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轩

摘 要：复仇，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复仇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母体话语，在中西方文学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复仇主题体现文学作品中，往往包含着复仇行为的方方面面。中西方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文学作品中的复仇主题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特质，着重体现在“复仇动机”和“复仇模式”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本文以主题学的视野，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入手，对中西方文学中的复仇进行比较研究，展现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不同复仇主题。

关键词：复仇主题；复仇动机；复仇模式；文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04-02

复仇主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由来已久，西方的复仇文学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神话以及《荷马史诗》，而中国的复仇文学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史传，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俯拾皆是的复仇故事，如“荆轲刺秦”“伍员鞭尸”“高渐离击筑”等。尽管同为复仇，但由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复仇主题也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明特质，在复仇动机以及复仇模式上的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

总的来说，中西方复仇主题的差异体现为“伦理与心理”的差异，中国文学中的复仇大多是为了去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复仇；而西方文学中的复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为自己、为尊严、为自由而复仇。当然，复仇主题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整体上并为脱离两条主线。

一、不同的文明内核

（一）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

中国的传统思想大致由两条主线构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以道家为核心的传统哲学，而隶属于社会行为的复仇，主要深受前者的影响。儒家倡导的治国政策是以“仁”为核心，“人治”“礼治”“德治”相结合，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应该符合相应的“礼”，而“礼”的核心就是“忠孝”。“忠孝”观其实就构建了一个等级秩序，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时，人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等级体系中的一环，他对自身的上一环具有天生的责任和义务。当外力破坏其上一环的时候，复仇就不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维护等级秩序的行为。因此，在很长的时间段内，复仇是得到社会的认可乃至推崇的。

此外，儒家倡导“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们一直希望通过“达者”的行为，使“仁义”在整个社会得到真正的实现。在复仇故事中，“达者”通常是一些侠义之士的形象，他们的存在使中国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得到了升华。例如，“荆轲刺秦”中的荆轲为了国家而复仇；《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口号，本质上可以看做是为“天道”而复仇。

即便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传统思想不再得到主流的认可，但早已在中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因此，许多当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从根本上也是“为伦理而复仇”的。

（二）海洋文明、骑士精神与自由平等

西方文明是植根于海洋的，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相比，个人的地位明显提升。这种“个人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现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整个脉络中。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即便是神，也没有完全凌驾于人的地位，反而具有人形人性；中世纪，尽管“神权至上”，宗教思想压抑着人性，但同时“骑士精神”兴起，人们对荣誉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兴起，自由平等观念盛行，人们对个体的生命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

正是在这种文明内核的影响下，西方文学中的复仇主题体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关照复仇者内心。也就是说，复仇行为一定要满足复仇者心理需求，在西方复仇文学中，心理描写占据很大的比重。心理需求不同于伦理要求，它更灵活、多变，因此，西方不同于中国文学中复仇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的固定模式，它呈现出更多元的特征。

同时，不同于中国复仇主题的固定性，西方文学中的复仇主题紧跟时代潮流，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荷马史诗》中体现了“氏族利益至上”的思想；古希腊悲剧中体现出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过渡；中世纪时期复仇文化让步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文艺复兴时期体现出了个体自由的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复仇文学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诞生了两部复仇文学巨著《基督山伯爵》和《呼啸山庄》。

此外，由于西方较早的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带有现代色彩的法律体系，“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复仇文学往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因此较少出现中国复仇文学中“斩草除根”类的血腥场景。

二、不同的复仇动机——以“杀父之仇”为例

在中西方复仇文学中，“杀父之仇”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可以看做是两者的一个共同点。但即便仇恨的源头是相同的，中西方文学中的复仇动机也是不尽相同的。下文分别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一）天经地义，高于一切——以《原野》《鲜血梅花》为例

《原野》是曹禺先生著名的剧作，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的悲剧故事。故事是在一系列的仇恨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这种“血海深仇”是必须要报的，但同时仇虎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他复仇的对象不是真正作恶的焦阎王本人，而是他的好朋友、无辜的焦大星。但是这种犹豫最终败给了仇恨，他甚至产生了将对方“斩草除根”的想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复仇给仇虎带来了什么？显然没有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在他杀了焦大星以及间接杀害了小黑子之后，复仇的成功没有带给他应有的快感，反而使他陷入了内心极度挣扎于痛苦之中，最后精神错乱。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仇虎的复仇是不得不复，他必须去符合伦理的要求，这是不可争辩的。他甚至可以为此不择手段，种下新的罪恶。

同样的作品还有余华的先锋小说《鲜血梅花》。《鲜血梅花》讲述的复仇故事更为极端，也更为典型，小说主人公阮阔海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如何被杀的，对复仇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但是复仇却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同样的还有他的母亲，在交代他复仇任务之后，她就选择了自杀。人生的价值，除却复仇，就只剩下了一片虚无，“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人在此时，仅仅是维护伦理的一个工具。

通过上例，可见，在中国的复仇文学中，复仇主体是为了他人、为了伦理而动，并非为了自己而复仇。

（二）Follow my heart——以《哈姆莱特》为例

《哈姆莱特》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享誉世界文坛，它讲述的复仇故事可以看做是西方复仇文学的一个典型。哈姆莱特面临的同样是杀父之仇，同时也包含着王权之争的问题。与仇虎、阮阔海相比，哈姆莱特的复仇完全可以简单化，他的复仇目标很明确，他复仇的能力也要强于前两者，但是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却产生了著名的“延宕”心理。这种“延宕”不是简单的犹豫，更不是复仇过程的规划，而是对复仇价值的思索。

历来学界对哈姆莱特的“延宕”有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运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就是说，哈姆莱特叔叔“杀父娶母”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哈姆莱特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他的内心借此得到了满足，而在此时，他如果对叔叔进行复仇，也就相当于毁灭了自己。这种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显得很怪诞，但它无疑反映出了一种倾向，就是西方学界，很重视心理作用在复仇过程中的地位。它并不像中国人眼中那么天经地义，而是只有在能够满足自己内心的时候，复仇才是有意义的。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复仇动机方面的差异。

三、不同的复仇模式

（一）中式复仇的三大特点

中国复仇主题中的复仇模式，可以概括出明显的三大特点，就是以弱斗强、肉体毁灭以及善恶分明：

以弱斗强，在中国的复仇文学中，复仇者往往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这种“弱”绝大多数是仇者导致的。例如：越王勾践本来与吴王夫差是具有同等地位的一国之君，但是他在复仇时已然成为了亡国之君，因此只能选择隐忍；荆轲刺秦，秦国的强大正是仇恨产生的主因。以弱斗强的特点更明显的体现在了女性复仇中，在中国的传统等级观念中，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可以说她们是天生的的弱者，她们的复仇本身就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她们的复仇往往是间接的：京剧《铡美案》中的秦香莲，只有通过包拯这样难得的好官，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复仇，而她的复仇也不过是为衬托包公而存在的；再如《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跳江而死后，李甲因为懊悔，身患顽疾；孙富因为受到惊吓，终日梦到杜十娘，惶恐而终。最后只留下世人一句“人以为江中之报也”，杜十娘只能通过毁灭自己，借助人们深信的因果论，来实现所谓的复仇。可见，以弱斗强的复仇，实现起来难度有多大。

肉体毁灭，简单来说，复仇模式有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两种，在中国复仇文学中“大仇得报”的标准就是肉体毁灭，因此中国复仇文学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杀戮，甚至带有不可控性。

善恶分明，前面说到，由于中国式的复仇是为了伦理而战，也就是复仇是有标准的，复仇者是为了维护这个标准，而仇人则是破坏了这个标准，因此这种善恶划分是分明的，作者在创作时也是带有情感倾向的，往往同情弱者，将不符合伦理的罪名强加在复仇对象身上，使复仇行为是正义的。荆轲的刺杀行为，完全不符合两国交往的礼仪规范，但不妨碍他成为民族英雄的代表；《水浒传》好汉们“替天行道”的复仇是正义的，因此他们时常犯下的滥杀无辜、奸邪淫荡的过错就自动被原谅了。复仇行为往往是会受到赞扬和歌颂的。

（二）西式复仇的反向性

对应中式复仇模式的三个特点，西式复仇有相应反向性的表现。首先，西方复仇文学中有“平等模式”下的复仇，同样以女性复仇为例，美狄亚为了追求爱情，不惜背叛父亲、杀死兄长，而为了向负心汉伊阿宋报复，又杀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她的手段直接甚至残忍，因为在她的意识中，没有自动将自己归为男性的附庸，而是将自己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

此外，西式复仇在肉体毁灭的同时，也产生了精神报复的形式，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兴起、法制观念至上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就是《基督山伯爵》和《呼啸山庄》，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希斯克里夫和埃德蒙·唐太斯，他们都是都是为了荣誉、精神而复仇，也同样选择了精神报复的方式，也就是让仇人对自身进行精神审判，实现精神上的制裁。

同时，由于西方复仇为了自身而战的特性，利益往往成为了复仇的驱使，善恶有时候并非那么明确，即便在作者笔下，也会对复仇者进行批判。就像美狄亚，她犯下的罪恶并没有被忽略，她也得到了灵魂上的惩罚；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也对复仇的正义性产生了疑问。可见，在西方，复仇行为并不是得到一致认可的。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中西方文化的沟通、借鉴日益深入，特别是中国作家大量借鉴西方作品，中西方复仇作品有了趋同化的倾向。然而，差异性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与子同仇”的情况在文学领域是不会实现的。

指导教师：曹建国

参考文献：

[1]黄爱华，陈漪.复仇·情爱·原野——《原野》与《呼啸山庄》比较阅读[J].中国文学研究，2005（01）.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