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

二○一六年，一个名叫“不存在日报”的微信平台组织了所谓“科幻春晚”的活动，邀请到中国十二位“顶尖”的科幻作家共同参与完成以“节日”为主题的科幻故事接龙游戏。著名作家刘慈欣也受邀完成了一篇作品，名叫《不能共存的节日》。

这个故事的内容很简单：一个打扮成地球人的外星观察者出现在苏联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面前，祝贺他成功将人类送入太空。这位观察者以评估地球文明为己任，主要研究地球上的节日，在他更为宏大的自然史视野之下，人类基于习俗文化的那些节日都不具备重要性；唯有人类物种进化过程中的突变日，方能称得上节日。外星人将科罗廖夫发射飞船的这天视为这样的突变，称其为“诞生节”。外星人的意思就是：人类唯有走向宇宙，才能称得上真正进化为完全的文明物种。

一个更高文明的来客将人类飞向太空的日子定义为人类最为真实、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节日，这样一种“立法”，实则是在用自然演进史的尺度，给予人类以伦理裁断。通过让外星文明“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作者自己关于人类文明的见解得到了展现。这种做法也不难让人想起古代神话和寓言讲述者的技艺。刘慈欣笔下外星文明扮演的，或许正是西方启蒙时代知识人笔下“上帝”的角色——当时许多无神论者致力于将基督教的上帝解释为“自然”。但是，在几百年后的中国人刘慈欣笔下，解释是反过来的：代表更高自然真理的外星观察者像世俗之人一样来到尘世，并将在过去数百年里已经彻底与神圣事物割裂的“自然”重新解释为能够给人类提供习俗立法意涵的“上帝”。这实则是一种“返魅”。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科幻”，也就构成一种带有虔敬意味的寓言诗学。

启蒙时代的西方人会认为，为了让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安乐生活，有必要将至高的伦理存在“上帝”解读为自然规律。由此，人类不再是上帝凭借意志的创造，而是逐渐生成的自然存在。唯有认可这一原则，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等一切关于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探索才得以可能。这里面有一个被后世称作“实在论”或者“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奠基：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和社会习俗规范方面的建构，本质上都源于其自然活动过程中的功能性进化。刘慈欣笔下的外星观察者就持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相对于人类生理官能的自然进化，一切习俗、教养、文化的内容都是后天建构的。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工程师出身的科幻作家过于相信这种启蒙时代遗留下来的科学教条，而应当看到他的目标是以这种自然主义重新确立关于人类未来可能生活的稳定伦理根基。

但刘慈欣的“寓言”不止如此。小说的后半段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在苏联宇宙飞船的“节日”之后九十多年，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人机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人类和计算机实现了直接连接。这个计划的总工程师“丁一”（作者似乎要用这个名字暗示他的渺小与虚构本质）在小说中曾经这么表述他的喜悦心情：

这个突破之后，脑机连接技术将走上康庄大道……人的记忆、意识和全部人格将能够上载到计算机和网络中，人类有可能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虚拟世界，你想想，在那里人什么都可以做，想什么就有什么，像上帝一样。

这种梦想当然也是有历史源头的。在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转向”之后，哲学与科学对“物自身”的考察渐渐受到怀疑。一种科学哲学认为，一切通过感官进入意识深处的内容都不外乎是现象，其极端的结论就是，实在论是失效的。相反，许多理论家开始相信，通过对人类心灵活动的方式进行结构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并采取措施满足心灵的种种欲求。在后世的许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乃至于浪漫主义的论说中，这样的科学技术探索被视为更加切合“人类的利益”。小说中提到的关于“虚拟空间”的构想，正是基于这一“内在转向”。“虚拟空间”旨在通过对意识能力的规律总结，以程序设计出迎合人类欲求的幻象，使之被“信以为真”（make-believe）。人类对“真”的理解就此降格为以主观意识投射作为前提的东西。

这种“信以为真”古已有之，文学虚构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即便我们承认文学的本质是想象力，但这样的现象总是基于对日常世界的整全理解。“真实”必须先构成认知上的基础，才能让文学虚构发生效力。即便在“信以为真”的意义上，我们也得首先承认“真”是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固定性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更加真实”的意思就是，诗虽然是虚构的，但却能够呈现更加普遍的内容，得到更为确切、固定的认知。当然古希腊悲剧大多告诉我们，人类也并非无所不能，而毋宁说是在告知命运无常之下人类的有限性，但也正因为这种有限性，人类的美德才弥足珍贵。

当代的“虚拟空间”理论认为，对这种古典哲学诉诸的唯一的可能——也就是人类活动必然通达的最终目的——的预测总是缺少依据的。不同的虚拟与构想之间的地位被视为平等的，进而都具备通向现实的潜能。这一判断的前提当然就是现代的民主平等理念：人作为由无数具体且充实的个体暂时拼凑的松散的“类”，本身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确切的、普遍的目的。相反，每一个体从一开始就身处在多元的文化场域当中，他们的欲求和目的进而是多元的。虚拟技术在这样一种多元主义伦理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之下，可以扮演起每一个体通向个别欲望的方便法门。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事业已经踏上了这样的“伟大进程”：色情、暴力与其他一切过去被视为低劣而加以禁忌的东西已经逐渐突破了法的界限，变得俯拾即是。

柏拉图认为“多”就是“低劣”，原因在于，比起唯一的、普遍的美好目的，各种低劣的欲望肯定更为“多元”。一切能够引导人类趋善避恶的伦理和法律都具有单一且普遍的特性。但在虚拟空间中，现实身体不再发生作用，法律也就无从制裁；意识一旦可以离开身体而存在，也就不再有世俗属性，“伦常”和对有限生活中一切规律的认同也就随之消逝。许多人热切地盼望着这样一种“解放”状态的到来，但更加深刻的人则看到，这是人性的沦落。

在宗教退居幕后的时代，一些思想者一度通过将道德基础建立在对真实和真诚的信念之上，促使自然探索反过来承担起在世俗生活中的伦理责任。这就是前述的科学实在论的伦理意义。刘慈欣的寓言则告诉我们，一旦科学家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的欲求而开始对人的普遍目标加以质疑时，科学的品位就发生了转向。在小说中，外星观察者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态度讲述了这样的预言（或寓言）：

开始，现实中的人会越来越少，虚拟天堂那么好，谁还愿意待在苦逼的现实中，都争相上载自己。地球渐渐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后，现实中一个人都没有了，世界回到人类出现前的样子，森林和植被覆盖着一切，大群的野生动物在自由地漫游和飞翔……只是在某个大陆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其中运行着一台大电脑，电脑中生活着几百亿虚拟人类。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刘慈欣在此借用的是《理想国》中关于“洞穴”的隐喻，但不难发现，其中的讽喻效果是相似的。故事的最后，外星人将“虚拟世界”技术完成的那天称为人类的“流产节”，之前的“诞生节”则从此取消。一旦接受了虚拟空间技术及其背后的一套哲学，那么作为“类”的、能够通达普遍真理和美德的完善的人将不复存在。每一个人看似都“无所不能”，但“人类”则不再可能。这就是科幻作家刘慈欣通过他的诗艺推理给我们看的唯一真实可能。