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母亲病故。后来哥姐们每每提起母亲，我若在旁边，他们便问：“你对妈还有印象吗？”我也每每大声说：“怎么会不记得？那是妈！”

其实，对母亲的具体形象，我多是从家中珍藏的老照片上得到的，那清秀俊美的面容，大家闺秀的气质，生过好几个孩子后依然窈窕的身材，谁看了都很难忘，何况我是她的亲生女儿。虽然失去母亲时我确实年幼，但在我心灵深处，那记忆的浪花依然时时在我脑海里涌现……

对母亲的记忆，应是始于三岁多。

早上起来，父亲上班，哥姐上学，屋里就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我坐在前沿炕上，扒着玻璃看母亲在院子里把煤球炉子点着，然后进屋擦桌子扫地，用汆子烧开水，沏上一壶茶。忙了一大早，母亲刚想坐下，我用小手指着外边，说：“妈，牛哞——”妈能听懂我的话，把我往里挪了挪，说：“你在炕上坐着别动，妈去给你买。”“牛哞”是我发明的词，街上每天早上有一对老夫妇挑着担子来卖杏仁茶兼卖锅饼，老两口穿得虽旧，却极干净。老头儿挑担，老太太张罗买卖，老头儿耳聋，吆喝的声音极大，不知怎么传到我的耳朵里那声音就成了“牛哞”。其实我说的“牛哞”是指那挑担子上卖的锅饼，类似南方人说的锅盔，呛面的得有一寸多厚，牙还没张齐的我那阵不知怎么喜欢上了这种吃食。妈回来了，我便抱着那一牙儿锅饼，专心致志地啃起来。趁我老实，妈开始坐在我旁边做活。阳光照进来，照在了我裤子上的一朵小花上，那花真鲜亮。我扔下啃了一半的“牛哞”，开始揪那花儿，想把它揪下来。妈说：“那儿本来就破了个洞，绣上花遮住不是挺好看的吗？别揪。”于是我放过了那朵花儿，靠着妈给我绣的花枕头，开始翻腾那竹编的针线笸箩。里边盛着花花绿绿的碎布条，妈正用它们给我编一双漂亮的小凉鞋。有人轻轻敲窗子，一看，是对门的老奶奶。老奶奶逗得我笑了，然后指了指妈，说：“真巧。”

忙活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也常不让妈闲着。我时不时有发明。冬天的夜晚，全家人围着炉子，喝着茶。我忽然想起大人说的一句话：“吃凉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大夫为什么生气，是病人多了太忙生气呢？还是人不生病了大夫没事干生气。但我记住了萝卜，那卖萝卜的推着车，车头点着煤油灯，咔咔几下，就会把个“心里美”削得像朵盛开的花。于是我要那水萝卜妈给我举回来了。过几天，我可能变成每天晚上吃一个鸭梨，或一个冻柿子。再变花样就是一把山里红，尤其是那冻蔫大海棠，那东西放在炉台上一烤：焦黄的皮里冒出香气，外热里凉酸酸甜甜，好吃极了，现在是吃不着了。但那时，妈是变着法的满足了我的各种要求。

四岁时，我有一次“遇险”，差点儿走失。据说我小时候长得很好看，小圆脸儿，大眼睛，乌黑的头发，人见人夸，反正绝不像现在这么丑。母亲把我看得很紧，生怕“拍花子的”把我拐走。听说那“拍花子的”往小孩子头顶上一拍，不知什么迷魂药起了作用，那小孩只见两边全是大水，中间只有一条小道儿，前边只有一个人，只好跟那人走。一天，邻居家来了几位客人，客人走时，一大群人送到院门口，往外走的人中有个穿灰大褂的高高胖胖的老太太，我正在院子里玩儿，当时不知怎么莫名其妙地跟在她后边溜出了院门。走了一会，突然觉得周围一片陌生，一阵大风吹过来，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了，转身就往回跑，却一头扑在一个怀里，抬头一看竟是母亲。原来母亲发现我不见了，立刻追了出去，见我穿着小花袄，扭扭搭搭正不知要往哪儿走，又怕吓着我，不敢大声喊我，于是就一直悄悄跟在我身后。这次历险，一定让母亲好生着急，因为后来接连几天，母亲常看着我自语：“怎么回事呢？”

我要上学了。母亲用绣花绷子绷紧在一块月白色棉布上，于是这块布上就开满了花朵。用这块布给我做了一件翻着小圆领，镶着绦子边，胸前打着褶的长袖衬衫，据说是“卓娅式”的，配一条前边带兜后边打背带的蓝色工装裤。还做了一条连衣裙，短短的袖子在肩上翘起，像蝴蝶张开的翅膀。穿上它，母亲把我带到院门口，人们摸着我的衣服，说：“真好看。”妈一边给我织着枣红色的毛衣，一边回答说：“苏联花布呢。”

我上学了。一天下学时，外边下起了大雨。老师让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等一等。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雨从房檐落下形成水帘，心里有点儿发愁。这时，一个瘦瘦的人影举着伞从雨地里跑了过来，是母亲，地上水多，母亲一把把我抱起，一手举着雨伞，往家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一大家子人等着母亲做饭呢！那伞是一把油纸伞，一边已经被风吹裂了一个大口子，母亲把好的一边让给我避雨。我看到雨水透过破伞流到母亲消瘦的肩上，湿透了母亲的衣裳，却不知可怕的病魔已经向母亲伸出了魔爪。

母亲住进了当时算是最先进的苏联红十字会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哥姐带我去探望，一次只能进两个人。姐姐拉着我在外边等。红色的楼房每个窗户上有西式的窗框凉棚。我扒着院墙栏杆朝里望，想知道母亲在哪个窗口里。因为没见到母亲，回家后我开始哭闹。父亲说：“你妈过几天就回来了。”我高兴了，却不见父亲脸上有半点喜色。

后来听父亲对哥姐说，查明了母亲得的是胰腺癌，没办法了。我那高贵自尊的母亲曾跪下给医生磕头，泪流满面地说：“大夫，求求您救救我，我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才七岁！”

母亲知道医治无望后，毅然回家。到了院门口，邻居们出来探望，母亲推开了哥姐搀扶的手，自己走上了四五层台阶，迈进院门，穿过院子，走进了院子最里边的自家两间西房，躺到炕上，再也没起来。

卧床一个月，母亲瘦得皮包骨。父亲省下钱为母亲炖鸡汤，那鸡肉还不时被不懂事的我拆下几条塞进自己嘴里。有时我也会和姐姐一起为母亲捶背，想减少母亲的疼痛，姐姐张开手悄悄给我看，发现我们手上一层黄色的粉末。后来懂了，那是肿瘤挤压了肝胆，母亲出黄胆了，胰腺癌最大的痛苦是剧烈的疼痛。那肿瘤靠近腹部一个主要神经节，疼痛常使母亲满头冷汗，但从未听母亲大声呻吟过。看母亲实在疼得受不了，父亲便请来厂医，厂医的办法也就是打一针止痛针。每次厂医走时，母亲都不忘用微弱的声音说一句：“谢谢你，大兄弟。”

我出生后，胎毛一直未剃，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已长及腰际。每天早上，是母亲给我梳理。母亲生病后，我自己弄不好，头发都擀了毡，梳不开了。姐姐带我到胡同口的小理发店，热水，肥皂，毛巾，梳子，好一通忙活，总算又梳成了油光黑亮的大辫子。姐姐把我推到母亲床前，说：“妈，您看看。”不料母亲却转过身，脸朝墙，不看我，也没说一句话。但我看到母亲的肩膀在抽动，听到了低低的啜泣。邻居来看望母亲，母亲说：“她太小，我现在不能跟她太亲近。不然，我不在了，她会受不了的。不如现在就疏远些。”当我自己也做了母亲时，才体会到这是一种特殊的母爱。对于至爱的幼小的孩子的揪心的牵挂，深切的恋恋不舍，却要用这种保持距离和疏远来表示，这母亲要在内心承受多大的痛苦，身为母亲，这做得多么明智却又是那么撕心裂肺！

母亲出院后煎熬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母亲吐了，半痰盂都是黑紫色的血块。母亲半天才缓过来，看一眼外边几近满圆的月亮，问我的姑姑：“今天是几儿了？”姑姑说：“六月十四。”母亲叹了口气：“明儿是十五，十五是好日子，我该走了。”姑姑说：“别乱想，歇歇，好生养着吧。”母亲吃力地拉住了姑姑的手：“姐姐，不管他以后娶什么，您都别走，求您帮我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直到看着姑姑点了头，母亲才松开了手。

第二天早上，我一睁眼，发现家里一片忙乱。母亲靠在父亲怀里，已经接不上气。父亲哽咽着对哥姐们说：“快叫叫你妈，快叫！”在哥姐们的哭叫中，母亲又醒了过来。母亲握着哥哥的手，看看几个孩子，然后眼光就落在了父亲脸上。父亲含泪说了一句：“你放心吧！”母亲的眼睛才慢慢合上了。外屋已搭好了一块铺板，姑姑指挥大家给母亲穿好衣服，抬到了外屋的铺板上。有人哭出了声，姑姑说：“现在别哭，她心里还明白呢，别让她难受。”大家围站着。后来姑姑拔了一根头发放到母亲口鼻前，那头发没动，姑姑哭了，大家一下都大哭起来。

母亲穿戴整齐，安静地走了。母亲至死清醒，保持了人的尊严。但我不知道，这种清醒是痛苦还是幸福？！

母亲被安葬在西山脚下。下葬的整个过程，哥姐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回来后，我很累，我睡了。半夜醒来，伸头看看，昨天妈还穿着蓝不蓝紫不紫的衣服睡在外屋铺板上，今天上哪了？爸爸怎么没睡觉，坐在炕沿抽烟？爸爸从来不抽烟的，迷迷糊糊地，我又睡着了。

在后来相当的一段时间里，白天，我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下学后在家写作业，看看周围没人，心里会突然说不出的烦躁，蹭蹭几下用铅笔把已经快写好的作业划个稀里哗啦，甚至把纸扯下来团巴团巴使劲往墙角里一扔。夜里，有几次起来方便，周围黑乎乎的，会觉得身边站着个人影，但我一点也不怕，心里想：“我妈看着我呢。”迷迷糊糊上炕接着睡。

直到有一天，下学时，又是大雨倾盆，我举着那把破油纸伞，顶着狂风往家走。路两边还是那些高大的老槐树，但道上没有什么人。一阵大风吹来，我实在顶不住，伞被吹落在地，差点连我这人也卷走。我好不容易捡起了在地上滚动的伞，站在雨地里发愣，然后是嚎啕大哭，任雨水混着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裳……那一刻，我才真正突然明白了：“我真的是没有妈了！”

后来，我四十来岁时，又一次遇险。那真的是遇险。我骑自行车上班，不宽的路上开过来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看卡车离我太近，我就想停下。右手边上是栅栏墙，我左手扶车把，右手去抓栏杆，不料栏杆没抓住，我却连人带车向路中心倒了下去。那一刹那，我想我完了，闭着眼睛大叫了一声“妈！”等我睁开眼睛，看见卡车的后轮离我的头也就两三尺远。幸好在我倒下前的一刹那，卡车已经开过去了。我毫发未损，但腿脚发软，后来的很长时间，不敢骑车。

古人说：“人之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那是人在危难之际不自禁地发出对父母的呼唤和乞求。我并不迷信。但我又时常希望真的有灵魂的存在。如果真有灵魂，那能护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母亲生我时，赶上战乱，父亲失业，几乎是家境最窘困的时候。全家人逃难似的回到北京，住在小客店的一间小屋里。唯一的光线来源就是外边天上那一弯清亮的月牙。母亲看着那月亮，于是我有了名字。父亲母亲给我们生命，我们的身躯、性格都留有父母的烙印痕迹。时过多年，对母亲的记忆也许依稀，但却又如镌刻，那是不用刻意想起又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