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波

一直想面对它，那段历史，那段往日时光。

有人恨不得把那段时光从大脑中抹去，在历史记忆中不留一丝痕迹；有人至今一想起便噩梦连连夜不能入眠；当然也有一些人，始终留恋那个畸形时光，惦记着为它招魂。归根到底，皆因那段时光太刻骨铭心，太不同凡响，民族进程历史中它留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一个深度见骨的烙印。

我完整走过那段时光，在我最好年华。

1966至1968，我在省城读中专，十八九岁，经历了它的发端和高峰，68年毕业分到老家一个旗县后又去五七干校锻炼等，经历了它的后期至结束。拜成份高所赐，在校时红卫兵不能入划进黑七类，虽有不甘想拉出一支赤卫队革命，但终因先天不足不能成事遭受弹压，由此放弃念想，一心收集被扔弃或要烧毁的旧书其实都是国内外名著，可班里红卫兵们还是不放过，给办了一次“偷书展”，差点领不到毕业证书。到地方上，从干校到后来再次插队农村当“五七战士”，所经历的时光更是艰辛曲折，也十分的荒诞不经，不一一赘述。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现在2016年，正好四十载。

当今天蓦然回首，去面对它的时候，却发现我们都已正在苍老。也曾想跟他人一样选择遗忘，但每当夜深人静躺在床上回想往事，那段历史便不由分说涌进脑海里来，躲都躲不掉。刹那间，复活的往日时光告诉我，它并没有消失，并没有死去，并没有送进坟墓，只是悄悄隐藏在你脑海一角等待时机脱颖而出。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当出现记录的断档、出现空白页面、或被人为撕去数章，那说明这个民族的悲剧也许尚未过去，想开倒车的势力也许仍在暗中默默运气。法国著名女作家安娜·埃尔诺回答为什么写作时说：“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一切都在一分钟之内消失，甚至不用一分钟，写作是抗拒遗忘的方式”。她的意思是，在作家的文字中时间被挽留下来，历史瞬间被记录下来，变成文字和图画，作为我们生存过的永恒证据。

也许出于这样的思考，我近期试着写了几篇有关那段时光的小说。

再不写，等日渐苍老的经历者们退出人生舞台后，文学叙事历史的空白真会出现。即便也许会有后人的追述，那毕竟是先天不足，不是亲历者诉说，会失去真实，而失真的历史岂能完美和有益于后世？超越思想的局限，超越写作的桎梏，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当然也并非易事。由于本人目前暂时尚无全面反映那段波云诡谲历史的宏大书写计划，先只试着做以小搏大的写作，也许从滴水窥见阳光，可品鉴大海的咸淡。性格使然，生命躁动，梳理那段所经历所积累时，突然发现，即便是在那个混沌变态释放丑恶、以恶行为美践踏人伦如绞肉场的时代，我也见识到过许许多多底层善良人的阳光一面，他们人性美好本质并没有泯灭，并没有被恶世所吞没，他们在苦难中一边呻吟着，一边捍卫人性的尊严，坚守人间真善美的德行，以抗衡肆行的邪恶，保留下来人类永远要向善向和的共生希望。

我并不是一个历史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价值取向愿意看到人性积极的一面。正因如此吧，很容易被一些生活中的不被人注意的细小美好事物所感动，为其击节叫好，不由自主地默默流下一行行热泪。 《狗脖湾干校轶事》，选取的就是这样历史的细小横断面，捕捉和描写了大难时刻闪现出的人性美好的一面。文革结束后老家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运动中死了父亲的某青年拿炸药包去炸毁了一名造反派红卫兵的坟墓，死了也要鞭尸，足见其仇恨何等的可怕，已深入到骨髓中，这种人性被撕裂的现象令人无语。但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事情作我的小说素材，尽管它故事性很强烈颇有影视剧效果。

说了这么多，掰开来从骨子里道真，其实我的写作并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理念追求或者所谓的历史担当什么的，有时候不小心会被大脑幻化的美好辞藻把自己绕糊涂，从纯粹文学的角度说，只是那山那人那时那故事更适合写进小说里而已。文学就是文学。也就如此。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