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喜

凌晨四点，火车终于抵达了凤城车站。下车后我抖了一下，冷风里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小站的出站口与一家名为凤鸣阁的酒店毗邻，厨房里的油烟从排风口呼啦呼啦地吹出来。下车的乘客也就十几个，急匆匆往前走，从拉杆箱碾压路面的声音里还可以分辨出厨房里的口哨声。年关将至，厨子们起这么早大抵还是快乐的，只是我的头有点晕。

出站口外边黑乎乎站着一排接站的人，等我验票的时候，他们大多已经和下车的亲朋接了头。我前面扛着编织袋的那个胖女人没有人接，一个敞着军大衣，剃着光头的出租车司机缠上了她，侧身跟着她走出老远。胖女人摆脱了光头，他便向我跑了过来。打车，打车吧，他叫嚷着，昏黄的光晕里吐着白气。凤城当地的土话真是有点拗口，偏偏他又是个哑嗓子，我犹豫着要不要拒绝他，总之我是要打一辆出租车的。这时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望去，一个同样敞着军大衣的汉子跑过来，只不过没有剃着光头。喜顺——他又喊，我认出来是初中同学郭照明。喜顺，郭照明说，都腊月二十九了你才回来呀！我笑了笑，郭照明从我手里夺下了提包，原来他也跑起了出租车。

郭照明的出租车走风漏气的，坐上去后他让我拽了两次车门。喜顺，你怎么是一个人回来，没有和梁爱艳相跟着？他发动着车子后又问我，我只好说，放假的时间不一样嘛。车子调头后噌一下蹿出去，我的后脑勺碰到了靠背的顶部，同时闻到汽油味，我想吐。喜顺，郭照明又问我，听说你和梁爱艳快要结婚了？我愣了愣神，索性将后脑勺沉下去，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老同学，到时候一定提前通知我呀。郭照明说着，汽车不断提速，连红灯都挡不住。

喜镇距离凤城三十多里，不到二十分钟郭照明就把我送回来了。下车后我顺势蹲下来，呕了几声，吐出来一大口酸水。这是北京的水，我大老远带回来，在家门前吐掉了。郭照明弯下腰帮我捶了两下背，直起身说，老同学，是不是我开得太快了？我摇头，他又说，在北京开车恐怕没这么痛快吧？我是怕你急着回家呢。我站起来，吐了一口酸水后感觉好多了，忙着掏钱，郭照明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老同学你这是要打我的脸吗？郭照明说，正月里咱们聚一聚。说着他匆匆上了车，掉转车头，摁了下喇叭，车子蹭一下又蹿了出去。

我们家就在路边，顺着马路望出去，只有镇政府和卫生院的院门前亮着灯。卫生院院门两边的门柱上本来装的是圆鼓鼓的白炽灯，有一边黑瞎了，竹竿挑着一只普通的灯泡。这样一边的灯光是昏黄的，另一边却是冷嗖嗖的灰白，说不来哪边更亮。我打电话告诉父母亲腊月二十九回来，并没有讲具体的时间，正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就敲门，院门吱呀一声开了。母亲站在一肩宽的门缝里，屋子里亮着灯，她像影子一样又瘦又小。我慌忙迎上去，母亲扯住了我的两只手。母亲说，我听到外边有响动，我儿真的回来了。母亲笑，我垂下了头，她使劲捏我的手指。

还没有进屋，我就听到了父亲的咳嗽声。父亲有哮喘的毛病，冬天咳得更厉害。夏天我回来了一次，带回一些药，不清楚他喝了没有。他向来对喝药都是不屑的。进了屋父亲还在咳，他匆匆穿衣服，背心给穿反了。父亲喜欢光着身板睡觉，即便是寒冬。他的肋骨蠕动着，每一根都很逼真。再睡一会儿吧。我说，我想喊一声爹，一下子喊不出来。母亲说，天快亮了，让他起来吧，我儿到里间去睡。十年前，哥哥结婚前父母翻盖了屋子，三个大套间，他们老两口住着中间的一套。进了里间，母亲让我躺下来，她给我擦过了皮鞋，立在了墙角。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说还不想吃，她就坐在床沿望着我。我儿都瘦成什么了。母亲说，她抬起手想摸摸我的脸，半中间缩回去了，突然间不好意思了似的。我儿先睡一觉吧。母亲又说。我闭上了眼睛，她又看了我一会儿才轻悄悄走了出去。

我根本睡不着。我盖着母亲的棉被，揪了揪被角，刚才那种眩晕反胃的感觉一点儿都没有了。我望着屋顶发呆，外间屋传来哧啦哧啦有节奏的刮蹭声。窗帘透出亮色，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父亲扯去了去年的春联，扯得不干净，他用湿布洇过门板，再用小刀把纸屑一点一点刮下来。太用力的话会刮去门漆，他总是很谨慎，每年都会刮得干干净净的，好像担心过去的日月留下什么后遗症。母亲压抑而又气愤的声音传了进来，母亲说你急风火燎地刮什么呀，我儿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我儿累了一年了。父亲便不刮了，也不吭声，这种情况下他会蹲下来抽一支烟。打火机果然响了一声，母亲又说，别在屋里抽，我儿闻不惯烟味。父亲咳嗽起来，到院子里去了。父亲脾气好，就算母亲指着鼻子骂他也不会发作。他总是耷拉着脑袋，连句玩笑都舍不得开。从小到大，我一次都没有见他开过玩笑，倒是经常把别人的玩笑当了真，演绎出另外一个更让人捧腹的玩笑来。我读高二那年的春天，镇上的林木匠给镇政府厨师的父亲打了一口棺材，厨师敲敲打打地认为质量有问题，不肯要了。林木匠站在大街上骂了半天，赌气和看热闹的人说，不要拉倒，就当给狗打的，我三百块钱就卖。父亲真就跑回家取来三百块钱，林木匠咬牙切齿地笑了。林木匠说笑话，一副挡头都不止三百块，你老人家是成心给我添堵吗？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父亲的咳嗽声停下来，肯定又蹲在屋门前抽开烟了。

我躺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院子里，母亲慌忙给我做饭。灶火上温着水，不多时她给我煮了满满一碗挂面，卧了两颗荷包蛋。母亲大约认为鸡蛋挂面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食物，高考那年，每次回来她都给我吃这个。我也确实喜欢，浮在上边的葱花和香油散发着扑鼻的香味。但母亲守着我吃，食欲便减了大半。我不忍心停下来，母亲说，要不要再倒一点醋？我笑了笑，现在守着母亲，却感觉有点生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快吃完的时候母亲问我，你怎么没有和爱艳相跟着，她前天下午就回来了。我又笑了笑说，放假的时间不一样，怎么相跟？母亲说，昨天爱艳和她妈来镇上买东西，我看见她了，又白又苗条。母亲垂下了头，好像有点难为情了，其实难为情的应该是我。

家里过年的架势已经有了，院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窗玻璃也擦过了，只是哥哥他们的屋子上了锁，只能把外边擦干净。好在拉着窗帘，里边有点脏污也看不大清楚。水桶农具什么的各归其位，枣树上一枚枯叶也看不见，早就被父亲清理干净了。家里养着十几只鸡，天冷以后暂且不肯下蛋了，有的还脱了毛，缩着身子跑来跑去的，看起来都不好意思随便拉屎。院门洞里立着一捆用红布条匝紧的干谷草，那是准备大年初一的凌晨点旺火用的。这是喜镇一带的风俗，或许是因为以前穷，便用谷草取代了炭火，总之是希望新的一年兴旺发达。前天母亲已经蒸了花馍，炸了油食，年糕昨天也做好了，一年又一年，父母亲都按小镇的传统准备着年节的仪俗，从来都不嫌繁琐。我问母亲还有什么需要买的，说完又有点后悔，镇上到处都是熟人，一旦出门就得打招呼，说什么好呢？母亲说，吃的喝的什么都有了，我儿歇歇吧，我儿累了一年了。父亲还在哧啦哧啦地刮着门上的碎纸，他的两个大拇指都开了裂，缠着胶布，我想替他刮，走过去后好长时间他都不看我。我便回到了屋里，感觉像个客人似的。

母亲却跟着我进屋了，还是那种难为情的样子，试探着问我，正月里到相立走走吧。母亲说的相立是梁爱艳她们村，距离喜镇也就十几里。我当然明白母亲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和她讲清楚，否则误解会越来越深，但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邻居吴婶是从相立嫁到喜镇的，梁爱艳是她娘家的邻居。去年回来过年的时候，吴婶糊里糊涂地居然要给我和梁爱艳牵线，她说你们两个年龄都不小了，都是大学生，又都在北京，再合适不过了。吴婶这么说，母亲喜出望外，荒唐的是梁爱艳的家人也没有反对，吴婶要我和梁爱艳见个面，我只好说，我们本来就熟悉嘛。吴婶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找开对象了呀？我笑了笑，事情一天天变得麻烦起来。母亲给我打电话时总会绕绕弯弯地问起我和梁爱艳进展怎么样，我实在是烦，说正谈着呢，你急什么？母亲便越发有所期待了。母亲见我不表态，又说，不管怎样你都应该去走走，爱艳的母亲秋天动了一次手术，都不敢告诉她，我买了牛奶和罐头到凤城医院替你看过了。我吃了一惊，不是因为梁爱艳母亲的病，而是因为母亲和梁爱艳家已经走动起来，难怪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问我，爱艳换了一个手机号，喜顺你知道吗？现在我真觉得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母亲说，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都是大学生，就算闹点儿别扭有什么大不了的？

腊月二十九，我连院门都没有出。

腊月三十上午，日上三竿后我和父亲贴好了春联，灯笼也挂上了，还在枣树上挂了那种一闪一闪的串串灯。下午父亲又扫了一次院，我帮着母亲剁饺子馅的时候问她，哥哥一家子晚上回来吗？母亲沉下脸说，别和我提那个“气管炎”，要不是有浩儿，我连他这个儿都不想认了。这个话题不能再继续，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哥哥确实怕嫂子，他们一家人之所以搬到凤城，是因为嫂子和母亲闹翻了。嫂子想把父母亲分配给我的那个套间也据为己有，她的意思是，我都在北京工作了，给我这套房子又有什么用呢？母亲不同意，婆媳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哥哥在凤城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嫂子则在一条便民巷卖手擀面，其实这样也挺好，浩儿读小学了，在城里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傍晚时分响起了零散的爆竹声，我躲到院子里想给哥哥打个电话，大年夜，他们无论如何该回来团聚的。但哥哥并没有接我的电话，正在落寞间，听到院门外电动车的声音，开门看时哥哥和浩儿果然回来了，却不见嫂子。

哥哥给父母亲带着水果和糕点，还带着两瓶汾酒。汾酒是“十年陈酿”，一般人家过年时候才舍得喝。父亲喜欢喝两杯，他只有抽烟和喝酒两个爱好。哥哥本来酒量不行，却猛劲儿喝，喝着喝着竟丢下酒杯嚎啕大哭。哥哥边哭边说，爹呀，妈呀，做儿子的管不住老婆，对不住你们二老了。哥哥边哭边说，爹呀，妈呀，只要你们现在说句话，我立马回去离婚，我把那个狗娘养的一刀捅了都没问题。哥哥跪下来给父母亲磕头，母亲揪住他的耳朵一把将他扯起来。母亲说，大过年的你哭什么，别人听见还以为我们死了呢。谁让你离婚了，你先把我一刀捅了再哭吧。我赶紧劝哥哥，喝了酒的父亲依旧一言不发，但他血红的眼睛湿润了。母亲的眼睛也亮晶晶的，浩儿也哭，我又搂住他劝慰，问他学习上的事，给了他压岁钱。哥哥扒拉开我不许浩儿要，他肯定认为五百块太多了。我把钱塞到浩儿口袋里，哥哥又哭了。哥哥说，喜顺，喜顺呀，别说你去了北京，你就是跑到联合国也是哥一母同胞的兄弟。尽管哥哥说的是一句废话，我的眼窝还是热了起来。

吃过了团圆饺子，哥哥就要回凤城了。哥哥喝了那么多酒，我奇怪自己居然没有坚决地拦下他。他说没问题，他开的是电动车，就算大过年的遇到警察警察也不管电动车。他摇摇晃晃上了车，载着侄儿走了，好在并没有出什么事。

爆竹声一晚上都没有停过，大年初一凌晨四点，我到院门外点燃了旺火。我打了五次打火机谷草才燃起来，跳跃的火焰映出了我的影子。顺着马路望出去，好些人家都把旺火点起来了。突然间咚的一声，我由不得喊出来，我忘记谷草里藏着三根“二踢脚”了。火苗散开，父亲从院门洞里跑出来，怔怔地望着我。父亲问，崩着了没有？我摇了摇头，他叹口气说，你回去再睡一会儿吧。我往回走，想不清父亲为什么叹气。

吃过了早饭，左邻右舍便走动起来，尽管我没有出门，还是和前来拜年道贺的街坊们讲了不少话。村长居然也来了。村长说，凡是外边回来的，今天他都要照个面问候问候。他问我在北京干什么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能不能和农业部的领导扯上关系，当我是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呢。我含糊其辞地应答着，说什么好呢？

吃过午饭，街上响起了锣鼓声和唢呐笙管的吹奏声。母亲说，今年镇上又要闹社火，本来镇政府说上边不让闹了，腊月二十三又说闹，正月十五还要到凤城汇演呢。前些年，凤城每年都会举办规模盛大的社火节，喜镇有闹社火的传统，现在排练大约也不算晚吧。母亲让我出去看看热闹，我当然没有去。锣鼓声和唢呐笙管的吹奏声听起来比爆竹更让人烦乱，真有那种无处藏身的感觉。我躺在屋里发微信，院门外有人喊我，郭照明和另外两个初中同学来看我了。我把他们让进屋里，他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个叫王虎生的同学往地上吐了三次痰，还妄图用鞋底子擦干净。王虎生说读初一时候和我坐过同桌，我压根儿没有想起来。郭照明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初十左右吧。王虎生说，那咱们就正月初八聚会，我已经联系了二十多个同学了。原来他们要搞同学聚会，他们三个都没有读过高中，大约还是珍惜初中同学的情谊的。我又含糊其辞地应承着，他们要叫我去吃酒，好歹推辞过去。

正月初二，按照喜镇的习俗要祭祀先人。父亲说我们家族的族谱已经整理出来了，问我要不要去一位本家爷爷家看看。父亲还说，村里准备修村志，谁家出了什么人物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的，能帮什么忙最好帮一帮。毕竟是男人，在不多的交谈中父亲和我讲的都是大事情。

正月初三，母亲又撺掇我到梁爱艳家走一走，带什么礼物她都想好了。我真是有点烦，马路上大清早就闹腾起来。偏偏吴婶也忙里偷闲跑了过来，她是社火活动的积极分子，在扭秧歌的队伍里扮演刘媒婆的重要角色。虽然现在只是排练，还没有化妆，但她已经穿上了戏服，还拎着一根足有一米长的大烟锅。吴婶说，喜顺你和爱艳姑娘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嘛。吴婶说，喜顺你就是太拘谨，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爱拼才会赢嘛。吴婶说，爱艳她妈虽然做过了手术，但得的是正经病，做梦都盼着闺女找个如意郎君呢，喜顺你还磨蹭什么？吴婶讲话语速非常快，如果她化过了妆，嘴角粘上黑痣，那肯定比刘媒婆还要刘媒婆。母亲不自在地望着我，也许是怕我烦，怕我生气。母亲说，喜顺你要暂且不想去爱艳家，那就请她来镇上看社火吧，你吴婶每天都在队伍里表演。我又笑了笑，只好笑，吴婶却从戏装里把手机掏出来了，眨眼间要通了梁爱艳家的电话。吴婶说，爱艳妈，我正批评你家女婿呢。没听清电话那边说什么，吴婶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吴婶说，你女婿不好意思到你家拜年，想请爱艳来镇上看社火呢。我的牙根气得抖起来，真想一把将手机夺下来。吴婶分明是要考验我的勇气，又笑了两声后把手机冲我递过来，诡异地眨着眼说，喜顺你和爱艳姑娘亲自说吧。我吃了一惊，顾不上愤怒了，接过手机，老长时间才喂了一声。电话那边也喂了一声，我的脸烫起来，马蜂蜇了般滋滋地膨胀。吴婶扯着母亲偷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忙呢？梁爱艳问我，我嗯了一声。我听到母亲在紧张地喘。吴婶挥了一下大烟锅，捏着嗓子说，喜顺你请爱艳来镇上看社火呀！天知道怎么回事，我居然听从了吴婶的指挥。我结结巴巴地说，有空来镇上看社火吧。梁爱艳说，好啊，有空去看社火。她居然应承下来，我难免又要吃惊了。

挂断电话，我才发现出了一头汗。母亲送吴婶出去，我发起了呆，感觉像做着白日梦似的。电话里，梁爱艳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甚至怀疑电话那端根本就不是梁爱艳。突然间醒悟过来，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两个讲的都是老家的方言，我的声音之于她同样是陌生的。腊月，我和梁爱艳是通过一次电话的，问她什么时候回家，我们毕竟是正儿八经的老乡嘛。在北京，梁爱艳叫梁艳，她说梁艳这名字其实也俗，但比较起来梁爱艳更是土得掉渣。她讲普通话，我也讲普通话，好像只有讲普通话才对得起北京。或者，在北京不讲普通话就不会讲话了似的。除了寒冬腊月的一声问候，一年里我和她还联络过两次，北京真的是太大了。一次是在热得要命的夏天，她给我打电话，笑呵呵地问我，喜顺哥，手头有没有捏着什么好机会呀？我说没有，我们随便聊了聊，挂断了电话。另外一次是深秋，下着细雨，她约我吃了一顿饭。我们还喝了一点酒，她哭了，并没有说明哭的理由。她说，她用普通话说，她咬牙切齿地说，北京他娘的有什么好，老娘想回家。饭后我把她送回住处，搂着她的肩走了老远的路。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过。

正月初四，两拨亲戚来拜年，我在家里有点待不住了。出了家门，我没有在马路上停留，向野外走去。整个冬天都没有下一场雪，田野里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好些庄稼地里，干枯的玉米杆还僵立着，或者被野狗冲撞得横七竖八。秋天，人们只是将玉米穗子揪下来，可以喂养牲畜的玉米杆子已经无所谓了，它们等待着春天里的一把火。树好像又少了，看不到丝毫的绿意，孤零零地衰老在旷野中。我熟悉的一株老柳树还在，小的时候，我曾用镰刀在树杆上记录过自己的身高，那时候做梦都盼望着长身体。喜鹊在这棵老柳上筑了五个窝，尽管是五个，没有绿叶的遮蔽看起来也是孤单的。成群的喜鹊落下来，听不到叫声，它们跳来跳去地觅食，更像是无声地乞讨。河道挖得乱七八糟，沙子恐怕快采完了，走近时才看到两个大坑里铺着锅巴一样浅浅的冰，是那种枯干、蜷缩的形状。我拣了块石子扔下去，弹起来木木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正月初五，按喜镇的风俗是不出门的，大清早就要扫“穷土”。母亲清扫屋子，父亲则去扫院，许多年来这一天他们都是这样分工。“穷土”聚到院中，小小的一堆，父亲把一根“二踢脚”插在上边。母亲说，喜顺你去点吧，把“穷土”鞭走。去年和前年，再往前，母亲也是这么说的。“穷土”被炸开，家里便有钱了，真金白银就来了。我躬身点燃了“二踢脚”，咚的一声，面前腾起一片尘雾。

马路上的锣鼓声和唢呐笙管的吹奏声越发嘹亮了，不光如此，喊号子的声音，哄笑声也不断传来，小镇的年节终究是喜庆的。父亲出去看热闹，母亲也去看。母亲跑回来说，喜顺你也去看看吧，不光是扭秧歌，还有背棍，旱船，挺热闹的。我没有去，母亲又出去了，毕竟只有正月才能看得上社火。我躺在床上用手机上网，看起来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过年，本地新闻说今年凤城的鲜花卖得特别火。临近中午，院子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母亲高调的聊笑声，我爬起来往外看，真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母亲和吴婶正往屋里走，吴婶的后边是一个和她们年龄相仿的瘦高个子女人，再后边，那不分明就是梁爱艳嘛，她真的来我家了。

一干人进了屋，我手忙脚乱，还趿拉着一只皮鞋。那个瘦高个女人当然是梁爱艳的母亲，她瞟了我一眼和母亲说，真是不该来，大初五的怎么能在你家吃饭呢？没等母亲开口吴婶就说，管他初几呢，现在新事新办，既然来喜镇看社火，还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呀？梁爱艳的母亲笑了笑，冲梁爱艳说，艳儿你出去买点水果吧。梁爱艳要往外走，母亲一把将她拉住了，老长时间才松开。梁爱艳穿着黑毛衣，牛仔裤，秋天我和她一起吃饭时她就是这身打扮，只是套在外边的风衣换成了小棉袄。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化妆，看起来竟有点陌生了。她也瞟了我一眼，似乎想笑，脸上泛起红晕。

吃过午饭，吴婶拉着我母亲和梁爱艳的母亲出去了，下午的排练是要化妆的，吴婶实实在在要变成刘媒婆了。父亲也出去了，这当然是蓄意的安排，走的是民间相亲的路数。屋里只剩下我和梁爱艳两个人，我说不来是比吃饭时候更紧张还是更放松。我说，没有吃饱吧。梁爱艳说，减肥呢。我说，你本来也不胖。梁爱艳说，回了家不吃也不行，起码胖了有三斤吧。我垂下了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抬头的一瞬，她也正看我，我们几乎同时笑了出来，好像一下子就放松了。梁爱艳说，没有想到我会来你家吧？我说，来就来呗，我们家再穷也能管得起一顿饭。梁爱艳说，我是陪着我妈来镇上看社火，是你妈和吴婶非要把我们叫到你家。我笑了笑说，听起来像推卸责任呢。梁爱艳说，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喜欢看社火，我还上过背棍呢。梁爱艳说五岁那年她确实上过背棍，她被绑在一根焊着横梁的铁杆上，铁杆绑在父亲后背上，她穿着戏服甩着长袖，那是她最早的人生记忆，那种高高在上的飘逸的感觉美极了。梁爱艳还说，也就是五岁，再大点恐怕没那个胆子了，每次上背棍前父亲都提醒她上厕所，上了铁棍后决不能小便的，小便到父亲脖子上无所谓，关键是把戏服尿湿看热闹的人会笑话。所以表演前她不能喝水，只是吃鸡蛋，鸡蛋多好呀，有一次她一口气吃了五颗鸡蛋，天知道是怎么吃下去的。

谈论着社火，气氛感觉就好多了，我本来想开开玩笑什么的，但梁爱艳好像沉进去了，说话的时候看都不看我。她比我小三岁，过完年都二十八了。

聊过社火，好像我们没什么聊的了。好在有手机，我给她发了几条觉得有意思的段子，她也给我发了几条。拇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着，我干脆通过微信和她聊天，这样好像更自然。我问，回家过年的感觉怎么样？她说，呵呵。我问，什么时候走？她答，初八吧。然后她又说，其实现在就想走，不走恐怕要烦死了。我说，同感。她问，你说我们算乡下人吗？我回过去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她又问，你说我们算北京人吗？我又回过去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她说，守着爹娘，感觉却像是无家可归的人。我说，这样讲好像太诗意了。

我和梁爱艳差不多聊了一个半小时。从屋里出来，院门紧闭，梁爱艳努努嘴说，老人家们说不定以为我们在屋里干坏事呢。她笑了笑，这时候倒是开起了玩笑。拉开院门后我吃了一惊，街上闹社火的队伍摆起了长龙，看热闹的人可真多。一扭头，我看到父亲蹲在院门旁的墙根下，像一头沉默的石狮子。父亲站起来后咳嗽了起来。父亲说，啊，啊，你们出来了。

正月初六，已经有了那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捱到初七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和父母亲说，明天我得走了。母亲吃惊地望着我，忘记了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母亲说，不是说初十走吗？我说，公司有急事，必须走。母亲放下筷子说，再急还不让过年了？我说，梁爱艳明天也走。母亲说，啊，那就走吧，反正迟早也得走。父亲说，挣着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话。母亲没有再吃饭，她洗了两个罐头瓶子，要给我带萝卜干咸菜。她还炒了一包葵花籽。她还蒸了些枣，那些枣是院子里的枣树结的，初五那天梁爱艳吃了三颗，或者四颗吧。

正月初八的早晨，梁爱艳的哥哥开着面包车送她到凤城火车站，我搭的是顺风车。乡下人开车好像都这么猛，我上了车，摇下车窗刚和母亲摆了一下手，车子便跑开了。我再没有回头，梁爱艳冲我笑了笑。梁爱艳的哥哥也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面包车哗哩哗啦往前开，三个人谁都不吭声，闻到汽油味后我又开始头晕了。快到凤城时，一辆出租车从后边追了上来，一个急刹车斜在了前面，面包车差点儿撞上去。我和梁爱艳都趴在了前排座椅上，梁爱艳的哥哥一边下车一边叫骂着，我回过神来赶紧下车，出租车里下来的原来是郭照明和王虎生。郭照明和王虎生都没有答理梁爱艳的哥哥，我刚要开口，郭照明指着我的鼻子说，马喜顺，你牛逼什么？他说话的时候王虎生吐了一口痰，没等我回应，两个人转身上了出租车，倒两把掉了头，噌的一下又蹿出去了。

面包车重新启动，梁爱艳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呀，那两个家伙和你说什么了？我笑了笑说，他们请我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梁爱艳的哥哥说，他们问你牛逼什么？我再没有吭声。

梁爱艳的哥哥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后匆匆走了，他在凤城修理电动车，正月初八要开张了。我帮梁爱艳拎着包，往进站口走，乘车的人还不算多吧。走着走着，梁爱艳问我，你订好票了？我笑了笑说，还没有，订不上。梁爱艳说，那你急着进站干什么？我说，你不是九点半的那趟车吗？梁爱艳说，是中午一点。我疑惑地望着她，她也笑了笑，也就没什么疑惑了。这时她手机响了，接起来后说，凌晨六点到……想接你就接呗……什么惊喜呀……我正忙着呢……她接电话的时候我咽了两口唾沫，我承认有点不舒服。还早着呢，她收起手机说，似有点抱歉。是还早呢，我说。这几个小时怎么打发呀？她说。要不去看社火吧，我说，距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广场上，一群女人也在闹社火，扭秧歌，跑旱船，可惜没有背棍。她往那边瞅了瞅，笑了，笑起来根本不算难看嘛。打完电话后她顺势讲起了普通话，我也讲的是普通话。

我们并没有去看社火，梁爱艳说，那个有什么好看的？火车站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我们过去后才知道还没有开门。天灰突突的，冷嗖嗖的，是那种干冷干冷的感觉，看起来雾霾并不比北京少。要不，开个钟点房吧，我说，我用普通话说。现在才想到，你一点儿都不懂得关心人耶。她说，她用普通话说。我们便到那家叫凤鸣阁的酒店开了间钟点房。一个标间，她默许了，或许是懒得掏她的身份证。钟点房在五楼，还算干净整洁，窗外就是火车站的站台，一列客车呼啸而过，整座楼都抖动起来。勉强休息休息吧，我说。我热了一壶水，不多时水壶叫起来，又一辆列车驶来了。她不吭声，坐在床上玩手机。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我说。我从她双肩包侧面的网兜里取她的杯子，扭过身来后她正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把窗帘拉上吧，她说。去呀，你这人真虚伪，她说。过来，抱抱我，你不是想让我暖暖身子吗？她说。咱们可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你说你装腔作势的客气什么呀，她说，她的眼里突然间涌出了泪。我上前抱住了她，越抱越紧。后来我吻她，吻着吻着我的眼里也涌出了泪。

那你什么时候走呀？后来她问我，我搂着她躺在床上。

订到票就走，我说。

那你订到票以前干什么？

睡觉呗。

睡觉可以，不准和别人睡。她笑了笑。

那我就去看社火。我也笑了笑。

别说了，让我在你怀里安安静静躺一会儿吧，亲不亲故乡人，躺在你怀里还是挺暖和的。

她闭上了眼睛，又一列火车驶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