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元敦［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潘　玥［《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 成都　610072］

文学编年图景的呈现如何可能？
——王庆生《金代文学编年史》的启示

⊙路元敦［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山东泰安271000］

⊙潘玥［《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 成都610072］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编年史的撰著出现了一系列优秀成果。而王庆生编著的《金代文学编年史》是其中很有分量的一部，该书精心设计内容，突出文献实证，学术特色鲜明，堪称金代文学研究的一项新创获。

王庆生 《金代文学编年史》 学术特色

文学编年史就是文学的编年历史，它要展示不同时代立体交叉而又流动的文学图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编年史著作不断涌现。而相对冷清的金代文学研究，其编年史撰著也有出色的表现：在2011年牛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出版之后，2013年中华书局推出了王庆生编著的《金代文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王著）。该书分上、下两册，共计120万字，以金代各类文学现象为主体，兼及艺术、宗教等门类，用编年方式排列史料，考证作家生平及作品年月，展示一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而著者王庆生是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几十年来致力于金代文史研究，其所著的编年史无疑是很有分量的。笔者仔细研读后，认为该书学术特色鲜明，确为金代文学研究的一项新创获，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称道。

一、精心设计内容

要展示金源一代文学的运动轨迹，面对的材料无疑是丰富的。怎样取舍材料，设计内容，是摆在著者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处理，也恰恰能反映出著者的学术构想及著作的学术水准。对于金源文学的时间上限，学界一般没有争议，即是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算起。而对于其时间下限，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学界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一般是以金代灭亡的时间（1234）为其时间下限，牛贵琥著编年史将下限定在至元元年（1264），而王著则将下限定在段成己故世之至元十九年（1282）。著者认为，金代后期作家，一类以元好问、李俊民等为代表，入元后成为金代遗民；一类以杨奂、王鹗为代表，生平创作主要在金，但入元而仕。段成己于蒙古宪宗时做了山西学官，只有短短数年，且学官在当时只是充当一方的学术代表，所以后人仍把他视为遗民。著者对金代后期两类作家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对段成己何以被称为金遗民的说明是恰当的，这也就回答了为何该书将下限定在段成己故世之年。著者将金代遗民的文学创作也纳入编年，显示了其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与宏通开阔的学术视野。

王著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金代主要作家的生平进行编年。对于哪些作家该入选，著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精心安排，合理取舍。著者认为，《中州集》《中州乐府》《河汾诸老诗集》三部总集中共收作家262人，加上元好问、杨奂、杨宏道、刘祁、王鹗、杜仁杰、李庭及全真教一些主要人物等不在上述三书中的作家，金代的代表作家有近300人。这些作家构成了金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该书将约150余位作家的生平纳入编年，而这些作家处在当时文坛的中心位置，有较多作品传世，且作品形成了独特风貌，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纳入编年的作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具有代表性。150人之外的作家，虽然没有仔细编列生平，但涉及重要文学现象、重大事件或重要创作，与作家生平有关的，仍做交代。对《中州集》所载历史人物，如刘豫、张孝纯、杜冲等，由于他们是重要政治名流，在文学上并无地位，其生平未纳入编年。但当他们的生平关涉重要时事时，也做必要的介绍。以上安排，显示出著者对金源文学宏观掌控的能力及其独特的学术构思。

王著的又一主要内容是将金代重要文学作品进行编年。该书以郭元《全金诗》、薛瑞兆等《全金诗》、阎凤梧等《全辽金诗》、张金吾《金文最》、阎凤梧《全辽金文》、唐圭璋《全金元词》及各作家本集为依据，除佛道诗词以外，凡可以明确界定创作年月的作品，皆在采录之列。没有明确的创作时间，或只能大致推断其创作年月的，则不纳入。纳入编年的作品数量是巨大的，仅诗歌就约有4000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著者细致爬梳文献，在《全辽金诗》的基础上，增编佚诗30余首；在《全辽金文》的基础上，增编佚文220余篇。这些作品无疑增加了金源文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对评价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这是著者对金源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王著秉持着“大文学史观”，对金源一代的史实，择其重要者，也逐年予以编列；对与文学并行发展的学术、艺术、宗教、民俗等重要文化现象，也做了部分编年。前者如明昌六年发生的赵秉文上书案，除赵秉文因此而获罪罢官外，王庭筠被牵连罢职，周昂亦被牵连入狱；贞南渡、天兴亡国，影响到元好问等众多作家，等等，该书都做了大致的勾勒。后者如多民族文化如何在相互碰撞中融合，民俗民风如何迁变，以及金代历届科举的状况，全真教创教、传教的活动轨迹等，王著也都予以关注。政治历史事件及学术、艺术、宗教、民俗等文化现象，表面看似与文学关系不大，实际上它们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作为重要的文学背景，却深刻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大文学史观”指导下的文学编年史，正是要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格局，把文化史甚至是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中，从而开拓文学史的研究空间。王著可谓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突出文献实证

王著学习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做法，完全用材料说话，杜绝任何空言。在对金代每一年的文学事件进行编年时，“采取一种纲和目互见互联的办法，先用概括的语句叙述一件事，作为纲；然后引用有关材料，注明出处，表示言必有据，同时还做若干补充，使事件经过有较为丰富的具体内容”①。同时，对每一年文学事件的介绍，根据资料的实际留存情况，内容或多或少。如金太祖天辅元年的文学，只叙述了该年三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中的五条事件，另有一条虽在本年但月份不明，二者合计，共有六条；而金太宗天会元年则叙述了除七月、十二月之外的十个月中的十九条事件，另有一条虽在本年但月份不明，二者合计，共有二十条。文字的多寡完全依据材料，不以铺叙描述或议论评析为主。

王著在对作家、作品及其他方面进行编年时，也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了严谨细密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作家生平的考证，如大定十年三月“党怀英三十七岁，甲科及第，调城阳军事判官”条，著者排比《中州集》“承旨党怀英小传”以及《金史·党怀英传》《滏水集·承旨党公碑》中的相关资料，发现三书所载党怀英为官之地均不相同。而根据《金史·地理志》考证出大定三年应为“城阳军”，而非“成阳”，这就指出了《中州集》“承旨党怀英小传”、《金史·党怀英传》记载的错误。又如关于元好古的享年问题，元好问《遗山集·敏之兄墓铭》记载为二十九，《中州集》“敏之兄”小传记载为三十一，《续夷坚志》“敏之兄诗谶”记载为三十二，同出一人之手，所载却均不相同。著者根据《中州集》“敏之兄”小传中的关键句“年二十就科举”及前述三书的相关记载，结合考察当时举行科考的年份，考定元好古的享年为二十九，据此推出元好古的生年为大定二十六年。其他如对元好问家世、赵秉文何时在翰林应奉的考证，等等，均能见出著者对文献的熟稔、考证方法的科学以及态度的审慎。

对文学作品的系年、考证，王著也有不俗的表现。如根据《金石萃编》中赵秉文《彰德府安阳县乞伏村重修唐帝庙记》一文，明确赵秉文明昌六年六月还在丁忧。《滏水集》中《西陵》《三台怀古》二诗皆写于临漳县，而临漳县在明昌间隶属于彰德府，故著者将《西陵》《三台怀古》二诗系年在赵秉文丁忧时，即明昌六年六月。这一系年、考证是有说服力的。又如《全辽金文》中李纯甫《嵩山福昌县崇真观记》一文，末署：“大金正大八年岁次辛卯十月癸丑之吉……”著者认为，正大八年纯甫已卒，此为刻碑年月。福昌在洛西，纯甫贞初避兵于此，后移居嵩州伊阳。所以将此文系于贞、兴定间。其他如根据元好问《秋望赋》的具体内容及遗山的行迹，推测该赋写于兴定二年至四年间，等等，皆可见出著者对作品的解读能力及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总之，著者发挥其在金代文史方面的学术优势，在编著《金代文学编年史》时，突出资料性与实证性，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另外，著者在该书的末尾添加了《征引书目》《金代纪元简表》《人名索引》三个附录，完善了“文学编年史”的体例，为读者阅读和利用该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与牛贵琥所著编年史相比，王著有两点更值得称道：一是该书虽按金代（金亡后是蒙古、元代）逐年进行纪年编史，但也注明同时存在的其他政权的纪年，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方便。二是对于南宋文学的编年，王著要比牛著详细些，这也是需要指出的。当然，本书也有可改进之处，比如在重视文献实证的基础上，需加强理论的阐发；在逐年的纪年中，添加公历纪年等。

①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作者：路元敦，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潘，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馆员。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蒙元对金、宋战争与13世纪汉语文学》（15YJC 7510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