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

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印象，也即，是费正清建立了阐释中国近现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这一印象，回想起来，多半得之于汪熙先生那篇精彩的论文《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见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汪先生说道，费正清建立了“‘冲击—反应取向，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并在这句话后面加注说，“这一取向比较典型的表达见邓嗣禹、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件的考察，1839—1902》（麻省剑桥，一九五四），第1页”。这里的“取向”，大致对应于英文“approach”，有时亦作“路径”。既然汪先生这么说，当时我未多想便接受了。

但近读邓、费书的英文原版，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邓、费在“导言”中明明白白地说：“‘刺激（或‘影响）这样的术语不太准确。这‘中国的反应是我们将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作为整体的中国行为的一部分。换言之，西方的影响只是中国景象中的诸多因素之一。对它的反应只能从总体中国历史中费力地分解清理出来。直到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为精确的分析框架之前，本项研究的标题与其说是科学的还不如说是隐喻的。”（5页）

既然费正清早就意识到了“刺激”和“反应”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那逻辑的推论就不应该是他建立了“冲击—反应”的“模式”或“取向”了，在同一页，作者甚至说“在本书中我们未做正式的努力来描述或界定西方的影响”，连对“西方影响”的界定都未做出过。事实上，从其实际内容看，似不能认为该书建立了“冲击—反应”的“模式”或“取向”，也不应认为该书是“这一取向比较典型的表达”。另外，邓、费也强调了要同时准确把握两个社会以及每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很大的难度。

如果不能认为是费正清建立了“冲击—反应”的“取向”或“模式”，那么，这一“取向”或“模式”又来自何处呢？可以较有把握地说，是来自史家汤因比。汤因比在其洋洋洒洒长达十二卷的《历史研究》巨著中，把一个由二十一种文明组成的综合体看作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汤因比曾自述其历史观，称自己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历史研究的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范围是一个一个的社会整体，而不是像现代西方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或希腊罗马世界各个城邦那样的人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他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一切所谓文明类型的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时代性的。对汤因比而言，社会的成长乃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回答了挑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中。在文明前进的任何一点上，都有可能发生衰落。当应战敌不过挑战时，衰落就接踵而至。衰落意味着创造力的消失，标志着分化过程和自决的终结。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正在死亡的文明可能完全死掉，可能被另一活下来的社会所同化，也可能作为一个“母”社会而产生出一个继承的“子”社会。于是挑战和应战过程又重新开始。濒死的旧文明的摇篮将成为新社会的故乡。曾经是边疆的地区则又将变为中心地区，如此等等。

汤因比既然把世界历史看成“挑战—应战”和文明兴衰的过程，问题便成为，一种文明能否成功地应对挑战。能够成功应对的文明便生存发展，不能成功应对的便衰落甚至湮灭，新的文明也可能随之产生。汤因比在全书的结论中说：“那么多一度繁荣过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见了。它们所经过的‘死亡之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指引作者去研究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从而又指引他附带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而这部‘历史研究就是这样写成的。”

这便清楚了，是汤因比首先在世界各大文明的起源和兴衰的研究中采用了“挑战—应战”的思想和解释模式，其流风余韵，影响也扩展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因而也催生了“冲击—反应”的取向或模式。后来，它受到来自“中国中心观”的有力挑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