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说“教育救国”难免被人认为是对教育功能的夸大，说“教育兴国”对此存疑的恐怕不会太多。自古以来，没有教育的地方在国人心目中乃是一片荒漠，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人们眼里也总是上不了台面的蛮夷。就连刘禹锡这样的恬淡洒脱之士也是常以所居之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自矜的。尽管教育在旧中国几乎为富贵者所垄断，但这依旧挡不住所有的富贵贫贱者一样对教育及其“衍生物”——文化满怀着一腔虔诚。教师在古人的供桌上位列“天地君亲”之后排行第五，剔除“天地”这类虚拟的事物和“君”这一专制社会民众思想乃至肉体的“钳制物”，教师应该说在“公众崇敬排行榜”上博得了一个远远高出今天的社会地位的排名。传说中的孟母三迁，最终选择以“学舍”为邻，足见“教育界”在一个村妇的眼中乃是一片净土，一方圣地，足以促人向善；民间敬惜字纸以免遭雷击、视科举及第者为文曲星下凡的风习，则更是对教育文化以及受教育者的一种近乎迷信般的崇敬。

古代遍及各地的文庙逢年过节总要燃起上自皇帝老儿下至地方政要亲手点上的香火，以示其对教育文化的虔敬和对文运昌隆的求祈。在今人眼里，这些或许多少带有几分“秀”的成分甚至纯属虚应故事，至于祭祀者其内心虔诚与否由于年代的悠远和世风的移易我们已经殊难体味。其实，不必探访远古，翻开一部近代教育史我们亦会惊讶地发现，就连那些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被后人视为“窃国大盗”“反动军阀”“封建官僚”者之流竟然也都有着出钱出物倾囊相助教育事业的“离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