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车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论柳宗元哀祭文中的诗文交融

⊙孙车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241000］

哀祭文这一应用文体发展至中唐时受时代风尚和作者个人因素影响，出现“唐文多似诗”的现象。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和领导者，又因同时是诗人这一身份的柳宗元，其下笔处往往含有诗的语言、诗的意境。其哀祭文不矫揉造作，情感力量充沛，有诗的语言、情境和风格，艺术感染力远超一般哀悼诗文，为宋明清哀祭文写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柳宗元哀祭文诗文交融骚怨

哀祭文是人们用于哀祭万物生灵的文体，其发展经先秦之质朴短小、汉代之名文并出、魏晋之情感真切，至唐中叶，古文运动兴起，散体复古，哀祭文脱去骈化重新质朴起来，并且因唐诗强烈冲击其他文体，此时期哀祭文多少沾有些诗意，契合毛先舒“唐人文多似诗”之论。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和领导者，又因同时是诗人身份的柳宗元，其下笔处往往含有诗的语言、诗的意境。元和八年（813），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期间给韦中立写过一封回信，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论自己的创作是“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学习吸收的有《春秋》《书》《礼》之类，同时还有《诗》《骚》。如此可见，柳宗元创作上是采纳众家，认为诗文写作是可以交融的。的确，柳文如湖水溪流汩汩流淌，构思缜密，情深意远。其哀祭文或直抒悲痛，或隐含哀怨，在表现悲情哀愁的同时，也寄托着自我的深刻身世感慨，缠绵悱恻，很有诗骚之风。

一、哀祭文有诗的语言和情景

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司空图在其《题柳柳州集后》举例杜甫祭太尉房公文、李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九龄“五言沈郁，亦其文笔也”。说明作家为文为诗格调相通，并认为柳宗元诗歌深远，这也与其文给人的感觉是一致的。

哀祭文情感力量是很强的，在哀祭亲友的同时，也常引发自我身世之感，所以很能体现作家的文学格调与人生感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迨后韩柳欧苏，与夫宋世道学诸君，或因水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旧亲，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诚学者所当取法者也。大抵祷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旧以道达情意为尚。”对此点早已说明。柳宗元以诗人的语言和情感注入其哀祭文中也是自然而然的。柳宗元哀祭文数量不少，据《柳河东集》统计，约有三十三篇。此类作品中，有许多是哀痛亲友辞世，对他们空有治世之才而无法施展的惋惜等情感的表达。这些作品尤能体现柳宗元诗人的笔调和情怀。

宗元哀祭文中对好友吕温的哀悼情深意切，催人泪发。吕温其人甚有政声，为政爱民，在他的作品如《衡州祭者里渡溺死百姓文》《道州祭百姓邓助费念文》等文中均有体现。正因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行事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爱戴。然而他仅四十岁便因肺病不幸早逝，空有一腔热血和才华不得继续施展，令人叹息。吕温死后，好友刘禹锡、元稹、窦巩皆以诗文行哀悼之情，尤其是柳宗元，他与吕温一样既有遭受贬谪的经历，又是同乡，政见相近，惺惺相惜，使得柳宗元对其早逝很有感触。其悼念和哀惜体现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祭吕衡州温文》这三篇文章中。《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前有小序叙写吕温逝后，道州、衡州两地之人哀痛情状，烘托出一个爱民惜民、深得民众敬仰的良吏形象，并称誉其文章、理行。正文采用四言句写诔词，以好友生平行事为线，赞颂其品德：“麟死鲁郊，其灵不施。濯濯夫子，故洁其仪”。推崇其家世：“维师元圣，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则。”美誉其学识：“《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其后讲述吕温在朝时作为：“帝殊尔能，人服其智”，并能使“纠逖伊肃，谄谀具畏”。吕温遭贬后则是“迁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迩如遐”，可谓是大段称誉好友政绩。文章最后则是宗元与好友的回忆描写，在赞扬死者的同时寄托自己的哀思。其文四言一句，悲切伤痛，直追《葛生》《黄鸟》《蓼莪》等哀诗。

韩柳并称，韩文许多篇幅诗意也很明显。其《独孤申叔哀辞》是一篇具有哀怨盘诘之美的文章。全文如下：

众万之生，谁非天邪？明昭昏蒙，谁使然邪？行何为而怒，居何故而怜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贤邪？将下民之好恶，与彼苍悬邪？抑苍茫无端，而暂寓其间邪？死者无知，吾为子恸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

濯濯其英，晔晔其光。如闻其声，如见其容。呜呼远矣，何日而忘！

储欣评此篇云：“《离骚》《天问》之变。”《离骚》《天问》是韵语诗歌，在此篇中韩愈只将天道不可知处反复推问，很有《离骚》《天问》之遗风。同样地，柳宗元的《祭吕衡州温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其文云：

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太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卿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乎？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无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恸肠绝。呜呼化光！庶或听之。

文章以发问起头：“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吕温英年早逝使作者悲愤交集，为之鸣不平，既是呐喊，也是痛诉。柳宗元认为自己是吕温的知音，知音去世，自己倍感痛苦和孤独。文末一段所蕴含的感情力量尤为令人震撼。这一部分几乎是作者的反复推问，先是五言句、四言句，然后是四个十言句、十五言句、十四言句、两个十言句、五言句、四言句、七言句纷至沓来，构成一个低潮—高潮—低潮的发展结构，尤其是高潮阶段，字数的增加使得感情加深加重，哀伤痛惜之情，回旋往复，有问而无答，最终激荡为：“幽明茫然，一恸肠绝。呜呼化光！庶或听之”。因朋友之死，幽怨诘责上天，确实有《离骚》《天问》之遗风。对于吕温去世的缅怀，除诔文之外，柳宗元还有一首《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诗：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这首诗既有对吕温的惋惜缅怀之情，也有自叹身世之感。诗中将好友去世比作天柱峰崩塌，称赞其文章、政绩足以流芳后世，然而却英年早逝，生不逢时，这其实也是对自己遭遇的感慨。目击时艰，情忆挚友。对照《祭吕衡州温文》，可以看出都是长歌当哭，用沉郁低回的笔调来抒发椎心泣血的情感，充分体现着诗文的交融与互通。

二、哀祭文中诗之风格

唐代散文受诗歌创作而革新，诗歌曲婉风调影响于散文，使得唐之散文相较别时期确有明显的诗歌意味。哀祭文陈述悲痛，以情动人，更能体现这一文学特征。柳宗元的哀祭文大多悲怆动人，委婉缠绵。其《祭弟宗直文》虽短浅易懂，然而寓托数悲于文中，情感真挚，不忍卒读。宗元悲其“生有志气，好善嫉邪，勤学成癖，攻文致病”，然“年才三十，不禄命尽”；悲其“墨法绝代”，然“知音尚稀”；悲其“如汝德业，尚早合出身”，然“由吾被谤年深，使汝负才自弃”；悲其深受“炎荒万里，毒瘴充塞”之苦，然“汝已久病，来此伴吾”；更悲其“到未数日，自云小差，雷塘灵泉，言笑如故”，然“一寐不觉，便为古人！”此数悲同发，在短平的一文中曲折缠绵，尤其是最后一悲，他人读之，如饮苦酒，回环百肠，无法释怀。宗元创作《祭弟宗直文》将自己的悲情痛意注入如此短浅篇幅中，分明是构思缜密，平中见奇。苏轼评价宗元诗歌云：“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诗之风格与此篇契合不言而喻。

在祈鬼求神的祭文中，柳宗元含蓄隐曲的笔调也深注其中，这与韩愈祭文相较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韩愈祭文敢于责问天地鬼神，如《袁州祭神文》（其一）：“天降之罚，以久不雨，苗且尽死，刺史虽得罪，百姓何辜？”而《祭竹林神文》与《潮州祭神文》（其二）则更是分别向天地直接发难：“人又无罪，何为造兹旱虐以罚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文章气势激荡，言语激烈，读者为之侧目。然宗元更多地是以委婉的方式向鬼神诉说百姓之苦。如《雷塘祷雨文》：“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知，我以诚往。钦兹有灵，爰以庙飨。苟失其应，人将安仰？”文中表现出以情理动神之态，乞求怜悯于民。再如《舜庙祈晴文》：“枪枪笙镛，坎坎鼓鼙，百代祀德，心不携，岂触苹藻，征诸涧溪？”委婉曲折之意，似使神灵不得不服。

在柳宗元哀祭文中，还有一类是敬慕古代先贤的吊文，《吊屈原文》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凭吊屈原的文章向来颇多，情感基调大多类似：赞扬屈原的高洁品格和爱国精神，哀悼其不幸，痛惜其自沉。然而这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汉代贾谊为赋以吊屈原，将其比作鸾凤，“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悯其忠心，痛斥奸臣弄权。“逢时不祥”，既表达对屈原的叹息，也深含对自己遭遇的感慨。“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对屈原自沉行径并不苟同，不赞成其过分执着的性情。贾谊这篇赋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被历代文人心摹手追。刘勰评价说：“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确实是中肯之论。扬雄也有作品《反离骚》凭吊屈原，但其辞颇悖常论。他肯定屈原的洁身自好，却站在儒道明哲保身的立场上责问其“何必自沉？”既生不逢时，就应远祸避害；赞扬其作品文质并茂的同时，却另说其中所发扬浪漫主义气息的内容“过于浮”“蹈云天”（《文选》李善注，引《法言》佚文），不符他自己的“事辞称则经”，以儒家经典为标准的文学主张。汉代凭吊屈原，立足于黄老思想和经学，尚未摆脱政教束缚。魏晋时期则多对屈原为文内容和美学价值展开评价，刘勰《文心雕龙》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认为其精神内核与经书无异。并论断“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其作品泽被汉代文学，刘勰之论是在推崇屈原的同时着重对其作品褒贬，虽然也未完全摆脱经学束缚，但从他对楚辞文辞之美、修辞之巧、影响之大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文学意识的有力觉醒。至隋唐时期，屈原及其作品已然成为文人膜拜的经典，众多评价立足于新文风展开，李杜、元白、韩柳皆有作品存世，既肯定其人格之美，又重视其文辞修饰。宗元对屈原人格和作品极度推崇，屈原“顾楚国，系心怀王”的情怀和遭贬后仍保持高洁自好的伟大品格都与他心有戚戚然。

宗元自幼受楚骚影响，“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为文作诗多少含有“骚怨”精神。永贞革新失败后，宗元遭南贬，受南方风物，尤其是楚骚文化影响，其文其诗“骚怨”精神愈发明显。作品中所散发的“骚怨”精神既与自幼学《骚》，自身遭贬经历有关，也和当地文化氛围摆脱不了关系。唐时南地即所谓恶地，经济条件和生存环境与中原地区相差很大，但恶地之中楚地还遗留着骚楚遗风，致使历来南贬作家之作品所体现的“骚怨”精神都是楚地风物和遗风接受的结果。不同于唐朝其他作家的是，宗元之“骚怨”在接受层次和深度上要高些许。除作《解崇》《囚山》《梦归》等赋外，在到达永州不久，他即写出《吊屈原文》，此篇既是宗元遭贬后“骚怨”情感的明显体现，又是有唐以来第一篇凭吊屈原的散文，创作意义非凡。

宗元欣赏屈原美政思想，切实践行，面对中唐危机，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虽失败被贬为邵州刺史，旋即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内心忧愤非常，但仍未改变政治主张。因此在奔赴贬所途经湘域时，面对异代知己，情感如潮，义愤填膺，写下孤凤独鸣的名篇。与贾谊类似，此篇在敬仰屈原前提下，借古讽今，表面上写当时楚国政治混乱，危机四伏，其实也在反映自己所面临的黑暗现实。“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这是对当时从政人不明是非、贪权慕利的明确抨击。宗元最不同于其他凭吊屈原作者的一点就是很推崇屈原“惟道是就”的殉道精神，“今夫世之议夫子兮，曰胡隐忍而怀斯”。先前贾谊、扬雄等人立足黄老思想和政教立场不赞同屈原自沉做法，而应该明哲保身。宗元在此不屑于他们的观点：“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他拥有与屈原这位异代知己相似的志向和经历，自然更能理解屈原的痛苦与抉择：“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宗元面对湘域江河，回首遭遇，和千年前的屈子相惜，伤屈原自沉，亦伤自己沦落，心中哀怨只得挥洒于文章之中，实在是一大悲痛！祝尧《古赋辩体》卷一评价此篇说：“愚谓子厚三吊古文，皆本于《骚》，而用比赋之义为多。然吊屈原文意最佳。”《吊屈原文》意最佳处就是其中始终贯注的“骚怨”精神。情感激烈，忧愤非常，但置于骚体言辞中，受制于“骚怨”精神便舒缓开来，使得似要喷薄而出的忧愤呐喊回环低回，造成一种怨而不怒、哀犹自振的艺术效果。

柳宗元哀祭文写得近诗，悲情苦感远超一般哀悼诗文，所谓“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是宗元的痛苦呐喊，情感力量自然令人震撼，也非常接近人们对于唐诗中一些抒情长篇的感受。他以诗的笔调行文，无论自觉与否，都提升了哀祭文的创造力和艺术魅力，这无疑对宋明清哀祭文佳作迭出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1］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毛先舒诗辩坻.第三卷.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贺贻孙.诗筏.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储欣.《昌黎先生全集录》第四卷《哀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集部第404册［M］.济南：齐鲁书社.

［6］许学夷.诗源辩体.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7］刘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孙车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诗学研究”（12& ZD15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