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晓能［贵州大学， 贵阳　550000］

杨周翰先生留给我们的学习启示
——纪念杨周翰先生诞辰100周年

⊙才晓能［贵州大学， 贵阳550000］

杨周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他中西求学的经历、广博的知识，使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时至今日，再来看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一些方法仍具有现实意义。杨周翰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建和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世人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一位大家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就杨先生的几个比较文学的方法问题进行归纳，以启发本人，同时也希望对他人有益。

杨周翰比较文学历史实证热度

杨先生在《攻玉集》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学习外国文学的具体方法论。《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作为《攻玉集》的首篇，这篇看似总序的论文，在那个时代，不仅像放大镜一样指出了当时外国文学史编写的质量问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更是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提供了具体方法。看完《攻玉集》，笔者深受启发，故又拿来杨先生的另一论文集《忧郁的解剖》读，看完这两本书的总体感受：杨先生的文章，痛快淋漓地提出问题和细密有力地论证结合在一起。在感叹杨先生的远见卓识之余，对于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也是受益匪浅，笔者把杨先生论文中提出的一些学习方法加以归纳，总结出以下五点：

一、对“史”的关注

在《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中，杨先生特别强调了“历史连续性问题”①。在文中杨先生这样说：“文学史，就其使用来说，不外两种，一种供查检，一种供通读。外国文学史只写作家作品，就变成了供查检的作家词典，尽管略有脉络贯穿，但十分单薄。供通读的文学史以脉络为主，味道应像读故事小说，但更重要的是记录文学发展，总结出规律，这样的用处要比个别作家的评价大些。这样，作为通读物，就更具备可读性。”②从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作者更赞同后一种文学史的书写，这样的文学史不仅有利于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更有利于学习者找到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避免就事论事的局面。杨先生不仅提倡这样的学习方法而且身体力行，在教学中践行这种方法，在《〈17世纪英国文学〉之后》这篇论文中，杨先生指出：“我又一向倾向于讲文学史要‘说说唱唱’，‘说’就是讲历史，‘唱’就是读作品。”③对于这种学习方法的好处，杨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对当代外国文学发生兴趣，很可理解，也是应当的，但不能孤立地研究，要历史地看问题，包括结合此前的发展过程和当前的社会背景——当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历史，对创作家，也可以起到开拓思路、有所借鉴和有所助益的作用。”④历史地看待问题，告诉我们在做学术的过程中，可以就一个问题深入研究作为一个窗口；再本着追本溯源的精神，挖掘背后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这样不仅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还能把问题研究得透彻。

二、实证主义的研究学风

杨先生在一篇名为《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中归纳了他的老师燕卜荪的学术方法：“他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实证主义的，和推理的演绎法相反。我至今觉得从理论到理论有它的好处，但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还要看实际批评中能否应用来决定。”⑤针对20世纪70年代在文学研究中“突出政治”的学风问题，杨先生提到“我想一部文学史首先要求能做到一个‘信’字。‘信’就是要求符合事实”⑥“在选择材料上，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要从作家在历史上的影响出发，不能凭主观好恶而决定取舍”⑦。杨先生在严谨的学风指导下，实事求是，做出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都很认可。“杨先生1989年去世时，很多人发来唁电，比如前国际比协会长孟尔康、佛克马、吉列斯比等人。孟尔康说：‘我将永远带着崇敬和爱来怀念杨先生。’吉列斯比甚至还记得他‘纯正的牛津英语’。”⑧对于比较文学的入门者，一开始就要告诫自己：做学术要以材料说话，切记信口开河。材料是学术的根基，真实的材料可以建构出一座坚实的大厦，以虚假的材料做论文支撑，即使结论再天花乱坠也是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讲究学术材料的真实可以体现出一个学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一个比较文学的入门者来说，在刚接触学术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最后你做出的成绩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三、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杨先生在追忆吴宓先生的时候，认为吴先生作为国内最早系统地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之一，杨先生对吴先生学术的具体做法持保留意见，但对吴先生对学术的一腔热情则甚为感动。他这样说道：“吴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则是他对他所熟悉的中西文学有一种热爱，有感情。他和作者在感情上水乳交融。说这是浪漫派的心态也未尝不可。不过我想研究文学仅仅采用一种所谓的‘科学’‘客观’的态度，也许能找出一些规律，但那是冷冰冰的。文学批判也应如文学创作一样，应当是有感染力的，能打动读者的感情的。”⑨也许杨先生从吴宓老师那里学到了文学的“痴气”；在杨先生的论文中，处处都有这种生命热度的文字存在，如在《邓约翰的布道文》中所使用的文字：“读他的布道文就像观看杂技，惊人的动作一个接一个。”⑩在《皮普斯的日记》这篇论文中：“皮普斯记的同一件事也许没有伊甫林那样全面，但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记录员或新闻记者，而是这出戏里的演员。”⑪这些语言生动形象，不但清楚明了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思，而且在这些文字中可以体现出一个学者对于学术的热爱之情。杨先生不但是国内莎士比亚的研究专家，还是翻译家，在了解了中国对西方文学研究的问题之后，甘心坐冷板凳，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以弥补中国研究的空缺。任何一个在别人看来甚是无聊枯燥的研究问题，到杨先生那些都可以是别有洞天，而且津津有味。无论从他的文字还是他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责任都可以看出他对于学术的热情。

四、比较方法的运用

杨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在《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提倡用比较法来研究外国文学。在文中杨先生说道：“事实上，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们在评论作家、叙述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进行比较，我们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⑫在《皮普斯的日记》中，杨先生把同一时段的两个人物“伊甫林”和“皮普斯”两个人所做的日记加以对比，在比较中突出各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究背后作家个人和社会的原因，由浅入深，引人入胜。在中西文学比较时，杨先生把唐代末年李商隐等人创作的华丽而又难解的诗与西方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加以对比，不仅有利于开拓研究者的思路，而且更加深了对这部分作品的理解。

五、中国学者的灵魂

乐黛云先生在多次访谈中提到杨先生对她的影响。在《采撷东西，继往开来——乐黛云先生访谈录》中，乐先生这样说：“他让我出国要小心，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哪怕研究外国文学，也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视野和灵魂去研究，否则永远无法超越别人，因为外国人研究外国文学一定比我们细致全面，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⑬在《〈攻玉集〉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也是杨先生研究比较文学的初衷。杨先生写道：“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我想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自己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是洋为中用。”⑭这一点与中国比较文学独特的发展之路相关联，正如杨先生一再强调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外国的比较文学不同：“中国的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而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在西学东渐的路上，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与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与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⑮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求各种方法。在21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文化形式逐渐单一，民族文化逐渐衰落。杨先生的“中国灵魂”依然给我们一个答案：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时，以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根基，学习他国优秀文化，用“他者”的眼光反观自身、认识自身，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对话。

二十多年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但是杨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精神和方法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乐黛云先生在《第三次出发——乐黛云教授80华诞访谈录》里曾写道：“我有个不小的遗憾，就是杨先生的遗作到现在还有不少没有整理出版，这个事情应该有人来做。我们对杨先生的研究不够，他的许多重要的观点，至今对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⑯希望这篇文章可以给正走在比较文学路上的同学一些启发，更希望有心人去研究杨先生的作品，使其释放应有的光彩。

①②④⑥⑦⑫⑭杨周翰：《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第9页，第12页，第2页，第2页，第14页，前言页。

③⑤⑨⑩⑪杨周翰：《忧郁的解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第293页，第285页，第192页，第198页。

⑧⑯乐黛云，张辉：《第三次出发——乐黛云教授80华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

⑮岳黛云：《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纪念杨周翰教授90冥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作者：才晓能，贵州大学2014级比较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