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江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王安忆《匿名》：意料之中的“偶然性”

⊙顾江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王安忆新作《匿名》尝试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更加看重“偶然性”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并开拓了小说的叙事空间。

《匿名》 偶然性

2016年初，王安忆推出长篇新作《匿名》，关于它的创作构思，回溯2005年出版的《遍地枭雄》，在其后记中可见一斑：

我想写一个出游的故事……一名老实的职员，忽被前来索讨债务的债主劫持，当作人质，带他离开从未走出过的城市，踏入另一个世界。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壳，壳里面盛什么，心中却是茫然的。

时隔多年，这部三十五万字的书完成了她的心愿。在这部书中，作者尝试了一次个人化的语言试验，通过谜团相连、细节赘述、多重偶然性的应用等方式对人类文明（文化和社会制度）发展趋向提出了思考。在新书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议论和细节的大量铺陈，作品中也不乏对梦境、个人体验、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人对生存理念的理解、文明在进化和退化间的选择和迟疑，成为作者竭力要表达的主题。与此同时，小说中通过对“偶然性”渲染的叙事策略也将真实生活进行了解构，让“偶然性”统领全书，用巧合推动事情进程，并且用偶然性对社会进行虚构和想象。

对于偶然性的解释，从汉语语义和哲学思想得出的结论指向是不同的。从语义的角度，它是指“可能或不可能发生，可以任意发生的不稳定现象”，而在哲学里，特别是在存在主义者眼中，“偶然性”即为“荒谬感，一切都是荒谬的偶然存在：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异化，等等”，侧重于人的个体性，和人密切相关，它的变化和人的意识流动密切相关，只适用于人的存在。小说中主人公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他除了和家人有血缘的联系外，对外界的一切人都是孤立且个别的存在。他的家人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寻而不得。萨特认为，世间万物的“存在”，不派生于可能，也不归并到自然，“一个存在的现象永远不能派生于另一个存在物，这正是我们所谓的自在的存在的偶然性”，而人又是“自觉的存在”，所以在当下的客观世界中，偶然性也“自觉地”占据了生活中的重要篇幅。从这点出发，个人的存在和消逝就很难用理性思维诠释，“个人的命运被太多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所决定，因此世界对人来说是很荒谬的”。也就是说，世界的存在是人的存在的基石，世界上万物的偶然性决定了人的存在的偶然性。这样来看，人的消失也在“合理的接受范围内”。杨莹瑛在寻找途中，通过“公司租赁”这一简单的线索不断地认识各种陌生人。萧小姐、刘教练、老葛、潘老师都是杨莹瑛偶然间发现的人物，而在几处偶然性相互作用中又指向了可能的寻人结果，迫使她逐一认识这些之前生活从无交集的人物。在抽丝剥茧的历程中她比当事人更早地了解了绑架真相，却也无力再去将人寻回，在上部末尾按照死亡吊销户籍。“一个失踪的人，生与死的界线是相当模糊的”，默许了可能发生的所有结局，接受了既定事实后也就不再刻意得到最终答案，又回到了日常生活的羁绊中。

偶然性带来的除了意外频发，更推动人物命运扑朔迷离。主人公一再对绑匪说自己是“吴宝宝”，又说不是“吴宝宝”，前后矛盾印证的不仅是生存的担忧，更是对未知的恐惧。人物的命运被拖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淖，深山中充满了离奇，见证了哑子及他背后的原始文化，并且在和他的手口交流中接受了这个半文明半野蛮的世界。消失三年后来到九丈，遇到小先心、敦睦、鹏飞等“江湖中人”，并逐渐恢复语言、记忆能力。虽然他曾经不止一次直面死亡，但在即将和家人团聚时却在船行前突然失足，溺水而亡，可悲的是除了一个脑瘫儿其他的人都没有发现，就这样被人所遗忘。本来可以大团圆时命运急转直下，将喜剧变成意外的悲剧，但这看起来又是顺理成章——因缘际会的“偶然性”聚集在作者的笔下，偶然性之外是更多“必然性”累积的结果。当然王安忆也强调，男主角并没有消失，他只是从惯常的常识世界里走开，仍在能量守恒世界的总量里。因此最后的结局其实体现的不仅是一种缺憾，让日常偶然性的因素左右了人物的命运，更是一种回归生活的真实。

王安忆曾经写道：“脱离文字和语言，我们似乎就无从体察，我们必须要由文字说明，才能理解现实。”《匿名》要表述的不仅是“归去”和“来兮”两个简单的字面主题，作者希望通过“他”从人类原始状态一步步自我进化、自我命名、自我建构所处的世界的过程，来探讨人类自我与历史、语言与文字、文明与时间之间的玄妙关系。不过作者并没有赋予主要人物思考“他”这一连串意外后的权利，他只是被动地接受事实，由他人进行改造，自己始终没有一个成型的主意，更无从思考（主要是来不及思考就丧失了技能）关于“我究竟是谁”“向何处去”等问题。人物在颠沛流离中从先进退化到落后，又在落后中开始了“二次进化”，通过他——在生存能力的不断退化中为自己重新定位，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制度和民间文明的相互冲突和包容。

王安忆自叹创作经验的缺失是由于生活的单一，所以她极重视对写作材料的搜集。上海生活是她唯一的创作来源，写《长恨歌》时她留意上海弄堂里的一举一动，如何从虚构文本中写出真实的生活经验、讲好故事就成了关键。虽然当时素材来自一则沪上花边新闻，但作者创作时“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由一个典型案例倒推回溯半个世纪以来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场景，从开放的口口相传到闭合的人物经历，命运背后一定是逻辑发展严丝合缝，发展的轨迹沿着时代为个人设定的必然性方向前进，虽有波澜但一定是合情合理，不会跳出时代背景。她将王琦瑶的一生纳入日常生活叙事，按照固定的生活节奏平铺直叙，虽然仅停留于对物质层面的书写，也符合20世纪90年代观照的市民入世务实、琐碎平凡的常态生活。日常生活“讲什么”依赖于约定俗成的必然规律，但总是从严密的逻辑出发未免容易陷入桎梏的怪圈难以突破，所以当她开始思考“怎么讲”时，写作方式就从“写实”转向了“务虚”，《遍地枭雄》《匿名》等与常理相悖、突破读者思维极限的作品因此应运而生。

“偶然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巴尔扎克所看重的“研究”，既是对偶然性的解释，也是以分析、评价等尺度思考“偶然性”的社会影响、关联。虽然在众多小说中对必然性的书写相比偶然性占据较大篇幅，但偶然性似乎不乏表现的机会，“因为在人们尚未完全把握世界、尚未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时，完全解释世界就只能是一种奢侈的愿望。”《匿名》的野心不仅在于讲述一个现代世界的普通生活格局，它把目光投向了文明的边界，也就是“林窟”所代表的深山生存状态，试着探索“未知”。当一个习惯了现实生活的人进入了荒原之间，重新开始人生的历程时，不经意间为人物营造了虚空茫然的氛围，其实这种尝试在《遍地枭雄》中就有所涉及，二人都被胁迫着离开了熟悉的生活，重新审视自我。只是韩燕来（毛豆）并不像《匿名》中的“老新”走得那么远。

回看《遍地枭雄》和《匿名》，都出现了绑架主题和人物迁徙，且偶然性在全文的比重陡然增加。作者让男性气概不足的韩燕来在被劫途中逐渐强化、成熟心态，完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升华，三个劫车匪充当了性别上“引路人”的角色，他们无意的举动特别是大王以处于支配、权威地位的男性气概谋划布局时，启发了韩燕来的男性意识觉醒。这种触发是随机的，不带有任何的先兆，但韩燕来的成长则是必然的趋势，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男性的成熟，吸引着他靠拢过去，在交流过程中不自觉地依附他们，让少年向青年心态过渡，从胁迫中找到了性别上的归属和稳定，并有意模仿、吸收大王的气质以加速自己的蜕变，这有些类似生理医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心态逐渐归属到曾经抗拒、憎恶的一方，甚至到分离时几人还恋恋不舍。但这种自我意识成熟还没完成就随着四人落入法网而终结，韩燕来心理的成长也就戛然而止。而《匿名》中，“老新”不需要这种偶然触发的成长经历，作者在他身上投注的是人如何在文明边缘中实现一种类似“涅”的过程——从退化到进化，“匿名”之地是超出人类想象力极限的地方，抑或是文明的边界，传统观念上人迹罕至的地方却存在着人类文明进化的钥匙，至于这个人最终姓甚名谁、结局如何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毕竟人起源于自然，只有回到自然，我们才能找到文明发展的动力。

这些作品充满了隐喻和惊奇，愈来愈依赖想象力完成抽象思维建构。虽有真实事例为基础，但随处可见“意外”的刀工斧凿，《遍地枭雄》中还在现世经历，废弃空地和荒芜矿山表现隐喻（人文精神的迷失），大王和韩燕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茫然失措，先后出现了不合常理的“反社会”的举动；《匿名》以一起绑架案为契机直接把人物送到深山，将他的名称、身份、地位完全隐去，留在蛮荒接受洗礼，吸收原生态的力量，激发人本能的潜质，“老新”离开“林窟”后，在九丈的经历既是一次寻根之旅，也是努力唤回现代文明的见证。这种不合常理的表述更像一场精心布局的实验，《匿名》要表述的不仅是“归去”和“来兮”两个简单的字面主题，作者希望通过“他”从人类原始状态一步步自我进化、自我命名、自我建构所处的世界的过程，来探讨现代社会制度和民间文明的相互冲突和包容。背负“匿名”的人物就从“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但我不告诉你”而来。这种考验读者耐心、对阅读深度要求很高的文本，往往容易使读者在思辨中放弃主动思考的勇气，转而进入作家的掌控，虽然小说的布局有向侦探小说致意的成分，但在主观上作者仍努力跳出为自己设定的逻辑框架，实现超越。

王安忆的文笔功力，如同工笔画般纤毫毕现，在细节之处不惜大量笔墨。在充实的内容之外，涌动着的是饱满的哲思，不断猜测、怀疑、解释细节，喋喋不休。依靠完备的想象力越过认知的极限——就是那片“匿名”的区域，试探我们目前关于人、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认知边界。

［1］王安忆.遍地枭雄·游走与江湖［N］.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2］王志军，姜育洪.作为偶然性存在的人——论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J］.北方论丛，2003（4）.

［3］萨特.存在与虚无［N］.陈宜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高建为.偶然性、自由和责任：萨特文学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3）.

［5］王安忆.纪实和虚构［J］.收获，1993（2）.

［6］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7］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总序［N］.袁树仁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8］张振忠.论小说创作对偶然性的兴趣［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2）.

作者：顾江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思潮。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13WYA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