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雅［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骑兵军》：历史的真实与叙述的真实

⊙卢文雅［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100089］

“真实”是巴别尔的文本特征之一。在他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中，苏波战争战场内外的残酷图景被不加遮掩地推至读者眼前，毫无偏见的写实口吻甚至令人难以摸清作者的真实立场。他力求客观、真实地描摹出百分之百的现实，这里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叙述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即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复现，而叙述的真实指的则是作者借助什么样的叙述手段实现了文本的自然化和真实感。巴别尔的笔触如同历史本身一样冷酷无情。然而，战争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冲突，犹太情结与哥萨克情结的纠缠，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巴别尔的内心，并在其小说的字里行间发出清晰的回声。

《骑兵军》 真实现实主义叙述

一、历史的真实

1920年6月，苏波战争爆发，布琼尼统帅的红军第一骑兵军同波兰军队进行了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就在这个令波兰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骑兵军中，一个名叫柳托夫的戴眼镜的犹太青年怀着一腔英雄抱负随军转战南北，目睹了战争的残忍和人性的复杂，也目睹了哥萨克的恶与美。这就是小说《骑兵军》所讲述的基本内容。

《骑兵军》的成书历程印证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性。这部著作由三十四篇短篇小说构成，写作历时三年。它们起先零散发表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1924年结集出版，定名《骑兵军》。之后，巴别尔又发表了《千里马》和《接吻》两个短篇，并将前者纳入了《骑兵军》的版本之中，它也与《我的第一只鹅》和《一匹马的故事》形成了情节上的互文。实际上，巴别尔这部战争奇书的写就，经历了现实素材向艺术作品转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骑兵军远征波兰期间，巴别尔化名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柳托夫来军队报道。他一边参战，一边为《红色骑兵军》《第六骑兵师军事通讯员》等报刊撰写战事报道，歌颂战士的英勇，痛斥敌人的残暴。这些官样文章显然有违巴别尔的内心，但却迎合了骑兵军军官的口味。在小说《骑兵军》中这样的句式依然存在，只是它们已不再属于作者的声音，而是成为了作为旁观者的作者对他人话语的记录：“‘战士们！’团长普加乔夫站在墓穴边上，双眼望着死者，说，‘战士们！’团长取立正姿势，双手贴着裤缝，浑身打颤地说，‘我们现在安葬帕萨·特隆诺夫，他是全世界的英雄，我们向帕萨致以最后的敬礼……’说罢，普加乔夫抬起由于熬夜而发红的眼睛，仰望长空，大声痛悼第一骑兵军的阵亡将士，赞美这支用历史的铁锤在未来世纪的铁砧上捶打的光荣的方队。”此时，痛悼骑兵连长特隆诺夫的任务交给了骑兵团团长，作者不承担任何抒情的义务。战事报道中对骑兵军的美化，进入小说后成为另一种别样的历史真实。

巴别尔写骑兵军，不仅为官方写，也为自己写。战争期间的所见所感，包括行军跋涉的经历，包括对苏军和敌军的评价，他都毫无隐瞒地写进了日记中，只有这种体裁能够容他一吐心声。战事报刊上对英雄主义的大肆赞扬，在这里却被抢劫、酗酒、奸淫等种种不堪场面所一一取代。暴行成为布琼尼骑兵军的关键词，甚至盖过了英雄主义的光芒。在日后的小说中，正是对暴行的描绘抵消着哥萨克那“青春的铁和花”的价值。由于日记的私密性和自由性，这些文字所透露的历史真实性几乎不容置疑。

但是《骑兵军》并不仅仅是巴别尔对私人日记的艺术改造，更不是关于波兰战役中第一骑兵军的编年史。它是将历史的片段连缀起来的一段段想象的文字，却又异常真实可感，闪电流水般的行文中处处可以听到马刀的响动和子弹的轰鸣，可以看见遍体鳞伤的大地和绚烂无比的风景，可以嗅到漫山遍野的血腥和尸臭。如果说战事报道与私人日记作为纪实文献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那么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则用叙述的真实巩固了这种历史的真实。

二、叙述的真实

为了准确地再现历史现实原貌，巴别尔是怎样编织他的叙述艺术花毯的呢？

首先，《骑兵军》的叙述包含了大量的细节真实。细节真实一向被自然主义者奉为圭臬，有着强烈自然主义倾向的《骑兵军》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集里，巴别尔的笔仿佛一把刻度精准的尺子，将每一个细节都分厘不差地丈量出来。同时，他把语言的思想赘物涤尽剔净，只留下纯粹的细节形式，因而小说中关于细节描绘的每句话、每个词都可谓“足金足两”。这种精雕细琢又干脆凝练的笔法极大地激发了读者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官能的想象力。细节的真实涉及到小说中所截取的生活片段的方方面面：时空的准确无误，物什的巨细无遗，形貌的传神写照，景色的细致入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翻阅第一篇小说，我们便发现整个故事的时空脉络十分清晰。其实作者对时空交代的执着贯穿了全书。时空因素常与景物描写相互融合，使读者如临其境。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潘·阿波廖克》中：“我至今记得，夏晨的寂静犹如蜘蛛网蔓延于明亮、挺立的四壁间。一道笔直的阳光直射圣像画的台座。只见点点亮闪闪的尘埃飞舞于光柱之中。”又如《拉比》中：“远处，白色的天主教堂像芥麦田那样闪着光。炮车的轮子隆隆地碾过街角……那颗怯懦的星星在橙黄色的碎霞中燃烧，宁静，礼拜六的宁静，笼罩在日托米尔犹太区歪歪倒倒的屋顶上。”

巴别尔陈列起具体物件来也不厌其烦。很容易令人想起《拉比之子》中关于垂死的红军战士、昔日的拉比之子伊里亚的描写，他那破成两截的背囊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这是些五花八门、互不搭界的东西，有鼓动员的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像，有列宁的金属浮雕头像和织在没有光泽的绸缎上的迈蒙尼德绣像，而且两人的像并在一起。第六次党代会的决议汇编中夹有一绺女人的发丝，而在党的传单的页边密密麻麻、歪歪曲曲地写满了犹太古诗。”伊里亚的这些“遗物”，展示了包括叙述者在内的犹太红军在文化身份上的深刻的矛盾性。《骑兵军》中的细节形式绝不能说是没有意味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暴力和死亡的细节描写。有研究指出，三十四篇小说中出现的重要死亡事件有十二次之多，一带而过的死亡以及暴力的描写更是数不胜数。如：“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他的肚子给开了膛，肠子掉到了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能看见。”“他们纷纷跳上我们列车的踏板，又在枪托的猛砸下，纷纷仰天倒下去。他们哼哧着，挠着痒痒，跌倒下去，一声不响”……这样精确洗练，又这样冷静残忍，读来能不让人感到惊异吗？然而面对令读者倍感悚然的场景，叙述者却无动于衷。这又涉及到了叙述真实的另一个方面——叙述的客观性。

小说中，巴别尔退至幕后，而将柳托夫作为戴了面具的“我”推到台前。这副面具刻上了巴别尔真实面孔的特征：一个随哥萨克骑兵军同赴波兰战线的犹太知识分子的面孔。小说作者与叙述者在主体意识上发生了明显的交融，然而两者又绝非同一。巴别尔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他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他赋予了后者叙述的权利，却保留了评论的权利。在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中，留宿犹太人家中的“我”半夜被噩梦惊醒，才发现自己一直和“喉咙给切开、脸砍成两半”的男主人的尸体睡在一起，可死去的犹太人的女儿却说：“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骑兵军遭遇失利，身负重伤的士兵多尔古绍夫不愿成为波兰人的俘虏，要求“我”开枪打死他。“我”不忍心下手，排长阿弗尼卡却在接过他的证件后很干脆地朝“肚子开了膛，肠子掉到膝盖上”的多尔古绍夫嘴上开了一枪。之后，“我”没有抒发内心的震撼，阿弗尼卡却恨不能杀死“我”这个“可怜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的“四眼狗”。在《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中，我目睹了哥萨克屠杀的场面：“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可是哥萨克拐过街角走掉后，我却泰然地“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叙述者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和暴力，而他总能用纪实报道般的中立语调讲述出来，不夹杂任何评论干预。这还不够冷漠吗？难怪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称巴别尔是“不眨眼的目击者”，也难怪当代学者江弱水直呼“天地不仁巴别尔”。

当然，柳托夫不是唯一的讲述人。收发室男孩库尔丘科夫、出身牧童的红军将领巴甫利钦科、政委康金、战士巴尔马绍夫……他们也分别以书信、传略、讲故事等形式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这种超叙述的确是一种“自然化”的好方法。名篇《盐》是巴尔马绍夫给《红色骑兵军》编辑部写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自己杀死女背袋贩子的经过。在他看来，杀死她是正义之举、高尚之举，因为她是投机者，是阶级敌人，是“把我们推入泥潭，使河水倒流，使俄罗斯死尸遍地”的叛徒。作者将巴尔马绍夫的信件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原封不动地置于自己的作品中，全文几乎都是以这位哥萨克士兵的腔调和态度来叙述的，作者的声音被压至最低。如此一来，读者面前的巴尔马绍夫形象便显得尤为真实和客观。

细节的真实与叙述的客观化，使这部小说的叙述呈现出纪实文献式的真实感。

三、“真实”缘何

作为历史的清醒的旁观者和忠实的叙述者，在冷冰冰的文字之下，巴别尔本人的态度始终中立而又暧昧。很难说清他到底站在哪一个阵营里。身为文明而软弱的犹太人，他却一直向往着哥萨克战士的英勇和狂野，而目睹了哥萨克骑兵——这群“有纪律的野兽”的暴行，他又无法掩饰自己对犹太同胞的恻隐之心。他渴望摆脱传统犹太宗教思想的束缚，幻想能够成为自由豪放、神话般骁勇强悍的哥萨克队伍中的一员。在他的意识中，挥舞战刀、威风凛凛地骑在马背上横穿犹太人区的哥萨克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由此，巴别尔全然忘记了哥萨克是犹太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顾生命危险和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站到了从少年起就极度向往的哥萨克骑兵中间。同时，他和那个时代很多犹太知识分子一样，参加革命意味着对自己家族的背叛，也像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一样，他不但不能真正离开自己的家园，而且总是不断回到它身边，正如他曾向俄国朋友沃隆斯基说过的：“你很幸运，几个世纪前，你的先辈还披着兽毛到处乱跑，而我却常常感到我祖先数千年古老文化的重压，喘不过气来。”

在小说中，作者对哥萨克力量的崇拜和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悲悯都隐藏于柳托夫冰冷的叙述中，两种情结、两个声音相互缠绕又相互对峙，始终没有分出胜负。不过，我们还是能够隐隐感觉到，巴别尔在战争与人性的交锋中对于后者有所倾斜，只是这种倾斜太过隐晦，因而淹没在冷漠而真实的语言之中。在权威的历史话语中，革命即正义，而战争和暴力则承担起了对重建被践踏的正义的渴望。人性在战争面前的溃败和毁灭，不仅通过柳托夫之口被揭示出来，而且还通过许许多多小说人物的视角被展现了出来。作者对战争和人性的叙述是多维度的，他也提醒读者应从多个视角审视已然发生的一切。除了柳托夫的视角，还有基大利的视角，巴尔马绍夫的视角，赫列勃尼科夫的视角、潘·阿波廖克的视角、亲眼看着父亲被杀死的女儿的视角等等。当然，还有读者自己的视角。巴别尔的笔触越是冷酷无情，便越能激起我们想要窥见作者内心、看清历史真相的欲望。作者的内心或许永远难解，但历史的真相却可以探寻。

20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太沉重、太复杂的岁月，如果说当局者迷，那么历史的距离则会使真相变得清晰起来。巴别尔的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历史的平台，使后人能够穿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去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这个文本真实得震撼，真实得尖锐，真实得令人不安。它包含了作者本人以及那个时代、那场战争里所有人——包括肆意杀掠的哥萨克士兵和受尽凌辱的犹太人的疑惑不解或者理所当然。它超出了历史文献也超出了战争文学的框架，它比历史文献更真实，比战争文学更富有美感和情怀。

《骑兵军》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正如本书的中文译者戴骢所言，巴别尔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了的、使之病态化了的，并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巴别尔的现实主义指向的不仅是哥萨克士兵，还有犹太人和波兰人，甚至整个战争、整个历史。他真实地记载了一个伟大而复杂的时代，他堪称是那段历史最诚实的目击者和记录者。

［1］Сухих.И.Н.Озвездах，крови，лю дяхилошадях.［J］Звезда，1999（12）.

［2］伊萨克·巴别尔.骑兵军［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江弱水.天地不仁巴别尔［J］.读书，2008（12）.

［5］谢春艳.《骑兵军》与巴别尔的双重情结［J］.俄罗斯文艺，2009（1）.

［6］祖若蒙.巴别尔的艺术想象——读《骑兵军》［J］.文艺争鸣，2010（6）.

作者：卢文雅，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