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莼莼［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最是艰辛“两地书”
——当下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文学图景

⊙杨莼莼［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青岛266100］

在《生命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中，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这一主题得到了放大，相较于以往的历史经验，新时代条件下的“进城”又有着特殊的情境。通过文学图景的呈现，贫穷的万般无奈、女性的命途多舛、危险的接二连三，这些层出不穷的苦难使“进城”者由希望走向了绝望。李佩甫、方方、东西在他们的写作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这对于理解当下的城乡关系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思考。

当下农村知识青年 “进城”

一、有关农村青年“进城”的文学史考察

在中国文学史中，“十七年”和“文革”阶段，关于农村青年“进城”题材类作品数量较少，究其原因，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发展尚处在恢复时期，农民的温饱还未解决，他们的精力更多地倾注在脚下的土地上，而农村青年男女彼时的普遍理想便是成为邢燕子那样的劳动模范。加之，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学大寨以及后来的“文革”，在这种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之下，有关农村和农民的书写更多的是像《三里湾》《创业史》《李双双》乃至《金光大道》之类的政策图解。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进城”则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将农村的静寂彻底打破，“走出去”成为农村青年男女的共同心声。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最能体现农村青年心路历程的就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高加林和孙少平的奋斗精神给无数农村青年以激励，成为他们“进城”的范本。

新时期条件下的农村青年“进城”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一次短暂的猎奇旅行，而是一种由农村转向城市的重新植根，这其中的变化宏大而又深刻。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进城的身份取得“合法化”，通往城里的道路自由畅通。文学作品中的进城者对故乡的依恋不再，展现的是强烈的决绝之心，“故土情结”渐趋消隐。

二、最为艰辛的当下“进城”文学图景

贫穷，是对进城以后的农村青年最为强烈的冲击。李佩甫曾深有感触道：“早在80年代中期，我曾经写过一部名叫《金屋》的长篇小说，是专门写金钱对人的压迫和冶炼的。那时候，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贫穷’才是万恶之源。我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远远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①由于城乡显著的差距，“进城”者始终处于不利的境地，学习、生活、工作处处受到影响，与社会几近成“脱节”状态。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贫困状态，涂自强选择的是“认命”、汪长尺想到的是“篡改”、《生命册》中的骆驼走的是“暴发”之路，可其中消耗掉的是他们鲜活的生命，这近似是一种对命运的嘲讽，不禁让我们惊恐“进城”者的宿命安排。

关于女性形象的处理，三位作家受性别、年龄、视域、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各有自己的表现形式。最有强烈冲击力的当属《篡改的命》中的贺小文，她是作为“被启蒙者”的角色主动来到汪长尺身边的，也让男主人公有了短暂的爱情和婚姻，但是一旦“进城”，贺小文架不住别人的劝诱，最终靠出卖身体来换取金钱，并且这种速成的挣钱方式让这个女人近乎痴迷：

小文在屋里待了三个晚上，就坐不住了。她掰着指头跟汪长尺算账，说一天晚上损失多少多少。汪长尺就讲她说话像排气那样不算数。她说当务之急是赚钱，而不是讲什么面子。人生有几个阶段，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来，不能一下就跳到最高阶段，讲面子很重要，但它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排在有钱的前面。这工作靠的就是一张皮，年轻时不抓紧，晃眼就黄。等我挣够了钱，再改行也不迟。②

“女体即国体”，汪长尺明知自己的妻子出卖肉体，却因为现实的困境而无力反对，到最后贺小文嫁给刘建平，自己的人世温情便也彻底消散了。方方笔下的“进城”女性，虽没有作家东西刻画得那么直露，却也充斥着满满的无奈与辛酸。起先和涂自强在食堂工作的女大学生，尽管也面临同样的现实困境，但表现得有些含蓄，“女生脸红了一下，拉了涂自强到一边，说我知道你的心，但有些事没有办法。我们两个在一起，谁也改变不了命运。我们都太穷，而我们两人分开来，各自寻找自己的天下，或许，我们的一生都会改变。”③这道出了农村进城女孩普遍的心声，为了尽早地留在城市，她们只能采取妥协的方式低头认命。老作家李佩甫的《生命册》堪为鸿篇巨制，里面的女性人物也是纷纭众多，如果说有这方面典型代表的话，就是随人私奔的苇香，这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物，在后来的成长中摇身一变成了女强人蔡思凡，这是一个已被“城市化”了的人物，城里的精明、虚伪、残忍都在她身上表现出来，是遭否定和批判的人物。

农村人是以朴实、诚恳、勤劳著称的，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给了他们太多的善良和本分。而城市文明，也可以说是商业文明，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冲突或厮杀。进城之后的农村青年群体，由于其自身的习惯和特点，往往成为利益的受害者。汪长尺与林家柏矛盾的不可调和、涂自强母亲陷入别人的诈骗圈套、“我”在宾馆里的疯狂写作，都在印证着城市的诡谲与凶险，也从侧面表现了农村“进城”者的软弱与无力。

三、现实焦虑下作家寄寓其中的问题思考

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李佩甫的目光始终未曾离开脚下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着的父老乡亲。小说取名《生命册》，来自《圣经》的故事中上帝掌握的选民名册，上面记着他的选民的名字，如果有人行不义，背叛他，他便把那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中抹掉，那人便要受惩罚而不能存活。同样，《羊的门》《城的灯》也取材于《圣经》故事，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是否希冀通过宗教救赎的教义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考呢？至少《生命册》中的骆驼与《羊的门》中的呼合国、《城的灯》中的冯家昌在“进城”之后的迷失与反省如出一辙。“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④从《生命册》的开篇语就可以看出，李佩甫的创作意识中，对故乡的情愫依然存在，关于故乡的根脉意识、“进城”者孤独的心态都可以从中得到验证。一方面，李佩甫宣扬西方宗教的救赎思想，用根本的善恶之辨来表达自己的褒贬；另一方面，又用浓浓的中国乡情来实现灵魂的皈依，正如其在文学作品中所透露的那样“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它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⑤。

“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⑥少年时代，采药给涂自强的赠语如同谶语一般，预示了两人未来的不幸。涂自强，谐音“徒自强”，徒劳的、白白的奋斗劳动，佛教中有“定数”、西方神话中有“宿命”，方方想要把这种牢不可破的悲惨命运给予这个“进城”的农村青年。乃至于主人公在难得的时光中浏览三峡风光时，内心的忧伤也会涌上心头，“地势决定水的方向。水且如此，人又如何不如此？他的命运同样也是地势所定，这几乎就是他的原罪哩。”⑦从小说的整个行进脉络可以看出，主人公的命运从“进城”上学急转直下，毕业工作处渐趋激烈，结尾处归于凋落沉寂。这种文字的激烈交响，如同故事主人公的生命一般不断在命运中挣扎、反抗，最后归于凄凉的收场。方方在小说中虽然有意刻画这种命运不公的表象，但深层次的问题思考实则蕴含其中，结尾处“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吗”⑧传达出了这样的解读：这不仅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我们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为此负责，为此忧伤。不难看出，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继承了《风景》的社会批判意识，她将笔触再次伸向最无助最艰辛的城市底层，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进行典型书写，意在表达出个人思考，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反思。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方方对农村青年才俊的怜爱（小说中涂自强上学路上收获的赞誉和夸奖）和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她的思考是迫切的却又是无助的，问题的解决绝非“个人”那么简单，这就是表层命运书写下的焦虑。

《篡改的命》在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书写中，是最灰暗最压抑的一部，主人公汪长尺时刻处在不公正的语境之中，上大学被人顶替、做苦工老板逃跑、遇工伤身体致残、有娇妻卖身挣钱……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不在延续自己的贫穷无能，他选择了遗弃孩子，让别人收养。在这本书的目录上，使用了“死磕”“弱爆”“丝”“抓狂”“篡改”“拼爹”这样极具时代特征的词汇，同样这些词汇也在勾勒着农村“进城”者的辛酸。东西也如方方那般，为小说人物安插了命运的安排，但他又更进一步，替汪长尺想到了“篡改”，这篡改固然改变了命运走向，但儿子汪大志也成了林方生，所有的希望就此绝望！孤单、绝望、无助，《篡改的命》是压抑的，里面没有任何光明的角落，“进城”的农村青年如汪长尺、贺小文者蝼蚁般苟且地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

四、结语

文变染乎世情，兴衰寄乎时序。《生命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篡改的命》反映了作家们对当下农村青年“进城”问题的关注，那种对“进城”者不幸生活描绘的文字下面，更多的是作家们的痛心与急迫之情。最是艰辛“两地书”，能够在文学的世界中把城乡故事讲好，给“进城”青年一个恰当的形象塑造，给底层群众以生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给相关决策者以鞭策警醒，这便是对“进城”者最好的告慰了。

①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8期。

②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

③⑥⑦⑧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第249页，第330页，第346页。

④⑤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1页。

作者：杨莼莼，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