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斌

一、引言

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由天津及河北相邻城市构成，呈现出“圈层”型的地理空间布局。其凭借着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形成知识开放交流、资源广域配置的技术创新系统。如果忽视区域合作创新与协同发展，限制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流动，那么京津冀科技产业就会错失异质知识对接迸发的新创意，也无法创造符合国际潮流、适应市场竞争的新设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当前我国技术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于是，“优化配置京津冀科技资源，促成区域协同创新格局”被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实际上，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将北京定位为原创技术总部，专利交易市场、高端创新服务中心及人才集散地；将天津建设为中小科技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区及现代制造业基地；而河北着力推广高科技产品及服务，形成创新重点试验区和创业孵化中心”。于是，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用于客观、合理地测算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绩效水平，发现其实践中的潜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虽然研究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的国内外文献并不鲜见，但由于对“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界定尚未统一，致使其在评价指标选取及体系构建上还存在一定差异。大多数学者会从“产学研相结合”入手，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体系，如将其划分为信息共享、决策同步和合作激励三方面。[1]或者，基于研发环境、投入产出、合作机制要素，建立“大学－政府－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三螺旋协同效率评价体系。[2]此外，还会涉及知识共享、网络能力等系列指标。[3]当然，也有学者出于创新能力、创新协同度、可收益性、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考虑，从技术链、价值链、空间链、供应链四个维度，设计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体系。[4]另一方面，因对“协同”或“创新”等概念、内涵及边界的认识模糊不定，造成在评价指标选取及体系结构细化上存在分歧。例如:有学者认为“创新”至少包含异质资源链接力、知识管理力和自适应力等测量要素，需要基于区域知识、资本扩张路径(如创新节点素质、协同创新过程、市场灵活测度等指标)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体系[5]；也有学者认为“创新”还要包括互动意识、角色定位和合作能力等要素，应考虑创新网络关系(如企业间或企业与中介、院所、政府间)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嵌入性，以此建立绩效评价体系[6]。同时，区域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例如: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资源型区域总体及其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创新效率[7]，还有对供应链协同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法[8]；使用因子分析法评价地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协同绩效[9]，以及考虑多指标模糊关联的服务制造网络协同绩效评价法[10]；利用灰色对称进化链模型评价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稳性[11]，以及基于云模型标度判断矩阵层次分析法的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模型[12]等。

就既有文献而言，大多仅在探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会提及一些关于该地区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或推动措施，但都未能从城市群异质性资源耦合的理论视角开展更具区域针对性的研究。于是，本文以京津冀科技资源禀赋特点为现实依据，对其创新单元间的协同属性进行综合考量，将企业协同创新能力、园区创新协同程度也纳入到区域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框架之中。基于此，在“创新驱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系统研究权威期刊的相关文献，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以期对“促进京津冀产业链重构、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二、理论框架

(一)城市群科技资源耦合网络

城市群内的异质性技术交互依存，使得技术创新趋于区域共生。因此，各创新单元会结成知识共生的网状结构。其中，既存在各项科技资源匹配耦合的兼容性创新，又有技术与地域情境关联融合的适应性创新。[13]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网络以“企业、中介、高校、院所、政府、园区”为节点，基于规模聚集、知识溢出的共生优势，形成协同关系长期稳固的产学研共同体。所以，城市群协同创新会注重政策的引导与调节作用。因异质性科技资源的耦合关系，在城市群会产生:各实业单元资料供应配给、安装组合的产业链；各研发单元技术应用转化、转让扩散的知识链；各经营主体资金流动分配、增值共赢的价值链。由此，交织为城市群科技资源的耦合网络。其特征体现在:多类创新主体相互调配资源，构建动态的非线性(产业链、知识链、价值链)环网；存在大量技术转让与溢出现象(如合建研发中心、借调专业人员等)，加速知识要素转播；区域成为催生互动交流、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协作氛围的创新载体。于是，城市群成为一个包罗众多交叉科技创新的区域共生系统。那么，在不同区域层级(企业、园区、地区)的共生界面与异质科技资源(物料、能源、信息)的交换群点中，就会发生“因某单项耦合技术出新而触动网络整体协同演化”的现象。[14]随之，城市群各类科技产业也会呈现出“局部扩展至整体”、“无序转变为有序”的发展趋势。

(二)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现有机制

目前，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别(如图1所示):一是在企业层面的科技资源耦合机制。通过劳动力、知识产权、招标项目等要素市场，京津冀科技企业保持着良性的资源配给与创新互动关系，形成了“产业分工互补、知识共享相容、价值共创共赢”的协同创新伙伴关系。例如:2015年北汽福田建设包括北京研发中心、天津自贸区进口与租赁零部件项目、河北生产基地的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圈；天士力投资京津冀数字中药之都；北京金隅与河北睿索固废研究院合建大宗垃圾处理站；北京汇龙森国际在天津武清区建孵化器分园；北京均大高科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生物医药创新园；国家部委在京数据中心迁至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圈。二是在园区层面的科技创新联动机制。京津冀各地园区管委会大力资助合作项目并提供跨区税收优惠政策，中介机构(财务评估、认证法务、商贸金融)搭建咨询与沟通桥梁，在园区间形成更具“创业合作性、创新动态性、信息共享性”的战略性创新联盟关系。例如，2015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在津冀建设区域科技合作站与大型实验设备共享网，已在廊坊开工建设肽谷生命科学园、清华科技园、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中试基地与中石油勘探研究分院，并于2016年相继建成固安航天产业园、香河机器人产业园、承德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试点、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定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邯郸新材料基地、临城天测空间信息园。三是在区域层面的科技协调发展机制。由京津冀跨区行政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并执行的科技协调政策，不仅保证高科技产业紧密衔接与资源合理调配，还有益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弥补经济负外部性，发挥要素市场对“规范同行竞争、择优选取协作方、优化资源配置和传递有效信息”的作用。例如:《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京津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京冀合作框架(2013—2015)》的相继签署，着力搭建“共享科技资源、互调技术专家、开放研发成果”的长效协同机制；北京发布《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与津冀共建高级人才信息库，逐步实现职业资质互认与跨地户籍流动。

图1 京津冀科技资源耦合驱动的协同创新机制

(三)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共生网络

如今，正处于全球科技加速更新、新兴产业竞争加剧的后金融危机时期，京津冀协同创新离不开由企业科技资源交互耦合机制、园区科技机构联动创新机制和区域科技园区协调发展机制共生而形成的区域科技生态网络。也就是说，在国内开放的技术创新环境中，跨区科技企业、高校院所、政府机关等创新单元，要在特质科技共生界面上建立资源要素耦合的系统模块和关键结点，进而协同研发新技术或组合新兴的产业链、知识链与价值链。[15]然而，在共创群点内，各单元间既有带动或引导的互补联系，又会发生抑制与对抗的互斥情况。因此，需要定期评估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绩效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一些更为适宜的多层级政策，以缓解创新单元间的冲突与矛盾。例如: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指导各省市地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布省市规划纲要，引领各孵化基地科技创新互助；推出园区优惠措施，激励各创业企业科技创新合作；规范企业合同协议，梳理各科技资源耦合重组配置。最终，呈现横向界面(卫星辐射式)与纵向链环(嵌套连贯式)相混合的科技创新网络。所以，只有全面考察影响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相关要素，并结合该区域现有的科技共生机制，才能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绩效评价体系，对推进京津冀“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研究设计

(一)文本提取

研究采用中国科技管理类权威期刊收录的学术文献，搜集其相关论述中提及“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关键语句，并归纳得出其绩效评价的要素指标。其原因在于，权威期刊涉及此类研究的内容资料较为丰富，便于取舍。另外，条理清楚，利于统计。所以，本文选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筛选权威期刊论文，抽取评价指标，以避免“因缺乏学术理论支撑而造成研究信度过低”的情况。于是，在2015年1—10月收录的17种科技管理类权威中，通过下载与“京津冀协同创新”相关的58篇研究文献，并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为中心词汇，抓取出578条关键语句，组成原始的文本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知网科技管理类权威期刊文献的文本资料收集情况(2015年1—10月)

(二)指标归类

首先，暂不设定要素系统，而是参考代表性文献。在掌握其对“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分类视角和逻辑原理后，再归纳出文献中的具体类别，以此作为初始编码的选取依据。其次，通过深入分析文本资料中的关键语句，抽取核心词汇，且合并近义或同类词句、增补差异要素或遗漏词汇，逐渐形成初始编码的目录集，并统计其出现的频次。基于此，整理被频繁提及的核心词汇及意思相近的关键语句，返回代表性文献，查询其是否被证实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直至确认为理论编码(如表2所示)。然后，梳理成能涵盖所有初始编码的要素指标集合，且对各项要素附上文献说明与理论界定。最后，通过因子分析，将要素指标集合细分归类，形成有多层指标的评价体系。

表2 提取文本资料编码/要素的过程示例

(三)体系赋权

设计层次分析法调查问卷，并选择长期关注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两名教授(各权重0.175)、两名副教授(各权重0.125)、一名在读博士生(权重0.075)、一名在读硕士生(权重0.025)和两名MBA毕业生(各权重0.05)八位研究人员，以及两名事业单位(北京市科委、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各权重0.1)打分填答。同时，采取非集中式的独立访谈。若在数据运算中出现逻辑错误，则要求相应专家重新斟酌，做出修正并再次计算结果。然后，将各专家判别矩阵加权并得出综合评价，以弱化个体偏好带来的干扰。这时，也可能会发生“各专家答案均通过检验，而综合评价却未通过”的情况。所以，还需采用德尔菲法对专家的部分答案进行调整，以降低其差异度，到能够通过检验为止。另外，将578条关键语句转换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理论编码表”，并通过复杂网络分析对其进行矩阵转置运算，得出各项要素指标间的共同关系，以验证评价体系的内在耦合结构。

四、实证分析

(一)文本分析结果

通过对大量文本资料进行逐条分析，合并重复提及或涵义接近的初始编码，并且参考“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相关期刊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以此归纳出评价要素。值得注意的是，为保留“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性结构，所以选取的参考文献应与文本资料来源的代表性文献相区别。其次，确保经梳理后形成的评价要素，能够涵盖几乎所有在文本资料中提及的初始编码。最后，构建出含有22条理论编码的要素集合(如表3所示)。与既有参考文献相比可发现，得出的绩效评价要素集合是完全基于与“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相关的原始文献，并非根植于研究其他地区或抽象区域而采用的理论视角或使用的逻辑假设。因而，更具一定的地域针对性。当然，通过文本分析归纳得到的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要素指标，既概括以往文献中频繁提及的评价指标，如实际产出、成果转化、产权保护、投入协同、分工效率等，同时又补充了一些其他要素指标。例如:以往研究较少提及或被忽视的(如问责奖惩)；与其他评价要素项相似但有一定分异性的(如目标一致、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之前因学者主观判断不够重要而未纳入的(如调度反应)。

表3 参考文献比对统计与理论编码提取

续前表

(二)因子分析结果

在58篇权威文献的578条关键语句中，分别统计22个理论编码的来源初始编码出现频次。然后，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如表4所示)。KMO测试系数为0.717，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4 339.421，说明样本的充分性及分布显著性较高(sig.值为0.000)。此外，三个主因子的总解释率为74.71%(大于0.7)，且均通过信度检验(大于0.9)。所以，绩效评价要素集合的内部结构满足一致性要求。其中:“企业因子”涵盖京津冀科技企业资源耦合机制绩效的评价要素，如资源互补、投入协同等；“园区因子”包括京津冀科技园区创新联动机制绩效的评价要素，如平台建设、中介服务等；“地区因子”对应京津冀区域科技发展协调机制绩效的评价要素，如基础设施、财政杠杆等。

表4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要素的简要解释及其旋转因子矩阵

续前表

(三)层次分析结果

由于评价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要素指标均被概括为抽象的定性词汇，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内容归纳与概念界定(如表4所示)。这样，将防止专家误解调查问卷中某些词句的具体含义，不易导致运行结果出现明显差错。同时，为保证顺利进行层次分析，使问卷数据能够生成判别矩阵及特征值，还需将要素指标集合划归为三层体系。因此，可以按照“载荷数据越接近，说明对系统影响的相似性程度就越高”的原则，对原主因子涵盖的要素指标进行重新归类。例如:将企业因子中的资源互补、投入协同、目标一致、信任磨合划归为耦合准备等；将园区因子中的筹措经费、人才引进划归为资源调用等；将地区因子中的统筹领导、财政杠杆划归为政府联合等。于是，便获得三层评价要素构成的指标体系结构(如表5所示)。第一层是企业资源耦合、园区创新联动、地区发展协同；第二层是耦合准备、耦合过程、耦合结果、资源调用等；第三层是各要素指标(理论编码)。经层次分析得出，在第一层评价要素中，“企业资源耦合”占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比重(41.61%)最高，其次是“地区发展协调”(31.28%)，说明京津冀科技企业间的资源耦合机制对该区域的协同创新更为重要。而在第二层评价要素中，“耦合准备”占比(17.54%)最高，其后依次是“耦合结果”(14.94%)、“政府联合”(12.56%)、“公共收益”(11.53%)等，说明提高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前提是“先让该区域科技企业做好资源耦合的准备工作，然后以耦合成果作为绩效评价的基础，再促成政府间的联合以提供政策保障，同时还需考虑到公共收益的增减变化等”。在第三层评价要素中，从其权重的排序来看，“统筹领导”(8.35%)居首，其次是“实际产出”(8.25%)、“基础设施”(7.65%)等，说明提升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重在有效的统筹领导，然后才是增加当年科技成果及专利申请数量、提高专利转让与许可合同总金额，以及增加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四)复杂网络分析

研究还采用复杂网络分析，进一步挖掘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中各项要素指标间的共现关系，以及验证专家对其赋权的合理性。因此，运用UCINET6.216软件计算出各要素指标的节点度中心性、接近度中心性、中间度中心性(如表5所示)，以分别刻画其在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说，要素指标的中心性数值越高，则距离核心位置就越近。那么，就中国科技管理类权威期刊文献的文本分析而言，对初始编码出现频次的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可得:最核心要素是“实际产出”，其次是“统筹领导、投入协同、基础设施、资源互补”等。然后，再与要素指标权重排序、三个中心性数值排序对比后发现，大体一致，略有差异。由此可知，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的要素指标权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5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要素指标的权重及其中心度排序

续前表

(五)研究应用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可追溯至1981年的“环京津经济协作区”和“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以及1986年环渤海14个沿海城市及地区政府间共同成立的“区域性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和河北省科技工作会提出“建设环京津创业带”，以及2004年国家发改委促成《廊坊共识》与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为京津冀加强经济科技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然后，2006年京津冀签署《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及2011年发布《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为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带来“第一动力”。而且，2011年又启动《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因此，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规划纲领及发展政策引导下，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总体呈“逐年提升”的发展势头。然而，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2014)》数据可知，当前京津冀科技资源(高端人才、研发经费、专利授予、技术转让)呈现“易集聚、难分散”的不均衡状态。另外，通过专家评分后可发现，其间也出现“拉大企业科技资源差距，阻塞园区知识溢出通道，地区产业链尚未完全衔接”的波动情况(如图2所示)。其原因在于:未形成各地政府高层间长效磋商机制，也未明确科技定位和创新分工，造成在规划制定、扶持政策、项目储备、技术标准上缺乏相互协调；难以共享科技资源数据，尚未建立标准化数据库服务系统及规范化网络监管体系，研发人员及实验设备的派送机制亦不成熟等[21]；未能重视技术交易市场在合理配置科技资源上的有效作用，科技园区对创新创业也未能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或完善的中介服务；地区间还明显存在技术创新人才就业落户、社会保障、创新激励、创业氛围与职称评价上的政策差异，也存在科研交流的行政壁垒。

图2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得分

五、结论与对策

基于资源耦合的区域共生规律，经研究发现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存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指导地区协调纲领、地区引导园区联动规划、园区鼓励企业创新措施等制度协同，以及自上而下的企业资源耦合、园区创新联动、地区发展协调等市场协同。以此，构建出评价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理论框架。然后，对权威期刊文献进行文本分析，筛选出要素指标集合。通过层次分析与复杂网络分析，计算各项要素指标权重并验证评价体系的结构合理性，对探索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给予一定的理论补充。另外，根据2004—2013年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演化轨迹，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第一，建立地区政府综合领导机制，如成立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工作小组或联席会议，共同研制重大政策、协调重大问题，做好“规划编制、方案实施、招商选资”；促成京津冀区域“工商、质检、公安、认证”等部门联动机制，统一“经营监管、检验检疫、安保管理、认证许可”标准，取消或减少不必要审批；建设多项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整体规划京津冀城际轨道交通一体化，构筑“京津双核”的区域交通网络中枢；发挥财政杠杆对园区“市场开拓、人才培养，以及营销渠道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投资的撬动作用。

第二，设立或补充园区创业创新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合规补贴进驻工业示范区、高新科技园的企业；要求各园区、孵化器积极与国家或地方有关部委接应，争取重点项目资助及专项扶持政策；完善园区中介服务，建设能及时提供各地“法律法规、市场需求、投资环境、税收补贴、劳工资源、质量标准和防灾疫情”等信息的大数据服务平台；联合京津冀各地的园区管委会，开办各类经贸展示会，共同攻关重大科技课题。

第三，调研京津冀科技产业结构及其技术难题，了解当前企业的实际科技需求，促成战略性创新联盟，推动产业集聚；构建高端技术人员流动平台，制定户口迁移京津冀的优惠政策，着力培养有国际视野、创业热情、科研嗅觉的复合型人才；落实重点扶持企业享受专利交易退税、抵免减免税、延期纳税等税收优惠；联合各地科研机构分享“技术咨询、成果转化、科技需求、优秀人才、设备仪器”等信息内容，建立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网络。

[1]Togar M S，Sridharan R.The Collaboration Index:A Measure for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Lo⁃gistics Management，2005，35(1):44－62.

[2]康健，胡祖光.基于区域产业互动的三螺旋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5):19－26.

[3]Philbin S.Process Model for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1998，11(11):488－521.

[4]Barbaroux P.Identify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ithin Knowledge⁃Intensive Environments:Insights from the ARPANET Project[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2，15(2):232－258.

[5]邢建军，李洋.区域创新网络要素间协同能力的测度——基于知识资本扩张路径[J].标准科学，2010(4):78－82.

[6]叶笛，林峰.产业集群升级背景下的网络资源协同式链接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1):101－107.

[7]穆东，杜志平.资源型区域协同发展评价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5):106－113.

[8]张翠华，周红，赵淼等.供应链协同绩效评价及其应用[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7(6):706－708.

[9]乔金杰，赵秋莲.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协同绩效分析及主体确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8):11225－11227.

[10]Chen H Z，Zhao Q Q，Jin Z X.Study on Grey Evolutionary Game of“Industry⁃University⁃Institute”Cooperative Innovation[C].Proceedings of 200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2009，1120－1125.

[11]冯博，索玮岚，樊治平.考虑多指标模糊关联的服务制造网络协同绩效评价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2012，20(4):95－103.

[12]刘志华，李林，姜郁文.我国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4，11(6):861－868.

[13]Hannan M T，Freeman J.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Public Organization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2(5):59－61.

[14]Adomavicius G，Bockstedt J C，Gupta A，et al.Technology Roles and Paths of Influence in an Ecosystem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J].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2007，8(2):185－202.

[15]解学梅.协同创新效应运行机理研究:一个都市圈视角[J].科学学研究，2013，31(12):1907－1920.

[16]陈诗波，王书华，冶小梅，等.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5(7):63－68.

[17]李林，刘志华，王雨婧.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绩效评价[J].系统管理学报，2015(4):563－568.

[18]吴笑，魏奇锋，顾新.协同创新的协同度测度研究[J].软科学，2015(7):45－50.

[19]邓富民，张金光，梁学栋.基于协调度——管理熵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度[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5):113－117.

[20]Inkinen T，Suorsa K.Intermediari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 Survey From Northern Finland[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0，18(2):169－187.

[21]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