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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索马里的日子7

2016-07-06周洪立

国际援助 2016年2期
关键词:难民营索马里医疗队

文/周洪立



我在索马里的日子7

文/周洪立

编者按

1978年4月至1980年12月,周洪立先生作为英语翻译,随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赴非洲之角索马里。此文记录了在非洲度过的两年半多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作者希望以此文来记录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为增进中非友谊做出的贡献,纪念为此献出青春宝贵生命、葬身非洲之角的战友。

索马里难民营

由于索马里农业落后,粮食不能自给,许多人流离失所,加上奥加登战争的影响,不断产生大量难民,所以,在索马里经常可以看到难民营。难民营往往在离城市或村庄不远处,低洼有水的地方,小的几十户人家,多的上百户,个别也有更大的。难民营里一般没有正式的房屋,清一色临时搭起来的窝棚,好一点的用废旧的铁皮,差一点的用塑料布,还有许多是用木棍搭起来的马架,上面胡乱盖着油毡纸、纸箱等东西避雨。

难民营里男人相对较少,多为女人和儿童。她们每天无所事事,在难民营里走来走去,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表面上看不出有多么艰难。但实际上,难民的生活非常凄惨,食物、饮水常常不能保证。在哈尔格萨市区东面几公里的公路旁,有一个不大的水坝,雨季到来后,这里会积存较多的雨水,常常可以持续整个旱季,直到第二个雨季来临。水坝旁,就有一个索马里难民营,里面住着近百户难民。由于已经进入雨季,所以,水坝里面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水面。几次路过,发现一些妇女在水边洗衣服,地面上晒着洗完的衣物,色彩斑斓,倒也赏心悦目。

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同情,同时也出于某种好奇,一次我开车来到了难民营,想了解一下难民营里的情况。我的车一开进难民营,立刻有一大帮孩子跟了上来,有大有小,有男孩,有女孩,大的十几岁,小的五六岁,还有更小的。我在村子里停好车后,他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几个大胆一点的孩子还伸出手来向我讨要。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许多孩子瘦得皮包骨,因此,看上去脑壳显得偏大。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孩子都很热情,口中不停地喊着:中国医生,中国医生。而且他们看上去精神都还饱满,一双双大大的眼睛,发出好奇和渴望的光。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后悔来难民营之前考虑不周,应该事先换一点硬币,发给孩子们。情急之中我想到,我刚从医院出来的路边,看到有人卖香蕉,又黄又大,质量很好,几经犹豫,就给医疗队买了一些(正常情况下,采购必须有两个人负责,否则无法下账。但是,如果错过,在市场上很难碰到质量这样好的香蕉,加上哈市香蕉的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我就下了决心买了下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打开车门,把全部香蕉搬了出来,放在脚下,孩子们立刻发出一阵欢呼声,个别孩子冲到前面,准备动手来抢。我告诉他们不能抢,要排好队,我一个一个发给大家。孩子们很听话,他们马上排起了长队。我每人发给一只香蕉,几分钟功夫,香蕉就发完了,闻讯赶来的孩子望着我空空的双手,一个个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同印度朋友Jito在水坝前合影,Jito是哈市一家较大杂货店的主人,我们经常在他那里购买奶粉,成为很好的朋友。身后即为难民营里的难民。

看着这些失望的孩子,我心中的滋味很不好受。这些花季的少年、儿童,他们本应享受童年的欢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幸福地长大,但是命运对他们却如此的不公平,让他们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我告诉没有分到香蕉的孩子们,过几天我会再来给他们送香蕉。

给孩子们发完香蕉,我顺便在难民营中转了转,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和几个抱孩子的妇女简单聊了几句,得知他们有的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短的几个月,长的一两年。索马里政府难民救济部门负责管理难民营,有时会发放一些粮食、食用油,但常常不能保证,因此,难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饿肚子的事情经常发生。可惜的是,我没有留下一张难民营的照片。

在难民营里,我看到有两位西方年轻人,同他们聊起来,得知他们是国际难民救援组织—牛津饥荒救济会(Oxfam)的志愿者,来自英国,帮助索马里政府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们的总部也在哈市,离我们的驻地很近。他们对中国医生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欢迎中国医生到他们那里做客。

离开难民营,我开车回驻地,一路上,难民营孩子的面孔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我为他们的处境而感到难过,为他们的前途而感到担忧。回到驻地后,我刚要开口告诉厨师小王,我买了香蕉,突然想到,我已经把香蕉发给了难民营的孩子。于是我赶忙回到自己的房间,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了一些索马里货币—先令,开车返回了刚才买香蕉的地方。还好,那个卖香蕉的索马里妇女还在,于是我重新买好了同样数量的香蕉,交给了厨师(不能拿医疗队的水果送人)。

自那以后,我又去过一两次水坝难民营,一次特意又为孩子们买了一些香蕉,另一次换了几十个硬币发给他们。我知道,对于这些难民营的孩子们来说,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一根香蕉,一个小小的硬币,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如果不去,我心中不安。不能对孩子们食言。

可爱的年轻志愿者

在难民营碰到两位牛津饥荒救助委员会的年轻人后,我曾向队长提起,探讨可否同他们取得联系,大家相互认识,交个朋友。队长思想很开放,认为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援助索马里的,又是邻居,不妨前去拜访。

同几位志愿者在驻地门前合影。

当时有一条外事纪律,二人同行制。考虑到去见外国人,还是有人同我一起去比较好,否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我一个人有口难辩,说不清楚,所以我决定约上几位医生一同前往。问了几位医生,大家都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医生们觉得自己英语不过关,同人家见面不能自由交流,会很尴尬。最后,只有内科李医生一个人愿意同我一起前去拜访。于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按照两位志愿者给我的地址,我们开车来到了他们的驻地。我们发现,他们的驻地其实就在医疗队驻地大院东北方向不远的地方。

牛津饥荒救助会(又称乐施会,目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分支机构)成立于1942年,总部设在英国牛津,是一个民间组织,主要任务是负责救助因自然灾害、战乱而导致的大规模饥荒。他们一方面负责向社会募集资金,购买粮食、药品等,支援灾区;另一方面,招募志愿者到灾区服务,或分发食品,或照顾灾民。有时,他们也会同联合国难民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承担救助任务。我在哈尔格萨市见到的这些年轻人就是主动前来做志愿者的。他们在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上看到有志愿者的需求后,主动报名,经过委员会审核批准,就会被派往目的地工作。除了来往国际旅费之外,他们不领取任何报酬,完全为社会尽义务。有时委员会经费紧张,也有要求志愿者自行负担国际机票的情况。

报名参加志愿者的大多是年轻人,二十多岁,个别也有三十岁左右的。这些人有的是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做志愿者。有的是学校毕业,开始工作前,参加志愿者队伍,以服务社会,积累工作经验。还有一些是已有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想尽一份社会责任,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因此,便向单位申请一段时间的假期,加入志愿者队伍。志愿者服务的时间比较灵活,有的一个月,有的几个月,个别也有半年或者更长的。

见到我们前来拜访,那天在难民营碰到我的两个年轻人非常高兴。他们热情的把我们让进屋里,把我和李医生介绍给其他志愿者。房间很宽敞,大厅里一共有七八个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好像在讨论工作,一个录音机里播放着美国流行歌曲,气氛轻松。见我们到来,大家都热情的同我们打招呼,有人还递过来啤酒和可口可乐。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可口可乐,在此之前,只从小说或新闻报道中听说过这种饮料。估计李医生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见到可口可乐,所以我们两人都选择了可口可乐。记得那是罐装的可口可乐,就是我们如今在超市里买到的一样。不但可口可乐,就连那精致的铁盒(易拉罐),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内科李医生,同担任志愿者联络员的索马里小伙子合影。

在那里,我们同其中的几位年轻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我们了解到,其中有的人来自英国本土,有的来自加拿大,有的来自澳大利亚,基本上都来自英联邦国家。他们的平均年龄也只有二十多岁,有的人脸上还带有明显的孩子气。他们的工作也比较辛苦,经常要到难民救济第一线,一干就是一天。不像中国医疗队,国家为我们配备了专职厨师,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后勤有保障。对于这些年轻的志愿者来说,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包括一日三餐,都要自己动手解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人抱怨,每个人视面前的困难为自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青春的活力。我心里在想,这些年轻人真的非常可爱,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甘心情愿为社会做贡献,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精神。

后来,我应邀先后又到他们那里做过几次客,有一次午饭后他们三三两两一起跳舞—一种我过去在国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舞蹈:非常随意,非常轻松,各自踩着音乐的节奏,在大厅里晃动上身,轻轻地扭动双臂,或原地,或前后移动。直到回国后的若干年,我才知道,那就叫迪斯科。他们约我一起跳,当时我既不会跳,也不敢跳(怕违反外事纪律),所以,颇感尴尬。

记不起名字的英国志愿者小伙子,他的身高至少有2米15。

有一次,中国医疗队邀请几位志愿者到我们的驻地做客,请他们共进晚餐,他们非常开心。来吃饭的人当中,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小伙(见照片),温文尔雅,非常礼貌,可惜已经记不住他的名字。一位英国来的女孩叫Gwan,白白的,很漂亮。还有一位澳大利亚来的姑娘,叫Cecilia,个子不高,红红的脸庞,有些腼腆。由于年龄相仿,都讲英语,工作任务又比较接近,几个月下来,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如今,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只可惜,回国后我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七十年代末,我们国家还比较闭塞,也没有互联网、电子邮件,相互之间不可能保持通信联系。不知他们现在都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如何。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现在能碰巧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哈尔格萨时的情景,一定会非常感慨。

近几年来,中国连续几次举办大型国际活动,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等。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参加。我为这些志愿者而感到高兴,为他们而感到自豪。而每当这时,我就会情不自禁的联想起当年在索马里见到的那些志愿者,那些可爱的年轻人。

中非友好的小使者

为了配合陈慕华副总理访问索马里,在陈慕华副总理访索期间,中国政府向索马里派出了一个少年杂技团,到索马里演出。演出团的规模很大,光是儿童演员,就有几十号人。他们清一色都是十来岁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一个个精神头十足,虎头虎脑, 十分可爱。

中国少年杂技团的演出安排在哈尔格萨国家剧院。哈市国家剧院坐落在市中心,是一个较新的建筑,也是哈市少有的几个大型公共建筑之一。剧院虽谈不上现代、豪华,但灯光、布景,应有尽有,基本设施齐全。剧场规模也很可观,有近千个座位。中国少年杂技团到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哈尔格萨市的大街小巷,演出当天晚上,剧院门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常。我不知道州政府通过什么渠道发票,我只知道,一票难求,许多人手中无票,无法进入剧院,只能在剧院门口苦苦守候。

巨大的演出大厅座无虚席,人满为患。中国医生作为贵宾,被安排在最前面的第一排。当医生们步入演出大厅时,大厅里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们真的感到非常欣慰、自豪。

演出由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的索马里文翻译张海峰主持(海峰是我的好朋友,回国后我一直同他保持联系,他曾担任外交部主要部领导的秘书,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小张此前就读于摩加迪沙大学,主攻索马里语。张翻译身材高挑,一表人才。他用纯熟的索马里语向在场的观众发表的开场白,顿时引来台下狂热的欢呼声,整个演出大厅一片欢腾。他们没有人想到,中国人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索马里语。张翻译的讲话一下子更进一步拉近了中索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为演出做了最好的铺垫。

孩子们精彩的表演,一个又一个生动、活泼、新颖的节目,为当晚的演出增添了更加欢乐的气氛。特别是一帮欢乐的儿童扮演的、调皮的孙悟空和一群小猴子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更加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强烈兴趣,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就是不肯离去。已经很疲劳的孩子们不得不又增加了一些节目。

在机场欢送演出团时,我趁机同两位小演员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照片上的我,身穿中山装,显得非常正式。陈慕华副总理访问哈尔格萨期间,医疗队的同志们正式场合均着中山装。这也是我在索马里期间,少有的几次着正装。

作者与杂技小演员合影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演出团赴索马里访问的孩子们如今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了。当初他们都是十分有天赋的孩子,我相信他们如今都已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不知道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看到我的博客,我们共同来回忆当年的情景,特别是同我一起在机场留影的两个小姑娘。我在这里向她们转达我发自内心的问候和最衷心的祝福。

[作者为原中国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裁,历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外事司司长,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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