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延明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为例

汪延明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生态治理、绿色化发展理念、产业链社会责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文化建设对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生态治理是前提，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是充分条件，社会责任、绿色技术、绿色文化、绿色化发展理念促进流通产业链绿色治理；绿色化发展理念、绿色文化传播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绿色文化、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流通产业链社会责任感。西南民族地区应改变发展部门只管经济、环保部门处理污染的对立分权现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绿色因素与技术研发充分结合，制定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环境保护措施，严格产业链的社会责任制度，构建多元化环保系统，规避非绿色发展等。

关键词：流通产业链；绿色化；绿色技术；绿色文化

一、引言

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带动特色优势产业，构建起集特色产业、科技支撑、质量安全、服务设施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流通产业链，将不同种类的原生态山地特色农产品通过政府的“搭桥”政策，扩大销售规模，为农民消除销售瓶颈。但是，这种良好政府预期下的发展潜伏着以下问题：

第一，“农户+公司”或“农户+公司+互联网”模式产业链太短，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流通产业链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二，“农户+公司”与“互联网+顾客”平台模式相结合，公司将原生态农产品只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然后借助“互联网+顾客”平台进行销售，表面看起来减弱了“资源诅咒”效应，但公司一旦借助“互联网+顾客”平台，就会形成利润获取的双向挤压机制，侵害农民和消费者利益。

第三，流通产业链不畅通。产前，农民凭借历史经验确定种植面积，这会导致市场变化时出现大量滞销或者供不应求，或者部分企业大肆宣扬产品优势与市场潜力，向农民提供种子等原始资料，承诺收购后销售，但最终并未履行诺言，使农民蒙受损失；产中，个别农民或企业试图提升产品附加值，但产品质量不高，难以被市场接受；产后，“农户+公司”模式中，公司运营存在阶段性，一旦公司自身发展出现问题，大量新鲜农产品很难快速推入市场，农业产业链流通不畅也就成为农业绿色化、现代化的“短板”。

第四，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稀缺性农产品，如分布于云南香格里拉、四川阿坝等地区海拔3 500米以上雪山和草甸之间的冬虫夏草，由于过度采挖，资源濒临灭绝，而市场价格偏离价值，居高不下，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主体的偏好，加上政府政策的多方委托，对资源的保护根本没有起到正向作用，而且有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反而大肆宣传，将其作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扩大影响的主角。

本文试图从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角度，探讨解决上述诸问题的路径和方法。然而，流通产业链治理在理论界才刚刚引起重视，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工业产品的角度，探讨流通产业链的信任治理、创新治理，有些研究只抓住特殊的几个环节进行逻辑演绎和总结，严重存在以点代面的问题。本文在概括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概念的基础上，以我国西南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为样本，立足国内外相关文献提炼影响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因素，为实证研究提供素材，同时为西南民族地区的流通产业链进行绿色化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产业链理论源自于中国，国外并没有研究产业链，而只是研究产业链的内含链——价值链和供应链［1］。国内对产业链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在中国知网输入“产业链研究”，搜寻到的文献为84 731篇，主要包括产业链概念界定、产业链整合、产业链优化、产业链协同、产业链架构等诸多方面。国外将价值链和供应链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因此治理也紧紧围绕这两个层面。

国外价值链治理起步于吉里夫（Gereffi）［2］提出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他将治理界定在决定价值链内在环节的权力和权威关系上，并依据治理者的视角提出了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种驱动型治理模式。由于这种治理模式来源于对发达国家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控制商品链问题的讨论，后来研究者们对这两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相关性产生了许多质疑。汉弗莱和施密茨（Humphrey & Schmitz）［3］基于模块化价值链的视角，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理念，指出此理念是贯彻价值链始终的制度和关系要素。基于此，又提出市场型、网络型、准等级制、等级型四种价值链治理模式；而吉里夫［4］站在不同角度，研究了市场式、关系式、等级制、模块式、领导式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机制，认为市场式表现的权力关系基本均等，价格机制发挥治理作用；关系式在价值链中表现出一种相互信赖、相互依存的关系，信任与规则是治理的根本制度；等级制集中表现为各主体地位存在着高低之分，厂商具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对所有权的分割形成其治理机制；在信息充分条件下，模块式反映出消费者和厂商之间保持独立的互惠关系，治理机制是一种柔性契约；领导式表现的依存关系更深，如治理中的标准、规格等规范。从现有的成果看，治理层面基本围绕吉里夫提出的五种治理模式进行分解式研究，并提出一些片段化的观点，没有涉足定量研究，只是用社会学和管理学的方法进行定性描述，对价值链治理的本质特性分析较少。而国内对价值链治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基本处于对概念、模式的借鉴和吸收阶段，李月娥对价值链治理进行解读性研究，文嫮对国外价值链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黄永明用文献综述形式研究国外价值链治理的思想，程新章研究了价值链治理中的质量惯例。龚三乐针对企业升级研究价值链治理的重要性，探讨适合中国文化情境的价值链治理模式。

追溯供应链治理的相关研究，其起源比价值链治理研究更早。国外学者从治理机制设计、治理结构探索两种方式研究了供应链治理，其中着重研究了契约、关系、激励、信任四种治理机制。合作同伴之间的选择、维系治理由迪克逊（Dickson）［5］第一次提出，其着重强调治理中的准则不可或缺。帕斯特纳克（Pasternack）［6］明确了供应链契约理念，研究了如何利用回购契约协调供应链上节点企业之间双重边际化问题。保罗（Paul）［7］指出，建立信任关系后，合约被握手取代，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谎言、推卸责任的可能性被互相信任取代，代理风险进一步降低。在此情形下，知识公共产品特性带来的合作艰难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同时，知识很难言明，知识交流的基础是信任。知识管理与业绩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信任在治理理性代理人时尤为重要。治理结构强调探索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8］以交易费用为基础，指出治理结构由交易成本奠定，通过交易成本高低划分市场型、混合型和科层制三种治理结构，而且市场型和混合型伴随交易成本相互转化。沃克和保波（Walker & Poppo）［9］站在技术创新角度，指出技术创新能力大小、程度高低显著影响供应链治理结构。基于国外对供应链治理结构的研究，我国学者吴平［10］总结了影响治理结构的三要素，即与企业有关的要素、与关系有关的要素、与环境有关的要素。王晓文等［11］将其归类为企业、环境、交易特点和双方关系四个影响因素。

在产业链治理层面，国内近年来研究的文献也不多见。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即产业链纵向制度安排，是相对于一个产业链而言上下游不同企业之间的一种制度治理形式［12］。于立宏等［13］在研究煤电产业链时，站在纵向结构角度，指出产业链外部传递机制失灵可以通过机构完善、控制手段来有效解决。汪延明等［1］认为，产业链治理应该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两大块，治理结构是政府、核心企业、节点企业间的相互制衡结构；治理机制可以分为信任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竞合治理机制、自主治理机制，这些治理机制在不同文化、经济、区域、资源等环境中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交融，产生新的更广意义上的治理问题。由此，汪延明［14］研究产业链技术创新时，认为产业链的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在节点企业间的协同基础上，用专用性资产、人际关系、制度等连接而成的牢固信任关系来分散技术研发的风险，实现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制度安排。

目前，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化发展等重大变革时期，流通产业链治理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因此，突破笼统的观点，将绿色化问题嵌入到流通产业链治理之中，进行验证性或实证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三、理论模型及假设

（一）假设及理论模型

文明发展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环境、理念、科技、制度、文化等多元系统，而完善的多元系统成就的文明发展，方能维系人类可持续发展。人类文明发展要求适应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外部环境，绿色发展恰恰发挥了环境系统优势这种基础条件，并以精神理念为基点，以社会结构为框架，以技术创新为支持，以文化体系为突破点，构建具备系统整体优势的文明发展模式。［15］

生态环境恶化催生了绿色化发展的理念［16］，绿色化发展必须考量生态容量，以可持续性为基准，使生产、分配本土化，资源分配公平化［17］，摈弃主流经济学片面追求超额经济利益，罔顾社会效应与自然承载力的思想，把经济视为嵌入社会和自然系统中的子系统，社会和自然是经济活动的起源与目标［18］。生态系统承载力必须得到重视，经济体制必须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明确发展绿色经济［19］。绿色经济尝试寻求资源稀缺条件下天人冲突困境的突破方式，有效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福利的短长期获取。采取经济行为时，维系环境健康，让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1：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以生态治理为前提。

绿色化是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协调完善经济增长、人口总额、资源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实现人类、经济发展可持续。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废物处理等产业链各阶段都应融合绿色化理念，以构建节约型社会［20］。特别是在新兴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传统工业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要提高认识，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和消费理念，把工业化进程同绿色化结合起来，走绿色新型工业化道路［21］。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绿色化发展的理念将有效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环境意识也是绿色化发展的体现。达林和大卫（Darryn & David）［22］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绿色化发展中不可或缺，传统的治理框架中，在企业唯利是图的背景下，股东处于利益追寻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矛盾之中，因企业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使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单一的企业家道德演变的股东责任，而是越来越多地指向环境责任［23］。产业链从纵向结构看，是上游、中游和下游节点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合体，其社会责任是若干节点企业在协同行动中承担的对职员、消费者、供应商、社区和环境等的广义社会责任［1］。由此，得出下面假设：

H3：流通产业链的社会责任会有力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的绿色化治理。

在经济领域，绿色理念融合在生产方式中，表现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强调“经济绿色化”理念，有望拉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这种模式发展的核心是以绿色技术①研发为基本内容［24］，在环境健康维系中，绿色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激发了绿色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产业链是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表现的一种企业间垂直整合形式，它是一种开放的系统，技术协同创新是产业链治理的关键手段［14］。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4：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是推动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充分条件。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进程中，人文、社科的指南作用不容忽视。人文、社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前进的理念、制度、精神。而绿色文化作为绿色发展体系的重要结构体系，也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15］。绿色文化围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生态适应。人类在开创绿色文化、适应自然环境的进程中，走在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不断反思总结、发明创造、开拓进取［25］。绿色文化也展现人类对自我、社会发展所进行的精神重塑和价值升华［26］。人类从自然中进化，人类文化从自然中萌芽，人类精神依附于追求自然的生存。绿色文化是人类物质和精神的永恒之家。绿色文化发展模式，就是促使人类精神的自然回归。摆脱物欲化、机械化、刚性化的现代文明困境，走向自然化、和谐化、柔性化的绿色文明发展［27］。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5：绿色文化将有力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

绿色文化是融合自然，用生态观发现、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理念框架［28］。开拓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是变革固化思维，提倡绿色文化，明确“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宗旨，并总结反思传统僵化观念，创新完善“绿色”观念。［29］要构建企业绿色文化，培养企业管理者的绿色发展眼光，通过绿色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广义化的企业社会责任［15］。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6：西南民族地区在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过程中，要倡导开拓创新绿色技术，变革传统僵化思维，弘扬产业链绿色文化。

H7：西南民族地区在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过程中，只有确立绿色化理念，才能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H8：西南民族地区在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过程中，绿色文化让公众了解、支持绿色观，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思想基础。

H9：西南民族地区在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过程中，绿色文化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流通产业链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维度研究

人们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和生态教育是测度人们对生态治理中的价值维度，在实践中表现为节俭、低碳、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模式［30］。

图1　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理论模型

绿色化理念是融合绿色价值，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产生的一种观点或思想，可以简单理解为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的看法［21］。

绿色技术创新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绿色技术发明为前提，以改良自然环境、获取潜在利益的技术含量为测度指标，也就是说其成果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效率上，也体现在社会活动的公益化效率上。［29］

汪延明［14］指出，产业链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经济责任和自然责任两大方面，经济责任在于产业链各节点利益享受的合理性、经济利益计算的公平性、第三方监督的公正性；自然责任则在于对环境治理的支付力度、资源开发中对自然的宽容度。

随着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深入与环境意识的普及，绿色文化在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切以绿色植物为标志的狭义文化中输入了更为广义和深层的内涵，绿色文化即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携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文化［29］。

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根据本文提出的概念，主要由产业链节点企业之间的绿色协同、绿色信任、绿色共赢、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体现内在和外在绿色化服务等四个方面进行测度。

四、研究方法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准确获得数据，本研究从文献中提炼研究观点，得出测度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5个二级指标（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化理念、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社会责任、绿色文化）、26个三级指标（参见表1）。在问卷设计中做到测度指标的通俗易懂，采用五级李克特（Likert）量表，1代表最不认同，2代表不认同，3代表比较认同，4代表认同，5代表最认同。2015年3月，选择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商务局、农产品加工企业、相关厅局的产业规划处、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农业厅（局）、省市（县）扶贫办发放问卷，2015年5月收回有效问卷510份，回收率占86.67%。数据录入采用Excel。

本文在描述性统计、信度、效度分析中采用SPSS15.0，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检验采用Amos4.0。

五、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根据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应理论，均值大的因素对各影响因素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弱，从表1可以看出，每项指标的均值都小于3，所以指标的解释能力较强。由此可以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因涉及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不同构念，所以指标测度用同等信度的克隆巴哈（Cronbach's）α值分析其信度。用SPSS15.0软件对26个待测项的数据进行分析，其α值为0.729，根据Cronbach's检验要求，当问卷数介于待测项的10～20倍且α＞0.7时，问卷数据就有良好的信度。本文的问卷数510，介于310和620之间，α=0.729＞0.7，所以具有良好的信度。

对效度的分析，本文问卷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有很好的内容效度。其次，用因子分析法检验效度，以1为特征值，正交旋转4次结果显示，巴特利特（Bartlett's）球形检验显著（Sig.=0.000），KMO=0.827，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0.36%。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表明效度良好。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数据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及相关性检验。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Amos4.0软件，对架构的理论模型进行数据拟合和路径参数分析（参见表2）。整体拟合结果显示，χ2/df=1.768＜5，RMSEA=0.137＜0.5，NNFI=0.917＞0.9，CFI=0.908＞0.9，SRMR=0.071＜0.08，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问题，本文利用文献法提炼理论模型和测度指标，实证结果显示，生态治理、绿色化发展理念、流通产业链社会责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文化建设对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具有很强的影响，而且影响流通产业链的5个构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在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过程中，生态治理、绿色化发展理念、产业链社会责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文化建设贯穿流通产业链发展全过程。对于西南民族地区来说，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流通过程绿色化治理尤其重要，这将保证产销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户利益，避免对农户利益的双向挤压。

对于生态治理，是在考虑自然承载力的前提下，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平衡经济和环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

本文得出的结论，只是站在比较微观的层面，忽略了西南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成长的环境、品牌效应、种植面积、农民自身因素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今后，以弥补不足。

表2　路径参数、T值、假设验证结果

（二）政策建议

1.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绿色化治理受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化发展理念、产业链社会责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文化建设等因素的影响，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成长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政策的制定应当指导在生态系统允许的范围之内发展，摒弃对发达地区后工业化生态模式的疯狂模仿。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发展步履维艰，固然要谋求经济发展，但是以环境为代价紧盯GDP发展后患无穷。生态环境治理要同西南民族地区的绿色文化、绿色化理念培育等制度创新结合起来。西南民族地区应着手改变发展部门只管经济、环保部门处理污染的对立分权局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构建多元化环保系统。

2.将环境因素引入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技术研发层面，积极建立并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不仅应用到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扩展中，而且应用到科研管理过程中。绿色技术作为一个前瞻性技术体系，需要融合在科研开发、管理的源头，才能充分发挥控制优势，研发成果才能与环境先天协调，才能保证科学技术未来应用的环保性。从实践来看，就是环保部门与科技研发需要协同，特别是对于有技术集群效应的高新技术研发，在项目申报、规划、审批等过程融合环境、生态、技术创新等因素。总的来说，就是将绿色因素与科学技术研发充分结合，从源头规避非绿色发展。

3.针对山地特色农产品流通产业链节点企业，设计适度严格的环境保护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各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下，积极协同创新绿色技术，实现科技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提升，将节约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到企业产业链的环境保护成本中，让产业链获得先行性创造优势，提高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绿色竞争力。

4.严格产业链的社会责任制度，在西南民族地区山地特色农产品资源开发中，要建立对“公司+农户”等诸多模式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严格约束公司的盘剥、贴标签、暗箱操作等败德行为；对流通产业链中的节点企业要严明责任，流通产业链内部建立信任机制，将弘扬绿色文化作为建立信任的手段，使信任的计算属性和社会属性真正能够做到透明、公正、公平、合理。

注释：

①所谓“绿色技术”，简单地说，就是指能充分节约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在生产和使用时对环境无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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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英泽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Governance on Circulating Industrial Chain——a Case of Agricultural Mountain Products in Southwest Minority Regions

WANG Yan-ming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zhou，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governance，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ndustrial chain，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green culture construc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green governance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ial chain of agricultural mountain products in Southwest minority regions.Among these factors，ecological governance is the precondition；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cultivate capacity for innovation；social responsibility，green technology，green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will promote green governance of circulation industrial chain；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green culture will popularize and enha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green culture，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will improv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irculation industrial chain.The southwest minority regions should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pposition and decentralized authority，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combine green factors with technological R$D，and formulate such mechanisms a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ndustrial chain with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circulation industrial chain；green；green technology；green culture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7-0017-08

收稿日期：2016-04-25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计划面上项目“青藏地区冬虫夏草产业链治理研究”（2013GXS4D155）；贵州省软科学计划项目“贵州山地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伸及治理模式研究”（黔科合R字［2015］2011-3号）

作者简介：汪延明（1965—），男，藏族，青海省西宁市人，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产业链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