌之间的常规，米亚将时尚秀后台换衣服的动作适用到情场之中。小说最后，作者这样写道：“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米亚），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这是米亚的哲学，也是朱天文在世纪末发出的女性由解放到回归统治的强音。

2.表现手法：丰富的象征意蕴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中，多次写到尹公馆热闹的牌局，“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而在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从1989年的春装秀到1991年的反皮草秀，米亚回忆了多场她的T台辉煌。麻将一局连着一局，时装秀一场接着一场，借以象征时间无情冷漠的流逝，变更的只是一个个搓麻人与一场场时装秀的主题。如果说，时间流逝的寓意太过鲜明，那么，在空间改造方面的统一性书写则隐藏得尤为巧妙。《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对于她的西式洋房，刻意布置了一番，家具多是中式传统风格，且“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世纪末的华丽》中，则写道：“铁皮篷架，显出台湾与地争空间的事实，的确，也看到前人为解决平顶燠晒防雨所发明内外交流的半户外空间。”两小说都涉及对空间的改造，引发对人物漂泊意识归宿问题的探寻。在《永远的尹雪艳》中，因政治风云的急剧转变沦为历史遗民的达官显贵们，流落异乡，饱受漂泊之痛的折磨与侵蚀。他们对故乡依恋不舍，日夜思念，只是这种沉溺日渐变质，逼迫他们找寻各种途径拒绝现实当下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尹公馆内的布置、佳肴、牌局等都是一种让自己忘却现实、回到过去的最好方式。在《世纪末的华丽》中，米亚喜欢那间顶楼有铁皮篷阳台的屋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外表华丽的米亚内心却是孤独的，各种果皮和花瓣的铺晒仿佛填满她的内心，为她潜在的漂泊意识寻找可靠的归宿。

3.美学风格：感伤的书写笔调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贯穿白先勇小说的重要特色。在《永远的尹雪艳》中，显在的悲剧是尹雪艳众多情人的破产或是死亡，女作家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中曾评价尹雪艳，“不是人，而是魔。”假若尹雪艳真是魔，却又无法避免身旁生命的流逝，无疑是被遮蔽的最大悲剧。这种死亡的必然，浸透着白先勇对人类命运的审视。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沿用了白先勇的感伤笔调，杂糅着各式各样的时尚元素，从颜色、气味到服饰质地，从音乐、绘画到艺术名人，朱天文多彩繁杂地展现了一个深受现代西方影响的都市生活状貌。正如詹宏志对《世纪末的华丽》的评价“朱天文以华丽熟艳的技法笔调写人生腐坏前的一瞬”。在异化的城市生活环境中，米亚因虚无与惶恐发出对青春逝去的感叹，发出对世纪末情绪的低沉悲鸣。白先勇与朱天文共用感伤的笔调在反思当下、忧心未来的道路上，进行着一脉相承的观照，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