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雨［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小说论丛

神实之间
——关于《蛙》

⊙夏雨［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疆伊宁835000］

莫言的《蛙》中处处可见阎连科所谓的神实主义。卡夫卡说：“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照耀得眼花缭乱的存在：那照在退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的都不真实。”①换言之，艺术是一种真实照耀下的存在，但仅仅需要在“光的层面”上是真实的，比如《蛙》，一切材料都为这“光的真实”与“魔幻”之间充当桥梁。

莫言蛙神实主义

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说道：神实主义，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离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灵神（包括民间文化和巫文化）、精神（现实内部关系与人的灵魂）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意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真实基础上的想象、预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②简言之，用神秘、荒诞、魔幻等手段来抵达精神层面的真实，这种手法就是神实主义。

一、神实主义

被莫言行文的神秘气氛弄的，写下“蛙”这个字时也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想到《蛙》中姑姑退休那天醉酒在一片湿地里被大大小小上千上万只蛙戏弄的场面就觉得一股凉气直冒，你能想象无数只蛙跳到一个女人的身上开始撕咬的场面吗？那些在计划生育中消失的小生命真的会以某种方式在人间做稍纵即逝的显现吗？《蛙》中这些被政策计划掉的孩子们真的以蛙之身报复干了一辈子计划生育工作的姑姑吗？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只蛙却没有真的咬死姑姑，只是把她吓晕过去了而已，那个神秘的捏泥人的郝大手一出现蛙们就四散跳开了。是蛙们太仁慈？是姑姑心里的负疚和忏悔被蛙们看见了？是蛙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以人之身真的来过？还是莫言把气氛弄得太神秘，蛙们也不知所措了呢？我想，上千上万只蛙们也许只是一时兴起随意戏弄一下那个是非难言的时代，却没想到被莫言这个写作高手把现场气氛弄得那么玄乎和壮烈，使得这些天真可爱的蛙们一时慌了神，只好佯装成神迹，消失在姑姑的狼狈逃窜中，消失在郝大手的惊愕之中。蛙们消失了，郝大手的怀里却出现一个身体赤裸、吓晕过去的女人——姑姑。

这是蛙们刻意的安排还是神示？这个问题对于莫言有些困惑，但对于姑姑却不是个问题，姑姑坚信这是神的旨意，是神让她如婴儿出生般赤裸地重生，让她全身布满被蛙咬噬的痕迹，让她昏睡之后苏醒，让她全身蜕掉那层功利世俗的现世之皮，换上一层新皮，犹如神迹，还能说什么呢？读到这里我们完全被莫言震撼了。明白了这本书所谓的“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之意义所在。

戏弄和敬畏并存，悲壮与苍凉共存，坚定与质疑共存，这就是生命。这本书多次提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世界的贡献和意义这个主题，莫言也坦陈写这本书的大主题就是希望以文学的力量来向世界解释这个世纪的大问题，但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要想解释清楚这个事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和政治无关、和话语权无关，只是因为生命本身的神秘和复杂限制了莫言确切的表达能力；政策的确定性和生命的神秘性交错缠绕着莫言，使他无法自拔，以至于不得不加入一些蒙面女人神秘登场、堂·吉诃德的台词不断出现等场景和神来之笔，使得现实性很强甚至故事年代都很明确的写作一下进入到一个魔幻而神秘的层面。我想，这样的写作不是刻意的安排，实在是作者认为这是必然的写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真实所想。

用魔幻表达真实仅仅是因为这个真实涉及的是难以言说的真实。米兰·昆德拉说人类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智慧，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力量，他以《堂·吉诃德》为例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小说就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探寻这种不确定性，而对不确定的探寻恰恰构成了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卡夫卡总说他一直想解释难以解释的事情，一直想言明难以言明的情绪，《城堡》就是证明。《城堡》读到最后我发现不是作者不想让K进去，而是K根本无法进入所谓的城堡，这已经和作者没有关系了。荣格会说这是神秘力量握着作者的手在写作，而不是作者本人在写作，有点道理；只是他把写作说得过于炫迷。对于《城堡》而言，牵制着卡夫卡写作的唯一动因就是《城堡》尝试写出人类存在于世间遭遇的一切可知与不可知的困境。这个困境不仅仅指物质困境，更是指向生存之精神困境，而精神困境恰恰是无法言说的；无法言说的困境似乎只能用无法到达的城堡来描绘……莫言也是这样的作家，阅读莫言总让我想起卡夫卡，当然还有曹雪芹，还有鲁迅，还有《水浒传》的作者；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致力于阐释难以阐释的东西，这样的作家是伟大的。比如《红楼梦》一上来就说本书旨在写情，情实在是难捉摸，所以安排石兄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上出现，牵出一段孽缘；卡夫卡的《变形记》更荒诞，借助一只甲虫来表达生的艰难和人与人的隔膜；《水浒传》中鲁智深的死难道不是神迹的彰显吗？面对这些无法言明的生存困境、情、生、死，这些作家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写作，不诳世，不自欺，最后呈现出的作品一定是在神与实之间。就像齐白石说的，创作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是一个道理，比如我们似乎知道《红楼梦》成书的背景，但这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作者一开篇就让甄士隐引出太虚幻境“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为读者在阅读的开始就设下一个玄学的层面，让我们去领略，去会意。《蛙》用蛙与人胚胎的相似、蛙与娲的同音等一系列神性痕迹来铺开全文，用湿地蛙鸣来使全文达到魔幻的层面，以此让我们对生命生出敬畏之心，对和生命有关的一切都生出敬畏之心。所以“一切主义，包括神实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神’之本身和遥远的模糊”③。

二、长篇小说的情怀

莫言说长篇小说必备的情怀是“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红楼梦》是这样，《水浒传》是这样，《蛙》也尽力做到这样。这三本书关于大悲悯的区别在于前两本似乎更愿意借助宗教哲学的力量达到悲悯整个人间的领悟。对于宗教而言，我们生活在别处，此生的我们是“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暂时栖居而已。而《蛙》的大悲悯是要我们看到自己的恶；正视自己灵魂的丑恶，才能从反省中生出大悲悯，否则就是假慈悲。鲁迅在《一件小事》中就已经写透了这一点，在《孔乙己》里、在《祝福》里都有很深很隐晦的暗示。

其实无论宗教还是别的什么，最后回到的都是我们的内心，而真正的境界并不是自己觉得什么都看清了，都懂了（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真正的境界是如孩子般，心里明白，说不出来，也不在乎说与不说，看一切都满足，都善良，都好玩，就像《蛙》的最后幻境中出现的在街上游戏的孩子们。耶稣说，孩子进天堂。

看山还是山，只是此山已非最初的此山。

《蛙》的最后是以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而结束的，对于这个结局我不太满意。我认为莫言大可不必这样去结束，可以有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不完满的完满，为什么一定要皆大欢喜呢？我知道，莫言是想替《蛙》中的“我”表达一种忏悔，坦露“我”内心的懦弱，用新生命的到来安慰“我”死去的妻子和母亲。但他也明确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有时我们需要自欺，不能老活在负罪之中，但对于这本书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切内心之恶的坦白本身就是向善的过程，连那个扮演堂·吉诃德的假堂·吉诃德看到碗中的百元大钞被小孩拿走时都淡然了，连那只卧在一旁的狗看到那个拿了钱逃跑的小孩时也只是欠了欠屁股却没有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启示和说明吗？还需要强加一个完满吗？以姑姑和郝大手在神游状态下捏出所有经姑姑之手消失的孩子的面容，就已经足够了，可以收场了，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都有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交代了。

其实似是而非是一种大境界，就像齐白石说的那样，这其实就是阎连科所谓的神实主义——既神秘，又有所指。神实主义的写作，或者说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是小说所能达到的太高的层面，很令人神往，用这种方式写作使写作本身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枷锁而上升到神之所在的层面。就像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那样，通篇都在描写幻境，读来却令人动容，这远非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狂人日记》的结尾是狂人病好之后赴某地候补做官去了，这是对现实的讽刺。难道《蛙》最后“我”的小孩的出生也是一种讽刺？讽刺悲悯又荒唐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讽刺那个是非难辨的时代？

“文学的精魂是关注人的问题、人的痛苦、人的命运”，作家“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在这个牢笼里的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④。莫言也是这样一只鸟，用一种介于神实之间的方式呼喊出属于时代的阵痛，阐述个人对于时代的妥协和牺牲。当然，因为这些阐述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得莫言必须用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神实主义来呈现这一切。这又涉及形式和内容相互映照的关系。好的文体就是内容；好的内容，也可以是文体。如果“把文体和内容分开来讲，就像羽毛和肉体分开一样，分开了羽毛，鸟可能就要死去了。回到小说，离开形式，小说就不复存在，小说就不再有意义。反之亦然”⑤。对于《蛙》而言，我认为神实主义是最好的呈现方式，当然，这一切呈现也仅仅是探讨的开始而非结论。

“神实主义在其出发点和目的地与现代派写作获得了不同之后，有了独有的去向和目标。20世纪的写作是在世界文学的链环上打破了19世纪故事的全因果链环，而获得了零因果和半因果的现代写作。”⑥《蛙》就是半因果的神实主义现代写作的尝试，而且是极其成功的尝试。在剖析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和人的荒谬性时，这本书没有像现代派作品一样把世界和个人割裂来看，而是把这两者看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社会由个人构成，人又必须在社会中生存；人与社会、人与时代，始终紧密相连。中国计划生育刚刚开始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中人相互撕扯相互妥协相互退让，渴求寻找到个人与社会都能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方式，共同进步。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难以言说的荒诞不经的事，《蛙》用神实主义凸显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同时又消解掉真实的严肃性，让我们在半神半实之中体会作者难以言尽的用意。

①④卡夫卡：《卡夫卡文学代表作》，叶廷芳等译，九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47页，第445页。

②③⑤⑥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06页，第218页，第123—124页，第220页。

作者：夏雨，文学硕士，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本文是院级项目《莫言与鲁迅文学关系研究》（编号：2015YSYB04）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