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宇轩　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关于人的苦难与悲悯
——由莫言《生死疲劳》说起

⊙何宇轩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宁波315211］

文学的力量起源于人类的苦难。我们在人类的苦难中感受属于生活的痛痒，感受悲剧的诞生与死亡。因此，我们开始产生悲悯，开始去思量那些我们自觉无法承受的苦难，我们开始以上帝悲天悯人的视角进行说教。但在渐渐的改变中，笔者发现，这样的一种悲悯于文学或许是“无意义”的，我们极力宣扬的苦难与悲悯其实只是自身内心一种同情感的阐述而并非对于世界、对于人类架构的反思。我们需要的是抛却对个体的悲悯，走向直视众生苦难，刺入人类最“恶”之处的尖利文学。

苦难悲悯无意义敬重淡漠

自人具有意识以来，苦难相伴而生。就像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写道：“生活是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和激荡，是不幸的、痛苦的、支离破碎的、令人战栗而毫无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苦难，而文学的本质就是阐述这种苦难。从1917年到1949年的新文学也由此诞生了新的苦难叙事，新文学认为：我们只有翻身做主人才能摆脱这种苦难。但现在看来，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缠绕在命运里的苦难。这种苦难在莫言汪洋恣意的语言中几乎无处不见：《蛙》中被迫打掉胎儿，受到巨大身心摧残乃至死亡的女性；《天堂蒜薹之歌》中蒜薹丰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它们烂在家里的蒜农；《生死疲劳》中被冤死的西门闹……我们无法否认这苦难，亦无法认同这苦难。我们只有在苦难中逐一了解、渐次探寻，才能获得源于生命而高于生命的体验。这，或许我们可以名之为“悲悯”。

一、《生死疲劳》中所诠释的苦难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莫言写在扉页的话，近乎囊括了这“半个世纪的史诗”的全部思想。

《生死疲劳》中以少有的佛教视角来审视“儒道文化”下的中国乡土。佛曰：“六道轮回”，这轮回的疲劳正是人世苦难的源泉。我们在万物的众生相中挣扎翻滚，却始终逃不出这个圈。正如莫言在《生死疲劳》结尾写道：“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整篇文章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魔比斯环。而我们，正是这轮回中无法解脱、一次又一次陷入故事的人，故事里的苦难，亦是我们自身的映射。死亡，应永恒是苦难议题的第一个标点：人之悲苦，莫大于生死。在《生死疲劳》中，死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其中人和牲畜的、本应触目惊心的死亡被莫言以简洁而直接的语言一笔带过，仿佛并不是那样看重。这其中或许不只是“六道轮回”中平等的存殁观，而是在生命里经历过的一切苦痛已然可以完完全全超越生死的苦难。所以即使被分食，即使被鞭挞，即使被烈火炙烤而死……这些都仅仅只配一笔带过。我们所明晓的、现实的苦难已经远远高于这残酷的、罪恶的死法。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生死疲劳》如同伤痕小说一样，着重描写了“文革”“当场”所带来的苦难。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那一代作家都无法跨越的话题，这是一个民族苦难上升的“最高点”的一个典型现实，所以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充斥着血一样的暴力。“由于20世纪独特的历史处境和激进主义的思想潮流、革命话语合法性的建立，‘革命的暴力’总是不断得到夸张性的宣喻。”这种刻在每个当事人内心乃至身体之上的伤痕，通过只言片语来表达是无法使人洞悉当时的残酷苦难的，但是每个人都深深地受伤于那沉寂的文字。这是必然的苦难彰显。

情性，同样是哲学和文学中的一个永恒话题。“过去，‘情’被埋没在各种圣人的价值原则之下，玄学的真人之‘情’其实无异于无情，没有进入历史时间，‘情’就仍然被‘弃在青埂（情根）峰下’。‘淫’在这里标明的是一种生存世界的基本动力，一息生命在‘淫’中展开，在‘淫’中获得自己的个体命运。”既然情无可避免，那性也不能例外。在《生死疲劳》当中甚至单单创作了一个小章节（第五部：结局与开端二、做爱姿势），不仅仅是这样，在每一部中都有许多肆意笔墨的铺写。无论是驴还是人，有关于性的开始必然伴随一次又一次的苦难，那些苦难甚至要远高于肉体所受的折磨，远高于辘辘的饥肠，远高于死亡的侵袭。我们或许只能勉强地将这种关于性的感受称为苦难，毕竟它所带来的苦难感受甚至高于生命本身（肉体）。

二、苦难与悲悯

“我们是该把苦难作为终点，诗到苦难为止？还是把苦难作为起点，从苦难出发去重新面对新的矛盾？这无疑是两种相异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文学。前者是经验的某种重复，在经验的世界里为苦难找出最终的修辞论阐释；后者是心灵的跋涉，是异数的文学和异教的生活观，在沉思和想象的世界里形成对苦难的轮番冲击。”

有人如此自问自答着。但这只是一种对于过去苦难的悲悯，我们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缅怀已经逝去的残忍，又将这样的“残忍悲悯”赋予现世的苦难——只有后世才能了解前世的苦难，身处世事之中，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苦难。就像生活一样，我们经常可以因为别人的经历而心酸落泪，却在自己的苦难中顽强挣扎。这是一种迷惘的不理解，是对于自身处境、自身遭遇、自身苦难的麻木。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也应是极为淡薄的。所以，我们在好的文章中所读到的极度悲悯往往不是作者刻意体现出来的。就像英国作家毛姆所做的那样：“人世间的真善美，毛姆是不屑于讴歌的，作家热衷的是刻画形形色色的假丑恶。自私狭隘、冷漠凶残、贪婪妒忌、尔虞我诈，这些人性的弱点和人世的悲凉，毛姆依托一众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昭然若揭。”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冷漠与残忍，但其实这只是与大众的悲悯观不太一致，他身处于苦难、悲剧的中心，以自身的细致眼界去审视最为苦难的阶层。他不需要对他们表示一丝一毫的同情，这种切实的记述是最为尊重生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不同情就是最大的“悲悯”——失去我们意识中的悲悯才是真实的悲悯。

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正是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就像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写道：“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能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生死疲劳》中所表达的“悲悯”（悲剧）大致如此：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受尽人（兽）生的苦楚，从一开始所捆绑、束缚于自身的冤屈亦未能洗刷，只是在岁月的倥偬流逝中变得渐渐陌生，渐渐不重要。到最后，那些如刀割肉一般的苦难仅仅只剩一句：“我的故事……其实不止是西门闹，蓝脸是如此，西门金龙是如此，洪泰岳是如此，庞凤凰是如此……所有人都是如此，自己的苦难在别人的眼中夸大为天，又在自己的生活中聊胜于无。这不仅仅是生命的韧性，亦是人性对于悲悯的嘲讽。所以，到最后我们在文章中仅仅只能看到故事，是收起了一切无谓悲悯幌子的真实。就是小说最后，庞凤凰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她的心中是否存在对自己命运的心酸？这一切在分娩的那一刻，我们都知晓。

这样的“无情”叙述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并不是少数，余华的《活着》亦是如此。在《活着》之中，每章读来都让人有一种漠然救赎之感，每每觉得命运应该给一个缓冲的时候都会迎来下一次的恐怖（悲剧），最后，当一个人失去了生活本来应该有的一切之后，也并没有任何的悲悯，余华只是用平淡的不能再平淡的笔墨描写，娓娓道来人活着只是因为活着，这或许就是在作家世界里最应产生的悲悯。这样的悲悯是沉浸在人物的角色之中的，他带着为人的劣性和打不破的坚韧——一个人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现在感到悲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在结尾得到深深的震撼，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人性幻灭的光影。

相对来讲，有些作品将作者自身的“悲悯”带入，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其中的叙事多带有女性色彩的忧伤，使整篇文章充满一种天性的悲悯。这种无形的悲悯似有喧宾夺主之嫌，将本应凌驾于主题之上的一个民族的悲歌变成了一种个人式对于民族的坚守的惋惜与敬佩。这种显露在字里行间的悲悯成了文章中的负累，将一曲民族悲歌演绎成了一曲民族挽歌，就让人感觉稍有逊色。

总之，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永恒经历的只有我们现存的现实，即使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下，作家也应保持对于万事万物同一的目光视界，将万物众生的悲苦化为同一的现实，就如同现在正生存的我们一样地身处悲剧之中，在任何角落里都缠绕的苦难。我们不过是将前人所经历的一切演化到了现在，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后人而复哀后人”。我们就像《生死疲劳》中一样，而这就是深入骨髓的现实。所以，我们的悲悯成了一种“无意义”，尤其是在作家的作品当中。到最后，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作者仅仅是在叙述，仅仅是在将故事讲好，至于如何悲悯、如何感慨，那都不是作者的事情了。而这种平等于众生的苦难，才恰恰是对人生，对苦难，对悲悯的最好敬重。

［1］［德］赫尔曼·黑塞.荒原狼［M］.王滨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孟繁华.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J］.文艺争鸣，2005（2）.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周保欣.历史禁忌消隐后的苦难神学［J］.人文杂志，2004（2）.

［7］金琳.毛姆悲悯情怀的认知语用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5（6）.

［8］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作者：何宇轩，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大三学生；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