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顾波、孟雷



联合应对全球贫困挑战：中非农业合作文献综述

文/齐顾波、孟雷

农业发展和减贫预计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合作的一个焦点。从《最底层的十亿人》（保罗・科利尔，2008）到《贫穷的终结》（杰弗里・萨克斯，2007），从千年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全球的贫困挑战仍然是发展篇章的一支旋律；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结构调整、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合作、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修订在重塑全球发展架构的同时，也对贫困的定义和减少贫困的路径提出了思考和挑战，伴随并继续产生着诸如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援助的死亡、白人的负担、贸易和投资对最底层的剥削等争议。最早如纳克斯（Nurkse， 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纳尔逊（Nelson， 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和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贫穷国家的“贫困陷阱”，即贫穷国家面临的技术陷阱和人口陷阱等使其国家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不断产生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此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学派之一的“依附理论”（劳尔・普雷维什，1962；塞尔索・富尔塔多，2002）也阐述了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对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而这种剥削最终都转嫁到了贫穷国家的最贫困人口上。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仍将国际援助视为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和解决非洲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虽然几经调整的对外援助结构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仍有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对此表示乐观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进入新世纪，“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2007）认为，财政陷阱、政府失灵（包括政府权力缺乏制衡）等问题使得非洲国家陷入“资源诅咒”或长期贫困中。他在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并主张西方应加大对非援助力度，称2025年之前人类完全有能力消除绝对贫困。而威廉・伊斯特利（2008）则针锋相对地批评了杰弗里・萨克斯的这种计划，他认为二战以来西方在“大推进”等理论指导下的国际援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而新的援助应该根据穷国人民的需求提供并渐进地为他们创造更好的自救环境。不过，对西方国际援助体系反思最为彻底的当属丹比萨・莫约，她在其《援助的死亡》（2010）一书中不仅彻底反思了西方对非援助的失败所在，也对中国式的对非投资合作表现出了极大认可与肯定。但是，在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可替代发展和减贫路径之前，通过政府、非政府和市场的各种渠道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各种经济发展要素，将其纳入全球化的轨道；同时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治理结构、建立更为公平的全球分配制度，最大程度降低全球化的“不满”—即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和与富人的差距，仍然是国际发展合作中各方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农业作为很多南方国家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成为发展合作、尤其是南南合作中促进减贫的关键领域，正如《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所指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重点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如《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中所述：“农业事关非洲的发展稳定和脱贫减困，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优先发展领域，中国政府重视同非洲国家在农业领域的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正如《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所指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重点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COHD）/国际发展研究中心（RCID）、行动援助（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中国可持续对外农业合作网络（CSOAC）于2015年11月9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共同主办了“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聚焦于中非农业合作与当地粮食安全和贫困人口生计保障的关系，旨在探讨更为有效的、与当地减贫进程联系更加紧密的农业合作路径。来自农业部、商务部等相关政府单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行动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事处、乐施会、挪威奥斯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以及来自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社会资源研究所、商道纵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中国农业大学等多家国内外学术机构和企业的80余位政府官员、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这次会议在中非农业合作的形式、减贫意义，及其减贫效果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达成很多共识，也形成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观点。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梳理现行有关中非农业合作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和观点。

表格：中非农业合作形式（2005-2015）不同研究主题篇数及百分比

中非农业合作的形式及其对非洲减贫的意义

无论是经贸活动，还是援助，中非农业合作已经成为非洲发展进程中不可小觑的力量。中非农业贸易及投资额逐年增加，2014年，中非农业贸易额达到61亿美元（唐盛尧，2015），中国对非农业直接投资额达到1.33亿美元。2013年中国对非农业直接投资存量达8.4亿美元，是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总额的21.2%，也是中国在非洲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张海森，2015），与2011年的2.5%相比有所增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一方面是在非洲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以赞比亚为例，中国企业已经帮助赞比亚建造了12个大型粮仓以储存大宗农产品，总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姜菲菲，2015）。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至2013年，中国在非洲有76个农业企业，占所有中国海外农业企业的17.2%，其中赞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和马里是26个合作国中的前五名。农业生产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占61.8%，渔业、农业服务、农产品加工、畜牧业以及林业分别占13.1%，11.8%，6.6%，3.9%，以及2.6%（张海森，2015）。中国的现代农业设备输出遍布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姜菲菲，2015）。而在《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提到，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建49个农业项目，派遣1000多名农业技术专家，并提供大量农业机械、良种、化肥等农用物资。中国结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举办近300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研修和培训项目，培训了近7000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形式主要是：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提供咨询和开展技术合作、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的重要平台。规划内的26个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陆续建设和竣工，一部分已经顺利完成第二个阶段的合作运营期，于2015年进入自我运营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各中心除了开展试验、示范活动，还对当地农民或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的农业技术组人员，积极推广简单适用的农业技术。同时，结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研修和培训项目，既涵盖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管理领域，也涉及农村发展与减贫、粮食安全、农业南南合作等宏观政策制订问题，同时关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加工、储藏、销售与流通等产业链发展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

此外，还有三方合作以及各部委和研究机构在非洲的科技合作与减贫项目。比如中国—英国在乌干达和马拉维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委托、中国农业大学执行的坦桑尼亚村级减贫中心项目，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实施的科技部项目“中国——坦桑尼亚农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中国对非农产品进口减税也是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手段。以2010年为例，2010年享受关税减免非洲国家（ATRC） 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2.4%。从产品层面来看，对中国油籽、自然资源产品、棉花、林产品、羊毛、植物油、猪肉的出口分别占ATRC国家该类产品出口的27.4%、20.8%、11.2%、16.5%、12.1%、4.0%、10.6%和12.3%（董婉璐、张海森等，2014）。因此，中国大幅度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将显著促进ATRC 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成为促进非洲国家减贫的重要手段。另外，中非棉业从中非发展基金获得部分贷款，在非洲四国采取了“公司+农户”方式为当地农户提供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进行棉花生产，公司收购、加工及销售。

在近十年中非农业合作相关的文献中，学者对中非农业合作的形式也给予了较多关注。表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主题搜索），展示了中非农业合作形式的不同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从该表可以看出，中非农业合作的不同形式都有相关的研究基础，其中，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研究占比38.8%，是学者关注最多的领域，其次为中非农产品贸易方面，而援非农业专家以及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则研究相对较少。不过，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近十年来对非农业援助的新形式，其关注度较其他农业合作形式来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突出反映了学界对中非农业合作新形势、新趋势的探索范围增大，研究层次得到有效提升。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农学和外交学等学科角度出发，其中，经济管理类和社会学类研究占比87%，为主要学科研究背景。从关注的主要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基于中非农业合作不同形式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经验教训进行的阐述。如唐晓阳（2013）、周海川（2012）、李嘉莉（2015）、周泉发（2014）、朱月季等（2015）都对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行了相关案例研究，主要反思其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及存在可持续运营等问题的原因，从示范中心的监管运营、受援国长期整体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对其援助作用进行全面评价。陆继霞（2015）、童玉娥（2014）等阐述了援非高级农业专家派遣项目为传递中国的农业技术和促进非洲农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倪国华、张璟等（2014）则对援非高级农业专家的个人特征对其援助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为我国派遣援非专家提供了较好的指导意义。此外，王静（2013）、于浩淼（2015）、祝自东（2012）、王怀胜（2008）等都从中非双边或多边框架下的对非援助及减贫项目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其不足、成效和经验。这些学者都对中非农业合作不同形式下的减贫经验和减贫影响作出了开拓性工作。

中国近四十年的农业发展以及减贫经验，一些已经体现在其与非洲的农业合作中，还有一些合作形式及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中国在非洲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培训、减贫中心、科研中心建立等就体现了部分中国的减贫经验。曹洪民（2015）认为中国多年的减贫经验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人力资本，改善劳动力素质和能力；二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例如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如灌溉设施等；三是降低交易成本，例如降低水平和垂直市场的交易成本，并认为：“农业是穷人的起始产业，合作是减贫的不二法则，农业合作是减贫的现实选择”。李小云也在其著作《中国和非洲的发展与缓贫：多元视角的比较》（2010）中对中国自身及中国与国际组织在非洲的减贫经验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并具体提出了中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洲国家三方合作的行动框架。徐秀丽和袁小青（2014）系统总结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经验并以此为中非农业合作和非洲减贫提供了借鉴。其中，中国农业的发展经验主要是基于农业政策和体制变迁，农业科技和资金投入，国家、市场和农户协作机制的培育与运行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安春英（2009）在总结中非减贫经验及互鉴时，重点提及了农业合作在非洲减贫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李小云、郭占锋等（2011）除了分享中国农业在农业生产模式和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的经验外，还主张通过探索加强中——西——非三方合作模式来促进非洲减贫工作。

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如果建立在互相需要、互相提供资源和市场的基础上，对于农业发展与减贫都有着重要意义。非洲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对中国和世界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而且非洲国家对科技有较大需求，因此可以引进中国技术。因此，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只是要关注单纯的慈善式援助，更应该探索新模式。李小云（2015）强调目前中非农业技术合作是基于中国实践和当地情况的平行分享，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当地建构技术；而在产能过剩以及资本输出的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投资又正切合了当地发展及减贫的需求。投资最贫穷国家的小规模农户对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供应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实践在提高非洲当地粮食产量及促进当地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经验，而这也主要得益于中国积极利用自身发展经验并结合当地需求和非洲国家发展计划而采取的一系列发展举措。中国发展案例和示范创新的作用是巨大的（Niels Kundsen，2015）。Dan Banik （2015）从西方人的视角认为，中国在自我描绘的双赢合作、互相尊重、友谊、非慈善、无条件、不干涉内政等话语下，重视非洲国家作为合作伙伴的要求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而且，中国外援比较显性，无论是道路、援非医生、还是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都是看得见的。不过，中国援助效果还有待研究，援助管理也需要学习更多的西方经验。

中非农业合作中的经济、制度和文化碰撞

经济援助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了稀缺资本，不过多为公共资本，它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但是不能为生产设备提供资金；在非洲各国，私人资本尤其稀缺；而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大量引入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和减贫产生的作用，显示了全球化能为资本流入有吸引力的稀缺地区创造条件（保罗·科利尔，2008）。农业在非洲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作为超过65%的人们的生计之本，是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轴心。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投资收益率较低，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都较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比较优势，因而在对农业提供公共资本进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研发条件建设、以及人力资本建设的同时，需要创建一个更有利于引入私人资本的环境，或者为农业的正向外部性提供更多公共资本的支持。一方面，中非农业合作形式，尤其在农业援助中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对此进行了回应，例如，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所设计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主运营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农业投资中更多地关注全产业链的覆盖，是规避风险、提升效益的有效对策。

农业在非洲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作为超过65%的人们的生计之本，是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轴心。

中国农业外援中的公私合营形式仍然颇有争议，尤其是针对作为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如何能在私人资本为基础进行运营之后，保障公共服务的内容？私人投资与公共资本支持不同的是，其需要追求投资回报，当然可以利用经营性的活动为公共服务活动搭建平台；但是，利益保障体系的建立至关紧要。唐丽霞和李小云等（2015）对中国援助津巴布韦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行了研究，指出这种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运营模式“模糊了援助与投资界限”，同时服务于公共服务和商业目标使得不同行动者自我认知也较为模糊，以至于当地和中方的互动产生困惑和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模式与西方援助模式相比，有效性如何，目前还难以评判，但是至少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新型的援助方式继续给予关注。唐晓阳（2015）指出，示范中心“存在受培训农户的技术使用及转化不足，中心自身经济表现较差，受当地政策影响大以及可持续运营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认为示范中心面临的挑战，不应视为一种失败，而应该看到这是必然经历的演化和发展过程。齐顾波（2015）发现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运营是按照中国自身的制度背景和文化习惯执行的，不过，由于接受培训的人员都是当地农业部选择的，当地的经验和标准也就纳入了这个过程中。比如，关注参与人员的性别平衡、选择当地比较活跃的、属于某协会或其他农民组织的或者与农业部联系紧密的农民、以及技术推广人员。但是，由于缺乏影响评价，其活动后续的农业技术应用情况并不明晰。莫桑比克示范中心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在非农业项目并非完全由国家和资本主导，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使其呈现了多样化的形态；非洲国家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在决定外来项目成败方面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中非农业合作在当地的互动对于知识再生产和社会融合等方面产生着持续、动态的影响（张传红，2015）。

农业投资方面，全产业链覆盖、回应非洲合作方的需求，对于促进中非双方在农业产业上更积极的联合行动，以及更为利益均衡的“双赢”有着积极作用。唐晓阳（2014）在其著作《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中，从全球产业链增长和延伸的大背景下探讨丰富多元的中非农业合作互动实践，并从产业链角度为中非农业合作的深化和发展提供启示。乌干达牛肉产业链的分析表明，农民认为市场价格低、不稳定、交通不便、市场收购称重作假等是发展生产的障碍，收购商则认为交通不便、较高的交通成本、价格变动、玉米质量和资金不足等阻碍了其运营规模（张海森，2015）。中国在乌干达的农业投资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些方面，在不同区域租用总计大概1000公顷的土地，进行玉米生产、肉牛育种、加工等。此外，张海森（2011）还对中非农产品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中非农业合作在资源、市场和技术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并根据引力模型估计了中非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潜力和合作重点。刘海方（2015）认为中国通过在非洲的农业投资，能对非洲的经济转型做出贡献。同时也认为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要再审视，并指出中国可以为非洲当地小农户提供更多技术培训且将技术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中非农业合作促进了双方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如刘靖（2014）通过对案例农场在海外的建立、开荒、发展以及改革重组反映了国家资本“走出去”的历史过程，并通过案例农场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反映出企业管理者将中国人的“关系”嵌入到海外的经营管理中，以此展现了中非农业合作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碰撞过程。刘靖、王伊欢（2014）从中华文化“权力观”和“发展观”视角分析了中国资本“走出去”时面临的“找法院”“找政府”的困境的原因。张莉、徐秀丽等（2012）从制度结构、动态关系、工作价值观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作为混合文化载体的中方人员与当地员工产生文化会通融合的机制，并对全球资本扩张中的文化会通融合以及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中的文化自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阐释了中国资本“走出去”所经历的文化遭遇与文化融合的过程。唐晓阳（2013）在评价援非农业项目的有效性时也提到非洲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对现代化、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竞争缺乏了解，在文化观念、生产技能以及经营意识等方面都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不适应。唐晓阳（2011）通过对中资企业在非洲面临的劳资纠纷问题，主要包括大量雇佣中国员工，认为非洲人懒惰甚至加以歧视以分析背后的文化碰撞与冲突，但作者对文化的融合也保持了乐观态度，认为文化是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加强本土化和本地文化的融合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赵文杰、唐丽霞等（2015）也论述了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投资面临的劳工问题及其背后的中非文化差异和碰撞。而为了促进经济、制度和文化碰撞过程中多方的意愿和倾向都得到表达，Aftab Alam（2015）认为，应缩小政策制定者和最基层社区之间的鸿沟，并推动解决社区治理、土地占有和市场准入等问题。推动非洲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改善公民社会治理仍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西方援助的预算支持从理论上是整合资源、回应当地需求、增强当地政府的能力与问责的有效方式，但是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不尽如此，尤其是遇到受援国政府能力限制时，效果就更为有限。因此，西方援助策略正在逐渐改变，甚而与中国的“双赢”思路靠近，比如挪威的外援就在取消对一些国家的预算支持（Dan Banik，2015）。

中非农业合作的减贫影响

农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减贫、保障健康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创造收入和工作机会的重要行业。农业投资与贸易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收入、物流、税收、就业等方面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产生影响，继而对减少贫困发生率、缓解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等产生影响。研究表明这一影响较为显著。农业援助在获取资源、技术转移、收入提高、生计状态改善等方面对贫困人口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的稳定性、长期性依然不确定；同时，产生影响的机制又与市场规则紧密联系。

坦桑尼亚进行剑麻生产的中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提供就业、税收以及社区服务等为当地做出贡献。该公司从1999年开始在坦桑尼亚开展业务。2014年，公司已有600多名工人，间接受益者达6万人。公司与当地工会合作，共同致力于保障当地工人权益，并为坦桑尼亚政府创造了累计高达11亿元的税收。此外，公司已经为工人建立了一家医院，并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建立村级减贫中心；还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促进当地农户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市场销售（管善远，2015）。来自东南亚的案例也显示出类似的影响（张洪福，2015），中国橡胶企业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在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当地收入水平以及促进当地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消极的影响也是不容回避的，比如引起较多纠纷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业由种植业转为了橡胶生产，原有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引发的一系列土壤和水污染问题；橡胶企业工业用水量较大，造成当地水流枯竭的问题；此外，还有因为缺乏企业与社区的沟通交流机制而造成冲突的问题。

赞比亚实地研究表明，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资农场、公司+农户的棉业等合作都与当地农户的生计产生着联系，并在联系互动中对当地农户的生计产生影响（齐顾波，2015）。如果以生计资本来衡量这些联系，那么接受培训的农民或者农场工人或小规模农户的人力、技术、资金、社会资本等方面都因为合作而发生了变化。在人力资本的改变方面，主要体现在创新想法的产生并付诸实践，比如接受食用菌培训之后直接用于生产中，或者受种植新技术启示而计划应用于自己的土地耕作。社会资本的改变体现在建立新的协会以交流新信息。继而对生计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提升了贫困农户的粮食安全、降低了他们的生计脆弱性。但是，这些合作的伙伴关系建构都不太稳固，这与中方人员的语言和其他交流障碍有一定关系。同时，当地人的受益缺乏可持续的保障，就业、收入的提高等也没有体现出其特殊性，而只是市场经济中供需出清的一般表现，可能随着市场风险而发生改变。此外，虽然女性农民、女性接受培训人员都获得了同等获取资源的机会，但是这些女性也是相对的先进农民和更为活跃的推广人员；而对于农场工人，女性都是伴随丈夫和家庭而流动，其生计保障与在其他农场或者其他产业部门没有显著差异。

中非棉业公司于2009年开始在马拉维开展棉花收购和经营活动，在马拉维，棉花是第四大大宗出口商品。案例研究显示（唐丽霞，2015），该项农产品的运营为解决就业、出口创汇、农户收入提高、粮食安全保障直接产生影响。其中，农户收入对解决季节性的粮食短缺有一定作用。中非棉业在马拉维有900多棉花收购员，覆盖25000多名协议农户。考虑到女性对生产和销售可能的积极贡献，收购员会刻意考虑女性参与，以提高当地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提高当地收入。

总之，中非农业合作为探索非洲减贫之路提供了可能，中非农业合作已经在对非减贫进程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并在各个层面影响着中非农业合作的深化和发展。但是，从中非农业合作对减贫的实际影响来看，仍亟需加强中非农业合作，扩大农业投资和贸易等实践。高贵现（2014）的研究表明，中非农产品贸易额占中非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由2006年的3.79%下降为2010年的2.68%，仅为34.1亿美元。而同期中非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3.31%下降为2.8%。2013年，中国对非进出口总额已达2.1万亿美元，而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仅为181.3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2014）。由此可见，中非农产品贸易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而这对于中非减贫合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与之相反，中国的对非援助和投资则广受受援国好评。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传统援助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互动以及新兴经济体对国际援助体系的型塑，使得国际援助政策的范式由“援助有效性”转变成了“发展有效性”，逐渐构筑起涵盖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在内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钟玲，李小云，2013）。不少中外学者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发展背景下开展了对中非农业合作与传统援助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比较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援助理念、援助内容、援助方式和援助效果的评价等方面。如唐丽霞、周圣坤等（2012）重点分析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产生的影响。这种转变给学者带来了深入比较中非之间以及传统的OECD国家对非之间在援助理念、援助方式、援助内容和援助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契机。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而后者则是附带政治条件（姜磊，王海军，2010）。或者如陆蓉（2009）所说，以中美对外援助比较为例，中国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型援助而美国是附加政治条件的支配型援助。这种观点大多是从肯定的角度出发，积极评价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体系。也有少数国内学者是从较中立的角度出发，主张这种不附加政治条件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姜磊，王海军，2010）。但国外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仍争议较大甚至不乏批评之声。如Denis M.Tull （2006）评论中非合作虽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是中国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非洲国家的支持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不可避免地巩固了非洲的独裁主义，造成了非洲政治秩序的退化。此外，“中国威胁论”的标签严重影响我国农业“走出去”的进程（张晶、周海川，2012），正如Lila Buckley（2013）所说，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攫取不是直接的、线性地掠夺全球土地，而是动态地与土地上的利益相关者谈判进而获取的过程，必将对全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从援助效果上来看，西方传统的OECD-DAC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对非援助总体上陷入了失败，甚至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组织也在一系列援助政策和方式的转变中陷入失败（徐晟宇，2015）。与之相反，中国的对非援助和投资则广受受援国好评。此外，在Deborah Brautigam（2012）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作者通过中国在非洲援助与投资的真实案例，回应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歪曲甚至丑化的论调，与西方不能结合非洲真正需求、促进非洲独立自主发展的援助范式比较，作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对非平等地投资合作这一援助方式及其效果。因此，传统援助国的国际发展援助战略转变与新兴经济体多样化南南合作模式的凸显，为非洲的农业发展与减贫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中，中国政府所做出的承诺以及立时可见的行动方案，为增进合作的减贫和其他效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然，中国也在积极吸收西方传统援助国成熟的管理经验和援助方式。正如李小云和Dan Banik等（2014）所说，“尽管中国的对外援助由中央政府决定，但也是不断变化的，它既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国际发展目标的影响”。总归，在农业发展与减贫的努力中，需要各方加强紧密合作的意愿，以及明确可行的合作行动。与此同时，中非农业合作的多种方式已经超越了常规的经贸或援助框架，多方碰撞形成了合作创新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方案”之于国际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次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通过尝试超越援助之上的中非农业合作模式，对现行的国际发展体系和话语做出重塑，探究可能的可供选择的多样方案（徐秀丽和徐丽丽，2011）；第二，通过各种类型的中非合作微观层次、不同文化遭遇和互动实践来推进南南合作中的多维学习过程，从而为推动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而做出历史贡献（张莉等，2012；徐秀丽等， 2014）。不过，从援助到合作，并不只是字面或政治的含义，而是实质上的关系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减贫问题是中西方或南北方同等面临的危机和威胁，只有通过深化合作和联合行动才能推动非洲减贫目标的实现。也正是基于此，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再次强调了通过多边和双边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以实现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在2015年12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致辞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提供600亿美元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其中之一为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包括中国将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派遣30批农业专家组赴非，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并将向非洲受厄尔尼诺影响的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人民日报，2015）。总之，未来中非农业合作将会继续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以联合应对全球贫困挑战，推动联合国后发展议程减贫乃至消除贫困目标的最终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注释

1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 No.1，February 1962 p.1.

2 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经济的形成》（徐亦行、张维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2-86页，第163-178页。

3 杰弗里・萨克斯：《贫困的终结》（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

5 祝自冬：《中国参与农业多边南南合作的成效、面临的困难和前景》，《世界农业》，2012（4）。

6 刘靖、王伊欢：《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4）。

7 陆继霞等：《中国援非农业专家派遣项目的可持续性初探》，《世界农业》，2015（4）。

8 唐晓阳：《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

9 钟玲、李小云：《釜山宣言及其最新进展评述》，《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

10 唐晓阳：《文化冲突视野中的懒惰与勤奋》，《文化纵横》，2011（4）：46-50。

11 Deborah Brautigam：《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2 Tang Xiaoyang， Bulldozer or Locomotive？ The Impac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n the Local Employment in Angola and the DRC，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2010，45（3）： 350-368.

13 徐秀丽、袁小青：《中国农业发展经验对于中非农业合作的启示》，《安徽农业科学》，2014，42（6）。

14 张莉、徐秀丽、李小云：《走出去的中国资本：文化遭遇与融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3-92。

15 唐丽霞、周圣坤、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新格局及启示》，《国际经济与合作》，2012（9）。

16 张晶、周海川、张利庠：《农业“走出去”的经验分析、机遇和挑战》，《农业经济》，2012（11）。

17 高贵现、朱月季、周德翼：《中非农业合作的困境、地位和出路》，《中国软科学》，2014（1）。

18 陆继霞等：《中国援非农业专家派遣项目的可持续性初探》，《世界农业》，2015（4）。

19 于浩淼：《完善农业多边南南合作项目管理研究》，《世界农业》，2014（10）。

20 王怀胜：《中尼南南农业合作项目的成效与经验》，《现代农业科技》，2008（4）。

21 于浩淼：《中国—乌干达南南合作项目的成效、问题与对策》，《世界农业》，2015（10）。

22 王静：《中国参与多边南南合作的现状、成效及影响》，《世界农业》，2013年8月。

23 安春英：《中非减贫领域经验及互鉴》，《亚非纵横》，2009（6）。

24 姜磊、王海军：《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比较分析—基于附加政治条件的研究》，《理论与改革》，2010年6月。

25 陆蓉：《合作型援助与支配型援助—冷战后中美两国对非援助政策的比较分析》，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6 李小云、郭占锋、武晋：《中国农业发展对非洲的启示》，《西亚非洲》，2011（8）。

27 董婉璐、杨军、张海森：《中国对非洲国家减让进口关税的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全球均衡模型视角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4（8）。

28 张海森、谢杰：《中国—非洲农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与潜力—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1（3）。

29 Xiaoyun Li， Dan Banik， Lixia Tang and Jin Wu，“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IDS Bulletin， 45 Number 4 July 2014.

30 Li， X.， Qi， G.， Tang， L.， Zhao， L.， Jin， L.， Guo， Z. and Wu， J. （2012）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Tang Lixia， Lu Yan， Zhao Wenjie， Langton Mukwereza and Li Xiaoyun， 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Aid and Business i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re in Zimbabwe， Future Agricultures Working Paper 129， October 2015.

31 Denis M. Tull.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006，44，pp 459-479.

32 Lila Buckley， “Chinese Land-Based Interventions in Seneg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3.

33 Niels Kundsen， “Policy Debate on China-Africa Agriculture Cooperation”， 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34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最底层的十亿人》（王涛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

35 Dan Banik， “Nuancing Western Understandings of China in Africa”， 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36 曹洪民：“农业合作与减贫”，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37 管善远：“Case of Sisal Farm in Tanzania”，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38 姜菲菲：“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39 李小云：“Why the Cooperation Matters？ ”，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0 刘海方：“Afric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ole of China-Afric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1 齐顾波：“Threaten or Blessing？ Linkage Between China Zambi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2 唐丽霞：“China-Africa Cotton Impact on livelihoods：A Case of Balaka District-Malawi”，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3 唐盛尧：“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2015 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4 唐晓阳：“Lessons from the ATDC Approach in Agricultural Aid”，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5 张传红：“China-Africa Interaction at the Local Level： Through the Len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jects in Mozambique”，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6 张海森：“The Potential of China's FDI to Africa-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alue Chains”，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7 张洪福：“Impacts of Chinese Rubber Enterprises on Local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2015年11月9日“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发言。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2014年7月。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2013年8月。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4年10月。

51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参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204/c1001-27892293.html，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