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

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印象，也即，是费正清建立了阐释中国近现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这一印象，回想起来，多半得之于汪熙先生那篇精彩的论文《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见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汪先生说道，费正清建立了“‘冲击—反应取向，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并在这句话后面加注说，“这一取向比较典型的表达见邓嗣禹、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件的考察，1839—1902》（麻省剑桥，一九五四），第1页”。这里的“取向”，大致对应于英文“approach”，有时亦作“路径”。既然汪先生这么说，当时我未多想便接受了。

但近读邓、费书的英文原版，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邓、费在“导言”中明明白白地说：“‘刺激（或‘影响）这样的术语不太准确。这‘中国的反应是我们将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作为整体的中国行为的一部分。换言之，西方的影响只是中国景象中的诸多因素之一。对它的反应只能从总体中国历史中费力地分解清理出来。直到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为精确的分析框架之前，本项研究的标题与其说是科学的还不如说是隐喻的。”（5页）

既然费正清早就意识到了“刺激”和“反应”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那逻辑的推论就不应该是他建立了“冲击—反应”的“模式”或“取向”了，在同一页，作者甚至说“在本书中我们未做正式的努力来描述或界定西方的影响”，连对“西方影响”的界定都未做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