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军

英国人一向都很骄傲自己手上留有祖上大量保存完好的手写文献，但同时又为很多文本就那么一直被束之高阁生出些不甘。作为热爱历史文化的外人有时也不禁会跟着着急。因此在二○○九年我初入牛津的第一个秋季学期，就选修了英文系汉纳教授（Ralph Hanna）“中世纪手抄文本（六五○至一五○○年）”的课。每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先辨识“三语时代”（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手稿里一个个龙飞凤舞的字母单词，再一行行誊写成规矩的印刷体，最终是要求读懂并从中校理出一手史实的。比起那些欧美同学，只有一年拉丁语背景且零法语的我，每次都只能勉强拼凑出几行，且所云不知。终于汉纳教授找我谈话了，说如果我不忌讳，不妨去找找中世纪较靠后时段一些英国政府教会人物的遗书手稿来练练手。一是彼时上流精英们的绝笔字迹多书写工整，衬得住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正规文本；二是中世纪尾声，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都已开始联手大规模光复失地，文献已由三语渐剩一语，识别和阅读难度均骤降。于是我拿着教授的介绍信，通过饱蠹图书馆从英伦各地的历史档案馆调出了数十份十五世纪英国上层政教人物的影印遗书。然而接下来，就那么一眼扫过这沓盖有当时教会法庭遗嘱认证专用印章的卷宗，即刻就有些出乎意料地手不释卷，甚至还不太应该地稍有动情。因为案头这些小心翼翼手写的英文字句，令我顿悟出更为复杂的情绪：在乔叟那批十四世纪前辈们横刀出拳终使濒危的英语再现曙光之后，紧跟着的下一代英国知识分子仍旧在拼命拯救和传承着这个已被打压太久的母语，直至人生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